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至1931年間，戴季陶幾乎始終生活在中國政治旋渦的中心，表現之一，近代中國與列強的關系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尤其是與日本、俄國及英美的關系，戴季陶是當時中國著名的日本通，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時期，與日本的關系又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戴季陶作為國民黨內有數的國際問題專家，是對日決策及其主導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對于國民黨的對日態度有著重大影響。

        1917年，戴季陶奉孫中山之命東渡，探詢日本朝野各方對護法的態度，歸國后寫成《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一文，于1917年12月13日至1918年1月24日連載于《民國日報》上，署名“商孫漫記，云巢道士增刪”，“云巢道士”所志按語稱：

        商孫者，久居彼邦，詳究其各界之內幕，回國后常以之為留心時局者談。聞者隨意，而談者太苦，予因勸其筆之于篇，以供國人之參考。文既成，予詳閱之余，復為之類次標題，加以評點，請于予友楚傖發表之。

        此文作者，應為戴季陶，后來他寫《我的日本觀》時，曾明確記到：“前年在《民國日報》的上面，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文章，也不過是略略批評一點日本最近的證據和他們十年來的‘親善政策’，離‘日本’這個題目還是很遠。”“商孫”即戴季陶或為其虛擬。“云巢道士”有二解，一謂戴季陶本人假托，實即自作。云巢山位于戴季陶的老家湖州，《天鐸報》筆禍起，他曾一度避居于此，與山中道士為伍。據稱當地道觀實為湖州紳士階級的養老院。一則另有其人。戴季陶師友中有號“云巢先生”者，1920年戴季陶三十初度時，曾賜以“本乾”之名，又贈以序，或即此人。

少年戴季陶

        關于戴季陶《日本論》的用意和主旨，為一聚訟紛紜的論題，很難做蓋棺論定的評判，從文本形成的角度，就研究方法和資料運用提出意見，或許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戴季陶的《日本論》至少有兩重蘊意，其一，一位近代中國的特殊人物對日本的獨特認識；其二，從中日關系演變史的角度來看待日本。其評論對象雖然是日本，言說對象卻是國人。因此，既不能單從對日本社會發展的認識深度來評估，也不能視為“總括的代表中國人的日本觀”，更不能靜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論》所表達的戴季陶的對日觀。

        對戴季陶《日本論》的分歧看似對立，仔細體察，認識方法卻如出一轍，即都將《日本論》視為戴季陶對日觀的整體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對日觀形成、發展、變化的長期復雜過程，以及對此產生作用的各種相關因素，沒有將《日本論》置于這一過程的一定階段加以考察；都從一定的政治立場或理論視角出發，僅僅依據戴季陶的一兩種相關著述闡述和發揚各自的觀點，忽視了《日本論》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為特定目的和對象而作，不能涵蓋其對日觀的整體。結果，圍繞《日本論》而展開的爭議，實際上成為研判者各自觀念分歧的延續，對《日本論》的解讀和認識深化，反而起不到多少作用。        

戴氏《日本論》的源流

        戴季陶的《日本論》，是由1919年8月發表于《建設》雜志的《我的日本觀》增補改寫而成，兩文相較，行文與結構，《日本論》一半以上幾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觀》，前14節只是略有增補，15至24節則為后來加寫。而《我的日本觀》又是對1917年至1918年發表于《民國日報》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一文的補充。

        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講法，后者“是關于日本這個題目的一部分，側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來的親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觀》則著重從歷史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對日本進行深入剖析。“日本和中國有什么沖突？為什么會沖突？沖突點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觀》兩篇文章，自信把這個問題的根底已經解析了許多。并且在那兩篇文章上，把‘國際間的日本’的意義，自信也加了一個較為充分的說明。”由于目的各異，《日本論》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的內容。

        上述三篇文字，深淺不同，各有側重，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戴季陶在語言學習尤其是日語方面天縱奇才，1902年入成都東游預備學校學習日文，1904年就能夠在川北中學為日本教習小西三七擔任理科教學翻譯，并于次年東渡日本留學。據說“那時留學生說日語能夠在間壁房間里聽不出是中國人的留學生，同學中不過三數人，季公尤稱第一”。連一般不接納中國留學生的東京麴町區松濱館主人對他也甚為佩服歡迎。胡漢民說，據宮崎寅藏和萱野長知講，戴季陶的日語說得比他們自己還好。

