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北京6月14日消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沉痛宣告：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原書記，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喬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5年6月14日7時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喬石原名蔣志彤，祖籍浙江定海，1924年12月出生在上海。

        喬石曾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紀委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職務，是十三、十四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喬石很早便開始參加組織上海學生運動。

        按照定海新聞網的講述，喬石祖居在定海鑊廠弄4號。祖父在城里擺咸貨攤，生有三子，喬石父親排行第二，少年時即去上海學生意，后在一家家具行當帳房先生。喬石母親則是上海一紡織廠的紡織女工。

        1940年起，喬石就擔任上海南方中學、光華附中地下黨支部委員、書記，之后又進入上海地下黨學委中學區委、中學分委，上海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上海地下黨學委總交通，上海地下黨新市區委工作，到1949年離開上海時，他已是上海市北一區學委書記。

        其間，他在華東聯合大學文學系和淮南華中局城工部調訓班完成了自己的學業。

        在上海工作時，喬石結識了比自己小兩歲的郁文。

        郁文原名翁郁文，1926年10月出生于浙江慈溪。抗日戰爭勝利后，郁文被黨組織派往上海，一邊求學，一邊從事學生運動，同時在《聯合晚報》當記者。

        《聯合晚報》實際上是上海地下黨支持主辦的報紙，郁文也因此同喬石成為同事。

        兩人在1952年結為伉儷。在長達半個世紀的生涯中，夫妻倆始終患難與共。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原主任吳興唐曾在《中國新聞周刊》上撰文回憶，1952年初，郁文與喬石結婚。婚禮十分簡單，郁文第二天就照常上班了。

        1949年至1954年，喬石先后任浙江省杭州市委青委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市委青委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青委統戰部副部長。

        1954年，30歲的喬石被調入鞍山鋼鐵建設公司，任工程技術處副處長、處長。之后，喬石參與創建酒泉鋼鐵公司，從東北奉調大西北。

        酒泉鋼鐵公司是國家“一五”重點建設項目，1958年建成。喬石歷任酒泉鋼鐵公司設計院院長兼鋼鐵研究院院長，酒泉鋼鐵公司陜西工程管理處黨委書記。

        1963年，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理論班進修一年后，喬石被分配到中聯部五處（即西亞非洲處，當時“處”相當于“局”），擔任副局級研究員。

        在這一圍繞不同時期黨的中心任務開展對外交往的部門，喬石工作了將近20年時間，從副局長拾級而上，1982年獲任中聯部部長、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吳興唐回憶，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數年事已高，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一般都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領導中央書記處做出，報中央政治局后，再負責貫徹實施。

        “中央書記處成員中，候補書記喬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輕的，胡耀邦戲稱他們是拼命三郎‘石秀’。胡耀邦很欣賞喬石，認為他有干勁、理論修養好。”吳興唐寫道。

        因為妻子郁文家庭背景的關系，喬石夫婦在“文革”時受到了不公的對待。

        郁文的母親陳若希，是國民黨“文膽”陳布雷的五妹。陳布雷曾加入同盟會，擔任過上海《天鐸報》記者和《商報》主編，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后為蔣介石撰擬《祭告總理文》，一舉成名。1935年后，陳布雷任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等要職，長期為蔣介石撰寫文告、文件和文章。

        吳興唐回憶，因為陳布雷的關系，郁文在“文革”中被貼了大字報。在屬于“文革”重災區的中聯部，每天都有“重磅炸彈”，多名部長、副部長和局級干部被揪了出來，喬石等都被關進中聯部的“南小樓”，隔離審查。

        喬石小女兒喬曉溪也記得，父親在1968年因被連番數日游行、批斗、陪斗，身體疲憊而突發疾病。

        “我們一家正準備著吃飯，突然聽到洗手間里傳來一聲巨響，媽媽反應過來，馬上跑了過去……門開了，爸爸面無血色，沒有說上一句話，又直直地朝著我們倒了下來。”

        隨后，喬石被診斷為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導致失血性休克。正當醫生們討論治療方案時，喬石單位的造反派聞訊趕到，先是宣讀了“最高指示”，接著告誡醫生：他是走資派，屬于“牛鬼蛇神”、重點審查對象，你們看著辦。

        “有了這樣的指示，醫生只給予一般保守治療，輸上液，用了一些止血藥，在醫院觀察了幾天。”喬曉溪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診室的候診椅子上躺了幾天，出血居然停止了。病情稍見穩定，馬上被請出醫院。”

