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統(tǒng)一王朝。它的統(tǒng)治究竟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一個很難回答，但同樣又很難回避的問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張帆教授長期研究元史，他認為，元朝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影響，可以從大統(tǒng)一、專制的強化、制度的斷裂、經濟的波動這四方面來看。

       

李媛 繪）

        澎湃新聞：說到元朝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似乎有很多方面可以說，您是怎么界定“影響”的呢？

        張帆：這個問題可以有幾方面的理解。第一，有些東西是自然發(fā)展的，從邏輯上推斷，沒有元朝也會這樣，最多是進度、規(guī)模稍有差異而已。雖然說歷史不能假設，可看發(fā)展趨勢確實如此。比如過去經常講的，程朱理學在思想界占統(tǒng)治地位，這件事發(fā)生在元朝。但實際上，程朱理學占據統(tǒng)治地位是一個自然的趨勢，即使沒有元朝也會如此。無論它是好是壞，和元朝都沒有太大關系。還有講元朝經濟發(fā)展成就，經常談到棉花種植的推廣，也是一樣的道理。沒有元朝，棉花種植也會逐漸推廣。俗文學方面，雜劇、散曲等在元朝以前就有很好的基礎，沒有元朝同樣也能發(fā)展起來。因此上述種種，嚴格說來都不能算是“元朝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第二，還有這樣一種情況，元朝帶來某種影響，但到元朝滅亡，這個影響就逐漸消失了。比如像“四等人制”——這個概念現在有些爭議，可能不太準確——以及儒士地位的下降，中西陸路交通的活躍，基督教的傳播，這些影響在元朝滅亡后并沒有延續(xù)下去。它們可以算是“元朝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但比較次要。

        第三種情況，在元朝統(tǒng)治下出現某種現象，和前面的歷史基本接不上，但和后面的歷史能接上，這才是最主要的“影響”，是我們重點要談的。不過這里面又有一個問題，就是第三種情況，所謂主要的“影響”，其中相當一部分與金朝有關。在很多時候，元朝和金朝的影響是混在一起的，很難截然劃分。金、元都是北方民族王朝，前后相承，對中國歷史有相同方向的推動。但畢竟金朝只有半壁江山，時間也相對短，所以它的影響會比較小。下面我們要談的問題，或多或少都有金朝的背景，但是金朝我們就不講了，無論如何，元朝的影響是主要的。 

        澎湃新聞：您認為元朝的第一個影響是“大統(tǒng)一”，它與以往漢、唐的統(tǒng)一王朝有什么不同？

        張帆：“統(tǒng)一”這個詞有點陳舊。日本學者杉山正明教授有一個提法，漢、唐的大帝國是轉瞬即逝的，元朝以前的中國歷史，包括漢、唐在內，本質上屬于“小中國”。到了元朝，加上此前遼金等北方民族政權的影響，中國才變成了“大中國”。就是說，在元朝以前“小中國”是常態(tài)，元朝之后“大中國”變成了常態(tài)。這種提法值得參考。明朝版圖比元、清小，但總體來說，從持續(xù)和有效控制的范圍而言，它并不比漢、唐差，或許還強一些。所以稱元朝以下為“大中國”時代，應該沒什么問題。這個“大中國”時代由元朝開啟，這就是它對中國歷史的第一大影響。

        實際上在元朝，很多人寫歌功頌德的文章，主要就是吹捧“本朝”版圖遼闊，其他還真沒有太多可吹的。著名學者楊聯(lián)陞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朝代間的競賽》，其中討論中國古代一些朝代的人如何歌頌自己的時代，如何總結“本朝勝于前代者”云云，很有意思。可以看到，古人也很愛搞主旋律、正能量的宣傳，不過在不同朝代，會結合自身情況進行不同角度的歌頌。楊先生這篇文章漏掉了元朝，我們完全可以給他作一點補充，元朝人吹捧自己時代的時候，主要就是突出一個“大”字。其他方面的，比如經濟發(fā)達、文化繁榮，這類吹噓都比較少見。今天網上討論“元朝到底能不能算中國”，如果從元朝當時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絕大多數確實認為元朝能夠代表中國，是把元朝當作中國歷代王朝當中的一環(huán)，拿來和其他王朝比較。