        留學期間，戴季陶不大參與政治活動，學習則非常認真。他之所以較少從事政治活動，原因之一，是覺得熱衷于政治的人中不少見解淺薄，品性浮躁。由于修習政法專業，戴季陶對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政治和法制建設自然比較關注，讀了不少相關書籍，加上他與一些韓國僑民及流亡者關系密切，更加注意日本朝野的動向。在上海任記者期間，日本及相關問題就成為戴季陶筆鋒所向的重點之一。目前已經搜集到的1920年以前戴季陶的一千余篇文字中，專論日本問題的就有長文31篇，短評32篇，附帶論及的還有41篇。除了《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和《我的日本觀》外，要全面探討其對日觀的形成發展，至少下列各文應當參考：

        《中外日報》2篇：《日韓合邦與中國之關系》，《日本文學之鱗爪》。

        《天鐸報》3篇：《片片的日本文學觀》，《日本海軍之新活動》，《日英美之新軍國觀》。

        《民權報》9篇：《今日之外交界》，《公道與人道》，《刑罰與人道》，《瓜分之實現》，《四十五年之日本》，《日本政治方針之誤》，《日本議員觀光團之態度》，《日本內閣辭職觀》，《內閣辭職后之日本政局》。

        《民國》雜志1篇：《歐羅巴大同盟論》。

        《星期評論》1篇：《東亞永久和平策》。

        《建設》雜志1篇：《世界戰爭與中國》。

        《黑潮》1篇：《日本問題之過去與將來》。

        《民國日報》4篇：《告日本國民書》，《滿蒙山東與東部西比利亞》，《日本會發生革命嗎》，《對日本游歷學生的講演》。

        此外，短評和附論中，也不乏眼光獨到的精彩見解。如1911年3月12日《天鐸報》所刊《排外與親外》一文論道：

        排外者，手段也，政策也，利害關系也；親外者，事實也，人情也，世界之趨勢也。吾國之國民，既不能不人人有排外之能力，亦不能不人人有親外之思想。唯能排外，然后可作強國民，唯能親外，然后可作大國民。

        此言庶幾可以作為理解戴季陶對日觀復雜性和矛盾性的關鍵。

        1920年以后，戴季陶仍不斷發表關于日本問題的著述言論，除《戴季陶文存》各編已經收錄之外，如出版于1925年的《日本革命之過去現在與將來》，以及《日本論》發表前后撰寫的《東方形勢之日本與中國》、《反對日本暴力壓迫與中國國民自強的基本工作》、《日本之對華政策與其政治組織》等重要文章，其中談到認識日本問題的態度與方法，他說：

        假使我們要問，日本自有史以來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國家是向著那一條路走的，那么我們可以明白地回答說，日本現在所走的向前進的路，就是日本民族文化來源的途徑。我們明白了日本所走的這一條路子，然后才知道日本對外的政策的根據，然后才曉得日本對于中國傳統的政策的由來。明白這一個道理，其次就可以研究日本現在整個的政治組織是怎樣，以及政治上存在的中心力量在什么地方。我們能夠這么去考察，然后才能了解日本的真實情形。

        即使在《日本論》問世之后，戴季陶對日本的觀察也沒有就此停止。1940年，他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申請購買1936年以后有關日本問題的各種年鑒、月刊、人事出版物、法令大全、條約匯纂等書刊，聲稱早想著手研究，只是“不欲因買敵國之外匯而中止”，“今年此種研究，已不容再緩”。可見他隨時準備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不斷調整、修改、充實具體的觀念主張。

        時序變動而外，還要考慮戴季陶就日本問題發表意見的背景、動機、對象、目的等各種相關因素。在基本框架形成之后，隨著條件的變更，表達的重點和方式，也會相應有所改變。如戴季陶從來認為日本及中日關系與列強及東亞全局密切相關，必須了解他對各方面關聯性問題的態度主張，才能具體準確地認識其對日觀的各個層面。此外，應當特別注意，不要將別人的評論與戴季陶的對日觀相混淆，作為分析與評價的依據。

戴季陶在東京

如何解讀《日本論》

        戴季陶曾向胡漢民征詢其對《我的日本觀》一文的看法，后者認為文字尚佳，但主觀過重，“好像有心說人家的壞話，人家有些好處，也說成壞處了”。戴季陶佩服此評語“一語道破”。他寫《日本論》，就是想“改正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全以平心靜氣的研究”。胡漢民讀后掩卷嘆服道：“大抵批評一種歷史民族，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只是要還他一個究竟是什么？和為什么這樣？季陶先生這本書，完全從此種態度出發。”

