讓丘吉爾后悔一生的決定

潛艇作為一種隱秘的技術性兵器，在兩次大戰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其深藏水下的隱秘性，潛艇在一戰前一度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而被普遍呼吁禁止使用。

1913年末，“英國近代海軍之父”約翰·費舍爾勛爵曾向帝國國防委員會提交一份備忘錄，認為德國人會用潛艇破襲戰的方式對英國進行海上封鎖。但以海軍大臣丘吉爾為首的海軍部成員未予重視，他們認為，按照國際法規定，如果對商船進行攻擊，必須提前對商船進行檢查，確認是否載有違禁品，俘獲商船船員并將其帶回本國港口，才可擊沉商船。但這對潛艇是行不通的，因為這樣會犧牲潛艇的行蹤，而且潛艇也沒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戰俘。如果進行破襲戰的話，容易引起道德上的憤怒，還會引發同中立國之間的戰爭。

日后英國為這個幼稚決定付出了慘痛代價。潛艇在海戰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尤其是二戰期間的德國海軍，更以潛艇為主力，在大西洋上進行了廣泛的破交作戰，幾乎將英國絞殺在補給線上。

二戰后期，除了作為水下的秘密破壞力量，軸心國潛艇還承擔了一項特殊的、常常為人忽略的任務——來往于亞歐大陸兩端，充當信使。

日德陸空交通線的覆滅

1940年，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簽署《三國同盟條約》，軸心國集團正式形成，其中規定三國戰爭中需要相互援助，但這點在實踐上困難重重，因為日本與德、意兩國幾乎位于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相互之間的人員和物資交流渠道并不通暢。

在蘇聯尚未參戰前，德、意與日本之間的人員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借道蘇聯完成的，即日軍經“滿洲國”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到莫斯科，然后經由莫斯科到達歐洲的德國占領區。

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便是通過這條路線訪問了德、意兩國。松岡洋右此行的目的在于確認蘇德開戰的可能性，并完成日蘇邦交的調整。于是松岡乘火車沿西伯利亞大鐵路經莫斯科抵達柏林和羅馬。在返程途中，松岡洋右與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松岡此行的目的可以說基本完成了。

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這導致了日本與歐洲盟國之間的蘇聯陸路交通幾乎中斷，例外只有1943年3月，日本信使由蘇聯經土耳其抵達德國。期間德軍在蘇聯戰場不斷取得勝利，甚至一度兵臨莫斯科城下；與此同時，日本向英美宣戰，并消滅了英美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德意兩國與日本之間迫切希望協調作戰，以便贏得戰爭的最終勝利。于是，開辟歐日之間空中交通線路的任務便由遠航經驗豐富的意大利空軍來付諸實施。這項任務在意大利空軍中被命名為“G”計劃。

1942年6月29日，由穆斯塔克利中校駕駛的SM.75GA型飛機，攜帶了大量的德意與日本方面的外交和作戰文件，經由德軍占領的克里米亞半島機場——這是當時軸心國控制的最東端的機場，穿越蘇聯領空，于6月30日晚上10點到達由日軍控制的包頭機場，并在次日飛抵東京，7月16日，穆斯塔克利駕駛飛機返航，最終降落在敖德薩機場。

因為東京方面對穆斯塔克利機組出人意料的冷淡態度，使得這次開辟空中通道的效果并不如預期，這條航線也僅僅用了一次。1943年，日本終于開始嘗試使用遠程飛機運載外交信使，但飛出不久便消失在蘇門答臘外海。開辟空中通道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這樣，日本與德意之間的交通路線只剩下海上一途。面對盟軍的海上封鎖，他們只能嘗試少量艦船的偷運。而且由于蘇伊士運河為盟軍控制，德日之間只剩下一條時間與人力成本都相當高的海上航線，即從德國占領下的比斯開灣港口出發，經由大西洋，繞過好望角，途經印度洋，到達日本控制的南洋地區。

隨著德日海軍水面有生力量的喪失殆盡，這一任務不得不倚重潛艇來完成。

        

