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方面軍的初期政策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后，為集中對中國北方實施侵略，日軍參謀本部于8月31日上午正式下達了《臨參命第82號》命令，要求組建華北方面軍（日稱北支那方面軍），并指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應占據平津地區及附近要地并負責確保此等地區之安定，為挫敵戰斗意志并爭取結束戰局之機，盡速殲滅河北中部之敵。”這實際意味著該軍在最初被賦予的任務并非急追猛進擴大戰果，而是有兩套方案：(1)在冀中地區組織大規模會戰打擊中國抗日信心,并窺伺迫使南京屈服的機會；(2)南京若不屈服則有限度地展開攻勢,并注意鞏固后方占領區的統治。

立足于這一任務，華北方面軍在戰爭初期的政策目標勢必將包括如下三點：組織大規模正面會戰、掃除后方殘余抵抗力量、盡速確立占領區行政。而根據華北方面軍當時的樂觀估計，由于軍事實力占據較大優勢，完成前兩項任務幾乎是板上釘釘之事。實際上急需盡快著手的，應是最后一項工作。也就是說，日軍雖然戰斗力較強，但畢竟兵力有限而只能控制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線等點線范圍，要實現對華北的完全控制，勢必要將“點線占領”擴展為“面占領”。為了盡快解決兵力不足與“面占領”的相互矛盾，他們首先能夠考慮的有效方法就是效仿先例，即按九一八事變期間在中國東北的做法，樹立親日的傀儡政權并組建偽軍，以借其之手節省兵力。可以說，在當時的華北方面軍看來，樹立傀儡的工作乃是其初期侵略政策的重要內容。

四個軍官的秘密會議

事實上，樹立傀儡的工作早在華北方面軍創設之初就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就在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到任的當天，該軍司令部便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籌建偽政權的機構：特務部。

由該部長官牽頭，經過一系列方案的構思草擬，相關工作在一個月后便進入了實際研究的階段。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現存的機密文件《關于華北政權第一次研究》記載，10月22日上午九點，華北方面軍特務部長喜多誠一、司令部要員根本博、真方勛、駐北平陸軍專職武官今井武夫四人曾在北平召開秘密會議，專門研究了具體方案（由真方負責會議記錄）。會上，根本博先后提出了若干議題供各位討議。對此，與會四人各抒己見，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研究。最終以今井武夫的意見為基礎，他們私下做出決定：(1)今后將要扶植的政權應是脫離蔣介石南京政府主權范圍的“獨立政府”；(2)期待該政權最終發展成為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而與日方展開“合作”；(3)鑒于當前的國際形勢應暫以民主制為妥；(4)且這種民主制，可先以委員制的形式來“廣納人才”，并在隨后發展為總統制以便日方展開實際操縱統治。

依照這一研究結論，華北方面軍特務部在喜多的指示下，于11月14日未經陸軍中央和內閣成員的批準直接確定了《華北政務指導計劃案》。該文件現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或是目前能夠找到的日方扶植華北傀儡政權時最早的正式方案，內稱：“華北政務指導，實際上就是皇軍對占領區行使主權……其前提首先在于實施各項政策以確保占領區之治安并盡速樹立新政權。該政權不是華北一地方政權，而是與我國確定關系后將要取代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權。故，亦將對華中方面有所施策。在華北的政務指導，將以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指示為基礎，由特務部具體負責……新政權的政體暫定民主制，最初將以委員制籌建并盡快向總統制過渡，新政權之權力中心乃大總統，同時亦將設置行政府使其成為我方能夠左右之機構。”臭名昭著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長王克敏，議政委員長湯爾和，司法委員長董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1937年12月14日正式成立的。

與東京中央的政策齟齬

可以看到，華北傀儡政權的性質和形態就在四個軍官的秘密討論中被擅自決定下來了。它與華北人民的意愿和信念無半點關系，完全是為了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而被匆忙搭起的幌子。且因為喜多、今井等人始終依照自己此前在關東軍的任職經歷展開工作，該政權的樹立無非就是偽滿洲國在華北的重現而已。即可認為所謂的“第二滿洲國化”政策早在事變爆發之初就已經開始形成并付諸實施了，它是華北日軍在戰爭初期的政策核心。

然而，這一政策在當時并沒有得到東京方面的贊許，尤其在對華北占領區的統治方式及偽政權的性質等問題上，該軍的主張與東京方面是頗顯齟齬的。可以說，身處大陸前線的華北方面軍已在此時開始呈現出脫離東京中央控制的趨向了。

就在根本、真方、喜多、今井四人召開秘密會議之后不久，1937年11月6日，日本內閣在首相之下新設了“內閣第三委員會”。該會的任務，乃是負責審議戰爭期間對華政治經濟相關的各項重要事項。其實際參與制定計劃的人員包括：外務省東亞局第一科科長、大藏省（即財務省）理財局外事科科長、陸軍省軍務局軍務科科長、海軍省軍務局第一科科長，以及“對滿事務局”的庶務科科長等人。