        然而，這種態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在不同方面引起的反應大相徑庭甚至截然相反。姑不論各方意見的是非正誤，應當看到，戴季陶在對日問題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既是冷靜客觀的學者，又是民族的法統代表和國民黨對日國策的決策人，其身份矛盾決定了他的態度必然因時因地而異。

        就前兩種身份而論，由《日本論》集中體現的戴季陶的日本觀大體不錯。他很早就明確指出日本對外擴張侵略的必然性，斷定政府人事的更替不可能改變或扭轉基本趨勢，中日兩國間大規模的沖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遠不可能令中國徹底滅亡。同時他又認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是明治維新后國力膨脹的結果，帶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與之對抗，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像日本那樣發展現代化，實現中國自身的富強，并以中國傳統文化彌補日本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弊端。

        對此，迄今為止的所有批評或肯定，一方面是源自歐洲的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兩大基本學術取向長期矛盾的延伸，一方面是近代國際政治中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沖突的變形。世界主義的西方中心色彩與民族自決的有限適用性，至今仍然令學人和政治家們感到困擾，原因在于二者都不是真正客觀、公正、徹底的價值標準與評判法則，只不過是人類社會發展內在矛盾的主觀表現。包括現代化在內的各種解釋東亞后發展社會的理論，都往往流于各執一端或左右擺動，即使剔除意識形態的分歧，認識仍然難免相歧相悖。

        19世紀后，中國在東亞的中心地位隨著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日益失落。面對迅速崛起的日本，中國人經歷了復雜的心路歷程，由甲午戰爭前的普遍漠視，到甲午、庚子之間充滿情感拒斥與理智接納的矛盾，學習與抵拒成為并行不悖的兩條主線。庚子以后，演化成排日與親日的對立傾向。新政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全面學習模仿明治維新的產物，不僅大批中國留學生東渡求學，從京師到各省，各級各界更派遣大批游歷官紳前往考察取鑒。

        為了適應這一潮流，有心之士曾編輯出版過許多有關明治維新歷史的書籍，將日本革新變政的內容按步驟順序編排，各部門各層面的游歷官紳則按圖索驥，亦步亦趨地加以模仿、引進、吸收。整個新政的內容、步驟、方式，從憲法大綱到各種體制的編制，調查的進行，事業的開展，從朝廷變政到各地創新，至少形式上是明治維新的翻版或影子。

        民國成立后，一方面中國改變了單純模仿日本的做法，比較參照先進各國的優劣短長，另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和爭霸大陸的野心，激起中國人強烈的反日情緒。戴季陶試圖綜合排日與親日兩種傾向而克服各自的偏頗，但當他將這種態度運用于制定對日政策時，卻助長了對日妥協。將戴季陶的某些言論視作為日本的侵略擴張辯解，或因此而否定其基本認識與估計，都是簡單化的曲解。

        戴季陶對日觀的癥結，在于他面對日本的武力進犯，堅持攘外必先安內，采取對外妥協，縱容和刺激了日本的侵華野心。這雖然是國民黨高層的共識，并為一部分精英知識分子所贊同，卻遭到其他黨派和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的反對。作為對日國策的主持制定者，戴季陶難辭其咎。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并且預料到此事將成為千秋功罪的一大爭訟，曾將解決“九一八”事變的原委過程概括記錄，為自己的行為決策留一說辭憑據。

        將戴季陶關于日本問題的著述言論及其與日本有關的活動聯系全部匯集起來，按時序或者分類編排，可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據。在全面掌握戴季陶對日觀的不同表述，尤其是他與日本各界的交往聯系以及與中國對日決策相關人士的關系的基礎上，重新考察分析其對日觀，當有更加深刻而貼切的認識。就此而論，應當仿效以俱舍宗研治俱舍學的取徑，將重點由直接解讀《日本論》來評判戴季陶的對日觀，轉向探究戴季陶與日本的關系，由前后左右的語境解文本的本意，只有全面具體地梳理戴季陶與日本關系的淵源流變，才能盡可能近真并得其頭緒地把握其對日觀生成演化的方方面面。        

 （本文摘自《交流與對抗：近代中日關系史論》，桑兵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