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國”？最早的“中國”誕生于何時？早期中國是土生土長，還是受到外來文明的強烈影響？著名的二里頭文化究竟姓夏還是姓商？這些都是歷史學、考古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

        6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受邀來到上海市社聯群言廳，參加“望道系列學術講座”，并做了題為“考古學視角下的‘中國’誕生史”的精彩報告。以下是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對許宏先生講座內容的整理摘錄。

        

考古學為本位的歷史書寫

        關于中國誕生史，中國是怎么來的，可以有多種解讀。我們一直以來存在著“文獻史學”和“考古學”兩大話語系統。

        文獻史學，幾千年來一直在做，現在還在做，今后仍有必要繼續梳理。條分縷析、去偽存真地來做，就是文獻史學為本位的研究。

        在考古學出現之后，就有一種積極的進行整合性的研究，這就是把文獻中披露的信息，跟已經發現的考古遺存做比較研究，俗話說是“對號入座”，這構成了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一種研究取向。

        還有一種就是我本人持有的態度，以考古學為本位。考古人也應當而且能夠以自己相對獨立的身份參與寫史。

        “文獻史學”與“考古學”這兩大話語系統在一開始各自發聲，分別是神話傳說和考古學文化，只有到了殷墟時代，甲骨文出來，就是地下文字和傳世文獻資料結合在一起，這兩大話語系統才能夠合流，才能成為信史。在此之前，所有狹義史學范疇的研究都是推論和假說。

        一般說來，我們把那些有確切文獻記載時期叫做歷史時期（History）；把只有零星文字，要靠后人追述的時期叫做原史時期（Proto-history）；再往前是完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Pre-history）。

        考古學在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我曾跟著徐蘋芳和嚴文明先生，連續做了好幾個國家社科基金委托的整個考古學科五年規劃的本子。我們這個學科的自我評價是考古學在史前時期的研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秦漢之后的研究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越是沒有文字的時代，考古學就越能彰顯出它的優勢。

        那么中國是何時誕生的？像我這種偏于保守，以考古學為本位的研究者，傾向于二里頭文明應該是最早的中國。我那本小書《最早的中國》就是寫二里頭文明的崛起。但它是夏還是商？就不知道了。同時我又認為，暫時不知道姓夏還是姓商，并不妨礙我們對二里頭在中國文明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二里頭文化：最早的中國

        什么是“中國”？我們說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但要從二里頭開始算，那只有三千七八百年的歷史，這不是有問題嗎？我說其實不矛盾，關鍵是怎么看“中國”。如果從現在的中國追溯，它既是政治實體，也是文化實體，跟族群也有關系。

        我之所以說二里頭文化是“最早的中國”，那是從最狹義的政治實體的角度看。“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最初的“國”就像蘇秉琦先生說的那樣，“滿天星斗”，但那些“國”是共存的、不排他的。而只要“國”之前加上“中”，加了central這個定語的話，就具有了唯一性和排他性。從考古上學看，東亞大陸是什么時候開始擁有獨一無二的核心文化？那么只能是二里頭。

        

        我們熟悉的中國的自然環境，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大盆地，西北是高原干旱區，東南是多雨的季風區，這兩大板塊有重大差別，也各自有特別興盛的文化，但最后被稱為“中國”的那種強力的存在，到最后還是在兩大板塊的交匯地帶產生，所謂“雜交”出高度文明，這在生態學上叫做“邊際效應”。

        我個人的中國上古史觀或者說文明觀可以形象地歸納為“東方先亮、西風東漸、月明星稀”。我不太認可文明單線進化論，那時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狀況跟現在中國的東西差別幾乎是一樣的，中原絕不是從一開始就很興盛、很強大，而是東方開始很厲害，到后來中原才崛起，而這與歐亞大陸青銅潮的東漸是有密切關聯的，所以我說“東方先亮、西風東漸”，最后二里頭出現是“月明星稀”。

        

        二里頭都邑在中國歷史上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是鑒于二里頭處在從多元到一體的這個結點上，所以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為政治實體的最早的中國，只能上溯到二里頭，再往前就是“滿天星斗”了。

        二里頭文化是在洛陽盆地出現的，我們知道盆地北邊就是邙山，中國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生于蘇杭，葬于北邙”。講到這里，說句題外話，我們做考古工作，其他地方如果是十墓九空，洛陽則恐怕要十墓十空。所謂“洛陽鏟”就是洛陽盜墓人發明的，當地的盜墓水平極其高超。建國之初，各地的考古隊就吸收了不少原來的“盜墓賊”，因為他們的水平太高，必須作為人才引進，把他們改造成新人。二里頭隊當時就有一位這樣的資深技師，干了多年。

        

二里頭的“中國之最”

        我們在二里頭這樣一個大都邑里，一下發現了中國歷史上，包括東亞大陸從來沒見過的遺跡遺物，而這些東西跟三代以后，一直到明清的古代王朝都是相關聯的，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向后又開啟先河的，二里頭有好多這樣的“中國之最”。