        1969年，喬石夫婦被發配到黑龍江肇源“五七干校”，1970年遷往河南省沈丘縣。直到1971年，耿飚調任中聯部部長后，喬石和郁文才先后調回中聯部。

        1983年7月，喬石離開中聯部，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離任時，喬石在中聯部禮堂向全體干部作的深情講話，吳興唐始終記得。

        喬石說：“我從60年代中期從中央黨校學習后就分配到中聯部工作。20年來，我在中聯部學到了很多東西。特別在耿飚和李一氓領導下，提高了業務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維能力。1982年把我選進中央書記處當候補書記，別人以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實，老實說，事先我沒有思想準備。我想這一輩子也就在中聯部干點具體的事，有空閑看看書，寫寫字，生活得簡單點。我感到，職務越高，工作擔子越重，越復雜，任務越艱巨，心里總是沒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聯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特別是中聯部有勤奮工作的風氣。我對中聯部永遠是感恩的。”

        吳興唐回憶，說到動情處，喬石聲音哽咽，眼中噙著淚花。

        1985年，喬石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1986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開，喬石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日，經中央紀委全體會議選舉并經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批準，喬石出任中央紀委書記。

        1992年10月，喬石連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3月，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曾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的佘孟孝評價喬石：“從沒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真誠待人，有著特殊的親和力。即使是內向和孤僻的人，也樂意同他交談交心。”

        2012年，佘孟孝在《記喬石同志在主管政法工作期間抓的若干大事》一文中寫道，喬石在主管政法工作期間，“出了許多好主意，抓了許多大事，做了許多實事”。

        例如，“喬石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后，接著又兼任中央紀委書記，承擔起領導查處違紀和查處違法的兩付重擔。可是，他不是把兩項工作混淆起來，而是把兩項工作清晰明確地區分開來”。

        喬石還“明確表示政法委不能代替和包辦政法各部門的職責和任務，要充分發揮政法各部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各自履行自己的職責”。

        對于如何提高政法干警的素質，佘孟孝回憶，喬石不僅注意正面教育，而且注重抓住一些反面典型，作為反面教材，促使大家引以為戒，不再重復做違紀違法之事。

        “比如1986年喬石同志親自過問了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分局預審科副科長葛林、項普所犯的執法違法事件，查明他們在承辦的案件中竟有49件犯有逼供信，傷害了60多人。后由北京市中級法院立案審判，判處他們有期徒刑。又比如1985年喬石同志親自過問了復查河南省鞏縣錯判了魏清安攔路強奸婦女殺人案。由于真正的殺人犯田玉修在魏清安被錯殺后，自己招供了，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撤銷了對魏清安原判，宣布了魏清安無罪，依法給予了賠償。此兩案均通報全黨和政法各部門，這對加強政法干警的自律，遏制逼供信，防止冤假錯案，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田紀云在回憶喬石時說，八屆全國人大的重大功績之一，是通過了憲法修正案。

        在發表于《南方周末》的《回憶與喬石同志相處的歲月》一文中，田紀云寫道，199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喬石同志為組長的憲法修改小組。經過3個月的努力，小組提出了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初步方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并原則同意后，下發征求各地方、各部門及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的意見。然后由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后，向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代表大會報告了審議意見。代表大會經過認真審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共九條）。

        “這就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取得的改革開放成果固定下來，具有重大的意義。”田紀云說。

        1997年至1998年，喬石漸次卸下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退休后，他極少公開露面。

        1999年春，在喬石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職務一年之后，吳興唐到喬石家拜訪。

        喬石對吳興唐說：“我現在是‘無官一身輕’，只參加一些禮儀性活動。閑來寫寫字，聽聽音樂，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觸。但我多年來養成一個習慣，就是腦子里不斷地思考一些問題。”

        2012年6月，《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一書由人民出版社、中國長安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了喬石1985年至1998年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期間，有關民主與法制的講話、報告、談話、文章共102篇，約44萬字。

        2013年1月28日，夫人郁文在醫院去世，享年87歲。

        2014年，喬石將著作《喬石談民主與法制》的稿費1100萬捐出，作為“志同法治專項基金”的啟動基金。喬石的大女兒喬凌說，“父親曾長期負責政法工作，發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是他的夢想。他曾多次提到‘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與尊嚴’，保證憲法和法律的實施，依法治國，依法辦事，是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不可缺少的條件，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重要保證。’”

        志同法治專項基金將通過與法律有關的學術課題研究和各種相關的公益項目等形式，致力于維護司法公正，推動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進程。

        （本文資料來自《中國新聞周刊》、《法制日報》、《南方周末》、中國寧波網、定海新聞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