        再做點具體補充。今天中國的有些地方，是元朝把它納入版圖。比如云南，云南在唐朝中期出現獨立政權，更替了好幾個王朝，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中原王朝也沒有非要把它納入統(tǒng)治的想法。宋朝干脆置之不理，說“大渡河外非吾有也”。因為以后王朝的重點發(fā)展區(qū)域都在北方，如果不是蒙古征服，很難想象會去開拓遙遠的云南。青藏高原也是如此。元朝在這里實行政教合一的統(tǒng)治，統(tǒng)治力度比內地低一些，廣義上說也是“一國兩制”的方式，但這比唐宋已經是巨大突破。假設沒有元朝，以后的王朝從宗教等因素考慮，或許也會經營這一地區(qū)，那可就要困難多了。

        大統(tǒng)一帶來很多間接的影響。科技文化方面，像前面說過的雜劇、散曲之類，與元朝統(tǒng)治的關系可能不很大，但有些內容，比如天文歷法，關系就比較大。主要表現是郭守敬主持制訂的《授時歷》，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歷法。清朝人甚至說“有元一代制度，莫善于歷”。這樣一部先進歷法怎么做出來的？當然與郭守敬個人的學術造詣分不開，但大統(tǒng)一局面給他提供了以前沒有的天文觀測、數據采集條件，也非常關鍵。郭守敬設立的觀測點，北到西伯利亞，南到南海，這是以前做不到的。

        還有，統(tǒng)一局面和遼闊的版圖開拓了當時中國人的眼界，增加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前些年學術界熱烈討論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是一張十五世紀初朝鮮人畫的世界地圖，它是以元朝后期的兩種世界地圖為底圖重繪的。一般認為，除了朝鮮半島以外，圖中對大部分區(qū)域的描述是基于十四世紀元朝人的地理觀念。其中畫出了非洲、大西洋等，說明當時元朝人對世界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明朝初年的鄭和下西洋，只有在元朝的基礎上才能搞起來，包括造船技術、航海技術、海外地理知識等等。另外，在元朝的統(tǒng)一局面下，民族遷徙、民族交往空前頻繁，大量遷入內地的非漢族人口逐漸融入漢族，還形成了兩個新的少數民族——蒙古族和回族。這些變化都與大統(tǒng)一有關。

        澎湃新聞：元朝作為異族入主中原，在對待其他部族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的問題上，和中原王朝的處理方式是不太一樣的，這對它統(tǒng)治的有效性是不是有所增強？

        張帆：是這樣。我們強調元朝的大統(tǒng)一，不僅僅是版圖遼闊，而且也在于統(tǒng)治的有效性和穩(wěn)定性，或者說統(tǒng)治的深度。這主要表現在對邊疆地區(qū)的控制上，少數民族王朝有它自身的優(yōu)勢，更加能夠切合當地實際，因地制宜。姚大力教授和杉山正明教授都有類似的看法。

        澎湃新聞：您認為元朝的第二個影響是專制的強化，這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帆：這個問題很多人都討論過，尤其是前輩學者周良霄先生，他明確指出明清的“極端專制主義皇權”很大程度上是受元朝影響。“專制”這個詞用在中國古代史領域有一些爭議，但我覺得約定俗成，沒有太大問題，是可以用的。這方面討論比較復雜，暫且不談。

        專制，在狹義上就是指君主專制。中國歷史上從秦朝開始就有，但在宋朝已經有所放松，元朝又把這些放松的東西收緊了。宋朝的君主專制相對來說有一些開明色彩，官僚機器和士大夫群體的自主性比較強，可以和皇帝講道理，與皇權分庭抗禮，可到明朝卻成了另外一個樣子。這中間元朝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例如對臣下體罰或酷刑處死，這樣的做法在宋朝已經消失，但元朝又出現了，明朝則變本加厲。還有大臣向皇帝跪著匯報工作，皇帝不說“平身”不能起來，這樣的禮儀很可能也始于元朝。元朝帶來了草原社會的政治觀念：君臣關系就是主奴關系，而且這種關系不僅限于君臣之間，也適用于君民之間。在法理上，誰都沒有人身自由，都是從屬于大汗的。它的君主權力，能夠伸展到的邊界比宋朝遠很多。不一定天天劍拔弩張，偶爾露崢嶸，就讓你知道厲害。