據當時內務省官僚武部六藏在日記中的記載，他們曾于12月上旬召開干事會制定議案確定：在華北方面要確保東京的發言權和指導權，既不能讓前線軍人參與政治，也不能讓關東軍的勢力延伸到華北，不可重蹈九一八事變的覆轍，要讓全體國民一同接收“戰果”。也就是說，其用意在于：要避免關東軍在中國東北架空日本內閣和陸軍中央，擅自介入偽滿行政和經濟掠奪的情況出現，禁止華北方面軍仿照先例自行樹立傀儡政權并橫加干預，要設法加強東京在占領區的發言權和實際支配，以壓制華北方面軍開始呈現的“脫離中央控制”趨向。顯然是想與前線軍隊爭搶“勝利果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東京方面對該軍扶植傀儡政權的政策，尤其是要求將其發展成為“能夠取代國民政府成為中央政府”的政策則更是無法接受了。1937年12月15日，即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的次日，陸軍省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便隨即指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臨時政府使用‘中華民國’這樣的稱呼，違反了先前就已經提醒過的‘不可帶有中央意味’的原則！”表達了想暫時以蔣介石政府為中央政府，以便繼續推進誘降工作的意思。但岡部卻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于是，梅津又在次年的1月6日授意陸軍省軍事科專門以公文的形式向該軍下達了《陸軍次官關于政務指導與華北方面軍之聯絡事項》。其中要求：“關于華北政權指導的問題，終究應尊重中方主權及其國家顏面，消除細節上之干涉；對于華北政權改稱中央政權的時機，應充分慎重，不可不考慮其實力而過早進行；關于（日本）帝國正式承認中央政府的時間問題，目前雖難以明言，但中央政府成立之際，帝國未必將在同時予以正式承認”，并對特務部與參謀部幕僚、司令官與駐華大使的關系反復加以叮囑。同時為加緊督促，梅津又在第二天以“視察前線”為名直接動身趕赴華北。

兩者的磨合與矛盾緩和

1月10日，梅津到達華北。在其赴前線視察之前，華北方面軍高層在天津私下拜訪了隨行的陸軍省軍務局軍務科科長柴山兼四郎以探聽實情。柴山坦言，陸軍中央與“內閣第三委員會”的主張實際上也并非完全一致，目前考慮的是：“若蔣政權愿意屈服投降，那么就公開承認華北新政權是有力之地方政權；若蔣政權不愿投降，則將承認華北政權是中央政權，并在其實力逐漸增強后將其作為正式政府。”同時，“為了避免華北方面軍與關東軍發生摩擦，察蒙地區將考慮暫時作為獨立地區，但將來應該會劃入華北統治的范疇”，等等。因為在當時看來，“誘降南京”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成功，故探得陸軍中央的這一真實想法之后，華北方面軍終于放下了心來。1月16日，該軍司令部向梅津和軍事科發去了書面回復，內稱：“我方并非不同意指示，而是需要展開一定程度的內面監視，并實施強有力的控制，認為憑借中央政府之名義可促進其發展……故（若華北政權果真能成為中央政府），應盡快予以承認。”

顯然，華北方面軍通過柴山這一渠道摸清了陸軍中央的心思，“心領神會”地與其達成了默契。梅津見此，亦心滿意足地在次日便結束了視察，并通過柴山表示：“東京方面此前甚至一度傳言前線兵團長官欲使皇軍占領之地直接變成我國領土，且因其與中央方針相異而擔心中央與前線無法協調，尤其首相頗為擔心。然直接面談之結果看來，事實并非如此。前線兵團長官能理解中央之想法，實在令人安心。”如此一來，在梅津、柴山等陸軍中央高官的積極活動之下，兩者之間的矛盾摩擦才終于告一段落。

然而在此必須特別強調的是，華北方面軍與東京中央雖然在初期的侵華政策，尤其是偽政權的性質及統轄范圍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這歸根結底不過是在方法和手段上有所差異而已。兩者在是否侵略中國的問題上并不存在任何對立，在實施對華侵略的大目標上也是高度一致的。因此，雙方最終達成相互妥協亦實屬必然。

真方勛筆記：《關于華北政權第一次研究》，1937年10月2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縮微膠卷

陸軍省軍事科：《次官關于政務指導與華北方面軍之聯絡事項》，1938年1月6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縮微膠卷

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方面軍對此意見要旨》，1938年1月16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縮微膠卷

華北方面軍司令部：《隨同陸軍次官渡華之柴山軍務科長談話》，1938年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縮微膠卷

加藤陽子：《從軍事史研究的角度來看中日戰爭》，《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1期。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