軸心國都通過潛艇運輸了哪些寶貝

戰爭期間，德日之間的潛艇交流，由德國前往日本的行動被日方稱為“柳輸送”，運輸物資以新式武器及其圖紙、工業制成品、技術資料為主；而從日本前往德國的行動被稱為“反柳輸送”，物資則以日本急需的熱帶作物制成品、工礦產品為主。擔當運輸任務的主要是日本潛艇，因為日本海軍擁有較多大型潛艇，運輸量也更大。

1942年4月11日，由日本海軍中佐遠藤信夫指揮的伊－30潛艇從日本海軍基地吳港出發，搭載著3300磅云母、1542磅蟲漆，以及九一式航空魚雷的圖紙和一架E14YI水上飛機等物資，經新加坡、馬達加斯加，繞過好望角，于8月5日成功抵達法國洛里昂港，成為在“柳”輸送中第一艘到達歐洲的日本潛艇。

這趟旅途可謂是精彩紛呈，4月20日到達馬來西亞檳榔嶼，然后隨大部隊前往東非執行破交任務，并在馬達加斯加重創了一艘英國戰列艦，并擊沉了一艘英國油船，之后全程保持無線電靜默前往歐洲。途中甚至被南非空軍的巡邏機發現，但潛艇迅速下潛，擺脫了被擊沉的命運。

伊－30潛艇抵達歐洲后受到德國海軍高層的熱烈歡迎，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元帥、潛艇部隊司令鄧尼茨上將、日本駐德國海軍武官橫井忠雄大佐等都到洛里昂來迎接伊－30的到達，艇長遠藤信夫中佐還被希特勒授予鐵十字勛章，而伊－30也由德國專家做了局部改裝。當隨潛艇運抵歐洲的E14YI水上飛機在試飛的時候，德軍媒體為之振奮不已，“一支日本海軍航空兵部隊已經開始在法國的基地并肩作戰”。

8月22日，伊－30潛艇裝載一套完整的地面防空雷達圖紙、大量黃金、彈藥和卡爾·蔡司光學儀器，以及價值1億日元的工業鉆石和50部“恩尼格碼”機，返航日本，最終于10月13日抵達新加坡。第二天離開新加坡返回吳港基地時，伊－30因觸碰了水雷而沉沒，其所搭載的物資中，雷達圖紙因海水浸泡而損毀，大部分“恩尼格碼”機也已損壞。盡管如此，輿論普遍認為伊－30的歐洲之行大獲成功。

1943年5月10日，隸屬于德國海軍的U-511號潛艇從法國洛里昂出發，搭載著大量水銀、鉛、鋁，以及魚雷發動機和ME-163型戰機圖紙等，于8月7日抵達吳港，成為到達日本的第一艘德國潛艇。后來U-511被移交給日本海軍，被命名為呂—500，作為研究之用。

二戰時期日本海軍的潛艇分級命名中，以大中小型劃分命名為“伊”、“呂”、“波”三型。其中“伊”型潛艇的標準排水量為1000噸以上；“呂”型潛艇標準排水量多為1000噸以下，500噸以上，但也有例外，如上文提到的呂—500；“波”型潛艇標準排水量則多為500噸以下。而“伊”型潛艇中還包含了大量標準排水量為3000噸以上的大型潛艇。這種潛艇因排水量巨大，續航距離和時間超長，可運載貨物的空間也較同時期德國潛艇更多，所以“伊”型潛艇成了執行“柳輸送”的主力。

1943年6月1日，載有酸素魚雷及其發射裝置、最新水上偵察機和大量熱帶工作產品的伊－8潛艇從吳港出發，于8月31日抵達法國布雷斯特港。隨伊－8潛艇抵達的還有赴德國準備接收新型潛艇的一隊艇員。10月5日，載有大量德軍技術裝備和光學器材的伊－8潛艇開始返航，且于12月21日返回吳港。這艘潛艇也幸運地成為在“柳輸送”中唯一一艘安全往返的潛艇。