        舉一個例子。成吉思汗接班人窩闊臺在位的時候，一個蒙古部落里突然謠傳要“括民女”，就是大汗要把部落里的姑娘征集走。大家嚇壞了，能嫁人的趕忙嫁人。窩闊臺大為光火，據史書說他是個寬厚的人，可這次動了雷霆之怒。原本沒這個計劃，現在偏要“括”給你們看看。于是把該部落所有新嫁和未嫁的姑娘集中起來，據說有四千名，一部分納入宮中，其余的當場配給部下，她們的丈夫和家人就在旁邊眼睜睜地看著，全都噤若寒蟬。這件事在漢文史料中只簡單提了一句，波斯文史料有具體描述，場面是很恐怖的。用元朝人的說法，“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怯憐口”是蒙古語“私屬人”的意思。全國人民無論男女老幼，在人身關系上都隸屬于皇帝，上面的例子再好不過地說明了這種理念。與此相關，在元朝，老百姓在職業(yè)選擇上也沒有自由，由朝廷規(guī)定職業(yè)，而且不準改行，稱為“諸色戶計”。這個制度在明初繼承下來，明朝中后期才慢慢松懈。皇帝或國家對百姓的人身控制明顯強化，這自然是專制的表現。

        說到人身控制，還有一個問題，與我們這里講的專制關系不大，但也很重要，就是蓄奴現象。中國傳統(tǒng)社會早先一直有很強的奴隸制因素。不過到宋朝已經快消失了，宋朝的奴婢丫鬟等基本來自雇用，屬于契約關系，沒有完全失去自由。但元朝又把草原社會的奴隸制注入中原，出現大批來自戰(zhàn)爭劫掠的奴婢，都是世代為奴。以后明清兩朝的蓄奴現象也都很嚴重。總的來看，宋朝社會層次的區(qū)分度是比較小的，就是說全體社會成員在人格上趨于平等，而元朝又把這種區(qū)分度拉大了。

        另外一個與專制有聯(lián)系的東西是分封制。它與君主專制共同反映出“家天下”的政治思維。天下屬于皇帝所有，更準確地說屬于皇帝家族所有。只有皇族才享有國家主權，皇帝是他們的代表。皇族以外其他人都是沒有主權并且被統(tǒng)治的。分封制在唐宋已經淡化，諸王只有虛名。但到元朝又變實了，諸王不僅在草原有封地，在內地還有采邑。明朝的分封制也比較實，尤其在明朝初年，這也是受到了元朝的影響。

        澎湃新聞：您認為在專制問題上，元朝對于明清的影響，更多的是觀念上的強化還是制度上的因素？

        張帆：在狹義的專制層面，就是皇權方面，主要是觀念上的影響。明朝改革了元朝的很多制度。元朝皇帝在理念上專制，實際上卻又不愛管事，比較懶，事情都交給宰相負責，宰相權力比較大。正因如此，明初朱元璋就把宰相廢了。宰相權力大和皇帝專制好像是矛盾的，可就元朝來看又有一致性。因為元朝的君主專制主要體現在法理上，實際政治運作中并沒有充分落實。宰相與皇帝的關系，好比管家和主人。管家就是奴仆的頭子，負責日常管理。皇帝把工作委托給宰相，平時就不怎么操心了，甚至于連日常上朝的制度都沒有。這與游牧民族的性格有關，不計較細節(jié)，做事比較豁達，粗線條。但就廣義和相關問題而言，諸如君主與臣民的人格差距、對臣民的人身控制、蓄奴現象、分封制等方面，制度上的沿襲還是比較明顯的。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不能把明朝之后的皇權膨脹完全歸結于元朝的影響，宋元實際上還是處于加強狀態(tài)的，這個應該怎樣理解呢？