        我們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東亞大陸最早的車轍（雙輪車的痕跡）、中國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四合院宮室群、中國最早的紫禁城——宮城、中國最早的國家高科技產業基地——官營手工業作坊區，包括最早的鑄銅作坊和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等等。

        

宮殿區大路上的車轍

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清理

        我們還首次在宮殿區內發現了貴族墓，那些墓葬就是埋在當時宮殿院子里面，是使用時期而不是廢棄后埋葬的。貴族墓葬為什么會埋在那兒？這些建筑是什么？當時人們的生死觀念是什么？為什么有些族群會把先人埋在自己的屋里，然后在上面繼續生活？這座宮室是祭祀性的宗廟嗎？這些問題都有待探究。

        墓里面的隨葬品，都是物以稀為貴的東西。比如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就出自這里，很有意思。上海博物館的宋建老師認為這種原始瓷跟上海周邊江浙一帶的很相近，那究竟是江浙產的，還是二里頭當地產的？是交流的產物還是朝貢的物品？都有待探索。

        

        去年是二里頭遺址發掘55周年，我們推出了我作為二里頭考古隊第三任隊長以來的一個集體成果——《二里頭（1999-2006）》。我們挖了7年多，整理了7年多，可以說是十五年磨一劍。這套書彰顯出多學科合作的理念，各個學科的作者總共達到62人，試圖從二里頭遺址中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

        我們有一個開放的心態，“二里頭是世界的二里頭”。我們考古人由于自己的學科限制有許多研究是搞不了的，我作為考古隊長，作為一個協調人和籌劃人，至少可以知道哪個學科有最好的學者，可以共同做研究。這是今后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大趨勢。        

農民挖到中國最早的青銅鉞

        二里頭還出土過一件中國最早的青銅鉞，這個故事很有意思，我們考古人想挖什么挖不到，但農民一挖，往往挖得出來。

        大概是在2000年，那時我剛接手二里頭發掘不久。某天有一位鄰村的老漢拿著廢報紙包著的兩塊殘銅片來問我們是不是有用。他說的出土地點就在二里頭遺址內。看銅片遍體鱗傷，我就問他，他說不知道是不是銅，他就敲了看看。收廢品的人說只能給他五六塊錢，他說還不夠一盒煙錢，不干。那意思是說，我們給他的獎勵不能低于這個數。因為考古隊是不能收購文物的，但我們可以給人家獎勵，否則更沒人上繳文物了。現在的農民，如果遇到他認為值錢的東西，大半不會送給你了。上世紀70年代以前，農民那都是成批成批地往考古隊送。

        

        我當時一看這件東西就按捺不住驚喜，知道中國最早的青銅鉞出土了。以前發現的最早的青銅鉞是二里岡文化晚期的，那要比二里頭晚好多，再往前跟玉石鉞接不起來。二里頭這件銅鉞一出土，鉞的譜系就聯系起來了。所以非常興奮，最后獎勵了那位農民30塊錢，結果老頭挺高興，第二天就領著我們指認他挖出東西的地方，我們記錄信息，又馬上派專人坐軟臥送這件寶貝到西安去，用意大利進口的X光機，來拍里面的內傷和花紋等等，最后公布了它的詳細材料。

        所以，二里頭出土點什么東西都有可能是中國之最。

早期中國單純土生土長？

        早期中國是單純土生土長的嗎？二里頭文化究竟是酋邦（Chiefdom），還是國家（State），這些現在大家還都是爭來爭去的。

        我在《何以中國》這本書里引述過一個片段，2005年世界著名的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應邀到北京做講座，有人問他對中國早期國家形成問題的看法。他的回答非常好，他說這完全取決于考古學家自己的經驗，例如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學者眼里，龍山時代的那些共同體應當就是國家了，因為他們發掘出的“國家”就那么大甚至還沒那么大；但你如果問從事埃及或美索不達米亞考古的學者，他會覺得只有像殷墟那樣的社會才是國家。因此在我們這個領域，沒有正確和錯誤之分，現在許多問題都具有不可檢驗性，此時，證據、材料、邏輯、推導過程，這些東西才是重要的。

        從龍山時代一直到殷墟時代，除了青銅之外，我們看多墓道的大墓，包括甲骨文這些東西，都沒有找到確切的本土來源，有點突兀。而像馬拉車、小麥、綿羊、黃牛，還有很多東西都是東亞大陸以前沒有的，甚至像二里頭這樣一種掌控大范圍人群的能力和政治組織模式，是否就是從無到有，“獨立自主”探索出來的？也有待進一步探索。

        

        我們發掘得越多感覺問題越多，重要的不是解決了什么問題，而是提出了新的問題，引發大家思維復雜化。現在可以說“光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我們今天一定要把整個中國史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視角下來看，加強不同地域、不同學科間的合作，尤其寄希望于年輕人，在廣泛的國際交流中做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