“柳輸送”一直持續到德國投降時的1945年5月，最后一艘執行任務的德國潛艇U-234在大西洋上向美軍投降。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只有三艘日本潛艇成功到達德國，只有一艘德國潛艇和一艘意大利潛艇到達日本，損失的潛艇數量很多。雖然數據并不好看，但德日雙方以潛艇交流的方式進行了不少的關鍵物資和人員交換，其中包括雙方急需的重要戰略物資，關鍵性武器裝備的設計圖紙、樣品，最后執行任務的U-234上甚至載有大量準備輸送給日本的濃縮鈾。

盟軍方面自然知道“柳輸送”對軸心國集團的重要性，故花了極大精力來尋找執行任務的雙方潛艇，其中以擊沉伊－52潛艇一事最為著名。

1944年3月16日，載有2噸黃金及大量戰略物資的伊－52潛艇離開日本佐世保，前往法國洛林，6月23日午夜在佛得角群島外海同前來接應的U-530潛艇匯合。但盟軍完全破譯了日德海軍的通信密碼，并對伊－52潛艇的行蹤進行了長時間監視。日德潛艇匯合之后幾個小時便遭到了盟軍反潛艦隊的猛烈攻擊，伊－52潛艇很快沉沒，U-530潛艇則僥幸逃過一劫。

“自由印度臨時政府”，日德潛艇幫了大忙

“柳輸送”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德日之間的人員交換。伊－30潛艇返回日本時，便將日本海軍此前派往德國學習雷達技術的鈴木親六等人帶回日本；唯一成功往返的伊－8潛艇在去程時不但帶有前往德國接收新型潛艇的一隊艇員，還有赴德國進行技術調查的西原市郎中佐等，回程時則搭載了卸任駐德海軍武官橫井忠雄，以及德國派往日本的陸軍武官和技術員等。

在參與“柳輸送”任務的所有潛艇乘客中，最著名的當屬曾任印度國大黨主席的印度獨立運動激進領袖錢德拉·鮑斯。

20世紀后，印度獨立運動從王公領導的武裝戰爭轉化為由國大黨領導的相對和平的民族獨立自治運動。后來因為斗爭方式的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國大黨分裂為以甘地和尼赫魯為首的，堅持“非暴力不合作”的溫和派，和以錢德拉·鮑斯為首的，堅持武裝斗爭的激進派。

錢德拉·鮑斯曾經籌建了印度的青年學生組織——國民志愿軍，并且成為其最高指揮官。他主張以武裝斗爭的方式來反抗英國殖民者，從而使印度徹底獨立。1938年鮑斯當選國大黨主席，提倡激進路線，而這與甘地等溫和派產生了激烈矛盾，最終鮑斯同國大黨決裂。他又在1941年從加爾各答越獄逃亡莫斯科，請求蘇聯的支持未果后轉往德國。

1942年，日軍占領新加坡，電邀鮑斯返回亞洲，并決定利用鮑斯來進攻印度。1943年，鮑斯與其助手哈比·哈桑少校搭乘U-180潛艇從德國基爾啟航，隨之啟程的還有給駐東京的德國大使館的大量機密文件，以及德國新式潛艇圖紙和大量新式彈藥樣品等。4月25日U-180抵達馬達加斯加海域，與前來接應的日本海軍伊－29潛艇會合。鮑斯和哈比·哈桑換乘日本潛艇于5月6日抵達印尼，十天后抵達東京。

后來鮑斯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了“自由印度臨時政府”與“印度國民軍”，并配合日軍對印度因帕爾的進攻，但最終以慘敗收場。1945年8月，鮑斯逃亡東京，途中因飛機失事死于臺北，只活了49歲。身為印度人的鮑斯，最終竟被日本佛教僧侶收尸，葬于東京蓮花寺。而另一位長期流亡日本的印度獨立運動領袖拉希·比赫里·鮑斯則在1945年1月也病死于東京。

拉希·比赫里·鮑斯曾經策劃了旁遮普和北印度的總起義，起義失敗后他流亡日本，并在日本箱根會見了孫中山。后受孫中山的委托，頭山滿等人將拉希·比赫里·鮑斯掩藏起來，避免日本政府在英國政府施壓下對以拉希·比赫里·鮑斯為首的流亡印度革命家們的驅逐，他還尋得了一位日本妻子，東京居然成為他的“第二故鄉”。巧合的是，他與另一位鮑斯差不多同時客死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