        張帆：現在一講元朝就容易把明朝的事直接關聯(lián)起來，但歷史是復雜和多元的，除元朝影響外，漢族社會的皇權也存在擴張趨勢。只不過它的擴張又引發(fā)了制衡因素的加強，姚大力教授形容這種關系是“張力”。就像拔河一樣，你用力我也用力。元朝的情況是拔河的繩子斷了，張力基本消失，皇權單方面膨脹。就宋朝來說，程朱理學對于皇權的鞏固和擴張起了不小作用，因為它特別強調君臣倫理，將忠君觀念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嚴格要求。當然程朱理學又有另外一面，它鼓吹的忠君是含有斗爭的，不是百依百順。總之，除了少數民族影響之外，漢族自己的政治文化當中也還是有很強的專制因素，皇權存在膨脹的潛能。

        澎湃新聞：程朱理學在元朝確立了統(tǒng)治地位，而元朝統(tǒng)治中有很強的奴役關系，這兩者會有沖突吧，這種沖突在元朝有怎么樣的表現？

        張帆：這方面倒是沒有什么表現。蒙古統(tǒng)治者雖然推崇程朱理學，但是并不太懂。一開始他們把儒學當作宗教看待，因為儒學有經書和廟宇，有崇拜對象，后來才發(fā)現儒學與宗教有區(qū)別。在儒學的大范圍里面，他們覺得程朱理學講倫理道德，與草原社會的一些觀念有相通之處，于是就重點扶植它。但也僅此而已，沒有更深入的了解。以理學家為代表的一些學者，雖然受到尊重，可很難介入實際政治運作，參與政治的熱情和主動性也不是很強。掌權的主要還是蒙古人、色目人，進入高層的少數漢族官僚也沒太多學問。這樣，理學家并沒有適當的環(huán)境和充分的地位來表達政見，也就失去了與政治權力沖突的機會，彼此反倒相安無事。這與宋朝、明朝是很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您所說的元朝的第三個影響是制度的斷裂，除了顯而易見的游牧民族的制度外，這些斷裂還表現在哪里？

        張帆：周良霄先生比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展開論述。過去日本學者提出一個著名理論“唐宋變革論”，說中國社會在唐宋之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這主要是從社會結構、經濟發(fā)展、思想觀念等方面來說的。要是從制度來看，唐宋之間倒沒什么大的“變革”。制度上的“變革”主要發(fā)生在宋與金、元之間，很多具體制度都接不上，也就是制度的斷裂。

        具體來說，唐后期到宋朝的制度，總體來看是很繁瑣的。學歷史的學到宋朝都很頭痛，因為制度過于復雜，讓人暈頭轉向，不得要領。但到金朝，進行了大幅度的簡化，看上去簡單多了。元朝的制度比金朝亂一些，但這是元朝人自己搞亂的，不是恢復宋朝的亂。到明朝，又比較整齊。總之宋朝那么復雜的制度被簡化了很多，很多宋朝的制度名詞從金、元開始消失了，這就是制度的斷裂。

        宋朝照顧官員權益的制度，有好多沒有被金、元繼承。比如宋朝官員當到一定級別，薪水就會分成兩部分發(fā)放，一部分是級別工資，一部分是崗位工資。也就是說，即使沒有崗位，也可以憑行政級別拿一份基本工資。金、元就不行了，有崗位才有工資，沒崗位一分錢不發(fā)。還有，宋朝設立一種“祠祿官”，主管某處道教宮觀，屬于高級崗位，實際上基本是閑職，用來安置一些老臣，或者政治上的反對派。其實就是為了維護“和諧”養(yǎng)閑人，這種做法對金、元來說是不可理解的，完全取消了，后面也不再有。

        斷裂的不光是制度，還有很多形式主義、繁文縟節(jié)的做法。比如在宋朝，皇帝下詔提拔一個官員的職務，這個官員通常都會上表推辭，說不行不行，我水平不夠，不能當此重任。皇帝呢，就下《辭免不允詔》，說別謙虛了，就是你最合適。官員再推辭，皇帝再“辭免不允”，這樣反復折騰多次。都不是口頭說說，而是寫成駢儷對仗、之乎者也的文章公示于眾。這得耗費多少時間精力？總之給人感覺，宋朝人把大量聰明才智都用來搞形式主義了。這樣的做法，在宋朝以后也斷裂掉了。

        還有一種情況，宋朝有一些適應商品經濟發(fā)展的制度，以后沒有全部繼承。比如宋朝有十分發(fā)達的政府采購制度，朝廷需要的許多物品都是拿錢到社會上采購。而元朝呢，基本做法卻是指定一部分人專門生產，而且是世代生產。前面提到元朝有“諸色戶計”制度，其中很多小的“戶計”就是被指定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不準改行，你一改行，國家這類產品就不夠用了。

        又比如，香港科技大學劉光臨教授近期的一項研究指出，宋朝到處設立關卡，征收商稅，過去好多人認為這是打擊商品經濟的表現。其實，并不是你拉了一車貨物，每過一個關卡收一次稅，而是在一定區(qū)域內，一個關卡交過稅，其他關卡就不用交了。多設關卡是怕你逃稅，這個關卡繞過去了，下一個不一定能繞過去。這是政府在商品經濟繁榮的環(huán)境下，為了保證稅收而采取的做法。但到元朝，為了防范逃稅，一度干脆下令禁止農村集市交易。當然實際上是禁不了的，但元朝這項措施反映出，他們的管理理念比宋朝落后很多。

        澎湃新聞：網上有很多宋朝粉說“崖山之后，已無中國”，您剛剛也提到宋朝很多好的制度之后就斷裂了，這不正好是宋朝粉的意思嗎？

        張帆：斷裂并不全是壞事。有些東西，比如繁文縟節(jié)的形式主義做法，還有照顧官僚特權的一些制度，不予繼承是有合理性的。當然像適應商品經濟發(fā)展的制度沒有繼承下來，就有些可惜了。另一方面，斷裂掉的制度有時并不是以前一貫如此，斷裂掉的只是宋朝的做法。宋朝制度有些很特殊，不光和后面不一樣，和前面也不太一樣。過去我給學生講，元朝是中國古代最另類的王朝。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講，宋朝也是相當另類的。宋朝的另類有其先進之處，但也有不太合理的地方。

        制度斷裂的問題其實很復雜，有待深入研究。有大量證據顯示宋和明的很多制度沒有接軌。按說兩個都是漢族王朝，相距不遠，中間不過隔一個元朝而已，制度應該有很多類似之處，但是實際上卻很不一樣。  

        澎湃新聞：您之前說元朝人很少夸耀本朝經濟繁榮，可見對經濟的影響應該很大。

        張帆：經濟問題就更復雜了。評價一個時代的經濟發(fā)展水平需要具體指標，而歷史上的這些指標往往殘缺不全，有記載的指標又不見得準確，所以很多時候只能通過一些概括性的史料進行粗略判斷。總的來說，蒙元的征服戰(zhàn)爭確實給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當然在它統(tǒng)治穩(wěn)定以后會有恢復，但是似乎沒有恢復到很高的水平。簡單說，元朝經濟最好的時候，應該也沒有超過宋朝。

        從比較重要的人口指標來看，雖然統(tǒng)計數據不全，但一般認為元朝的實際人口數量并未超過北宋，也沒有超過南宋與金對峙時期。當然元朝的統(tǒng)治時間比較短，如果統(tǒng)治時間再長一些，也許能恢復得更好一些，但這也只能限于假設。具體而言，某些局部領域比宋朝有進步，像農業(yè)上棉花種植的推廣，陶瓷方面出現青花瓷，但就整體經濟水平來說恐怕不如宋朝。從這個角度講，可以說經濟發(fā)展出現了停滯，至少是波動。

        研究宋朝的學者大都認為宋朝經濟十分先進，元朝出現倒退，研究元朝的學者則從各種角度為元朝辯解。這方面應該提一下經濟史專家李伯重先生，他分析了宋元明時期江南農業(yè)的一些具體數據，認為這段時期沒有太大變化，因此不應當說元朝經濟倒退。李先生不是專搞元朝的，他的研究可能比較客觀。不過呢，他的考察范圍只限于江南農業(yè)，基本上仍然屬于局部分析，其結論能否推廣適用于元朝經濟的總體情況，還有討論的余地。

        我認為元朝的經濟，就算不是倒退和逆轉，至少也是遲緩或遲滯，甚至有局部的倒退。比如四川地區(qū)，在宋朝是僅次于江南的全國第二大經濟中心。經過宋元戰(zhàn)爭，江南是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四川這個經濟中心卻毀掉了，一直到明朝才慢慢緩過來。宋朝的四川出了很多政治、文化名人，像蘇東坡之類，但這樣的名人在元朝幾乎絕跡。《元史》立傳人物，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四川人。有祖籍四川，早已遷到其他地區(qū)的，有生在四川，被抓了俘虜帶走的，但卻沒有在四川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這其實就間接反映了當地經濟的嚴重破壞。

        另外，我在前面討論制度斷裂的時候有一個視角，就是看一些專有名詞在前后朝代的變化。宋朝制度當中的不少名詞，在宋以后消失了，也沒有出現相近的名詞代替它，就說明這方面制度出現了斷裂。經濟領域也有同樣的例子。比如宋朝史料中經常出現的“草市”，就是基層市場，到元朝這個詞消失了。明朝雖然又出現，但含義已經不同，專指草料市場。這恐怕就說明，宋朝活躍的基層市場到元朝出現了明顯衰落，以致“草市”這個詞被人逐漸遺忘了。這就牽涉到元朝商品經濟的發(fā)達程度問題。一般對元朝商品經濟的發(fā)達程度估計較高，主要有兩大證據，一是海外貿易，二是城市。現在看來這種觀點還可以再討論。元朝海外貿易確實發(fā)達，但是其中有畸形發(fā)展的因素，與蒙古貴族好大喜功和愛好奇珍異寶、珍禽異獸的特點有關，不完全是商品經濟自然成長的結果。關于城市，說來說去主要就是大都和杭州兩大城市，其他城市如何繁榮的資料并不多。不能用個別大城市的資料說明元朝城市發(fā)展的總體水平。綜合來看，恐怕元朝商品經濟發(fā)達的程度還是比宋朝退步了。

        2014年，姚大力教授指導的博士生李春園提交了博士論文《元朝的物價和財稅制度》，其中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唐宋以來比較發(fā)達的商品經濟是在元朝中期開始衰退的，其主要原因是元朝社會治理水平的下降。雖然由于寫作時間、論文篇幅等原因，作者并沒有對此深入論證，但是我在感覺上比較認同這一觀點。我們看明朝初年的材料，當時的社會從商品經濟角度看簡直倒退回了中古時期。究其原因，如果完全歸結于元末動亂的破壞，或者朱元璋的高壓政策，似乎都簡單了一些，恐怕多少會與元朝有一些關系。

        澎湃新聞：杉山正明認為忽必烈王朝是所謂的現代社會的開端。他舉了很多例子，比如與西方大規(guī)模的商貿交流，一方面講元朝經濟有停滯甚至倒退，另一方面也有所謂世界統(tǒng)一大市場的形成，怎么理解他的說法？

        張帆：我讀了前幾年翻譯過來杉山先生的幾本著作，不知道翻譯得是否完全準確。他的研究很有啟發(fā)性，不過有一些觀點值得商榷。比如破除漢族中心論，是有道理的，但有時過于拔高遼金元三朝，而且為了拔高遼金元不恰當地貶低宋朝，讓人難以同意。他對于忽必烈發(fā)展對外貿易的舉措十分贊賞，這也沒太多問題，但認為忽必烈具有“經濟立國”思想，征服南宋和發(fā)動海外戰(zhàn)爭都是為商業(yè)目的服務，也很難成立。在他筆下，忽必烈具有某種超越當時歷史背景的現代意識，恐怕是太理想化了。

        澎湃新聞：元朝跟清朝一樣是異族入主中原，都會面臨國家認同的問題，元朝統(tǒng)治者認同自己是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者和繼承者么？他們是怎么樣來論證自己的繼承地位的？

        張帆：這個比較難說。“新清史”學者對清朝的定位，雖然不無道理，但未免“過猶不及”。如果用“新清史”的視角來看元朝，說不定還更合適一些。元朝皇帝是否把自己看成前代中原王朝的繼承人，這方面沒有太多的資料。只能說他們意識到自己有雙重角色：一方面是蒙古的大汗，是蒙古世界帝國的共主，另一方面畢竟主要統(tǒng)治地區(qū)在漢地，對前代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經驗還是有很多學習和吸收。時間越早，“大汗”意識越強，后來蒙古世界帝國瓦解，各汗國與元朝越來越疏離，“大汗”意識就逐漸淡化了。到最后的元順帝，被朱元璋趕出大都以后，一直在漠南的草原邊緣盤桓，直至去世也沒有回漠北老家。可以說，至少元順帝，還有他前面的元文宗，基本上是把自己看成中原王朝的皇帝。前面的皇帝雙重角色比較明顯。

        幾年前，內蒙古師范大學的李嶺副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我?guī)退麧櫳艘幌拢l(fā)表在我們系主辦的《北大史學》上。文章寫了一件比較有意思的事情：在元朝滅亡前夕，元順帝曾經制定一個前往韓國濟州島的避難計劃，并且開始運作。只是由于朱元璋突然北伐，占領山東，切斷了他的避難路線，所以計劃落空。由此可以看出，元順帝已經不愿意回草原，不太認同草原了。當然這與他從小被流放到廣西、高麗等地，在漢族文化圈里長大是有關的。總之元朝皇帝前后變化很大，身份認同不太一樣。

        元朝是統(tǒng)治民族自身特色比較明顯的一個朝代，統(tǒng)治集團的自我定位并不與中國歷代王朝完全相符，這一點我們是有認識的。所以，盡管從總體上說，我們認為元朝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一環(huán)，但還是應該指出，不能完全從中國王朝的角度來看元朝。

        澎湃新聞：您剛提過“四等人制”，近些年對這個提法有些不同的看法，史料里為什么沒有找到這個制度？

        張帆：“四等人制”的概念影響很大。《中國大百科全書》說它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級制度”，這個說法現在看來不太對。元朝并沒有就“四等人制”做過明確和系統(tǒng)的規(guī)定，只不過在一些具體政策當中，體現出國民因族屬差別而受到不同待遇，有些受照顧多、受限制少，有些受限制多、受照顧少，后人把這種情況概括為“四等人制”。

        我最近感覺，“四等人制”不如叫做“四圈人制”更恰當一些。因為元朝漢人抱怨民族歧視政策時說“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用的是內外概念，不是上下概念。將其理解為等級——日本學者比較早還稱之為“階級”，剝削壓迫的感覺比較重。剝削壓迫當然有，但在這里似乎并不是最本質的東西。我覺得本質的地方在于核心、邊緣之別，也可以說是利益分配多少之別、政治地位親疏之別。

        不管叫做“四等人制”還是“四圈人制”，元朝都沒有正面規(guī)定，只能說大概有這么個原則。對某些數量較小的人群，有時政府也搞不清到底應該把他們歸入哪一等或哪一圈。比如元朝中期有一個女真人的案子，從地方官府到中央有關部門，都不知道他應該算色目人，還是算漢人。查了半天文件，才確定該女真人歸屬于漢人。還有高麗人，和漢人在文化上類似，元朝把他們與漢人同等看待，高麗人就很不滿，認為自己怎么著也應該算色目人。他們這個想法，到最后元朝也沒同意，但畢竟說明還是有變化的空間。

        總之，“四等人制”只是一個籠統(tǒng)的原則，并非剛性規(guī)定。從前金庸先生來北大訪問，我有幸見到他，他就問我這個問題，說“四等人制”到底是哪年頒布的？怎么查也查不到。確實查不到，因為就沒有頒布過。

        （實習生余珮瑤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