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社會到來的不幸先聲

        最近一個多月來，中國社會接連發生數起災難性事故，比如，5月15日陜西淳化縣旅游大巴墜涯、5月25日河南魯山縣老年公寓發生火災以及6月1日湖北監利縣長江水道發生游輪翻沉事故。這些事故因造成了慘重的生命損失，觸發了人們的責任追究意識以及相應的安全意識。毋庸說，這些以慘痛的代價獲得的意識與教訓若能得到持續而深刻的討論，將有助于中國社會的進步，并給人們帶來新的希望；這一點，我們姑且不論。

        這幾個起事故有一個共同點，或許已經引發了人們的注意——事故的遇難者大多數為老年人。這種共性雖然非常不幸，但卻將我們正在面臨的一個整體性的問題，即社會的急速老齡化問題揭示了出來。從現狀來看，目前關于這些事故的反思中相對脫落的問題是，這個數量巨大的群體的生活方式如何？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哪些共同的問題？他們的生活狀態與社會整體結構有著怎樣的關系？這些問題實質上與所有成員有關，我們有必要從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與觀念的角度談起。

        眾所周知，早在1999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就已經達到了7%，正式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聯合國制定的標準）。2005年，這一比率上升到7.5%；根據預測，這一數字將在2030年超過14%，意味著屆時中國將成為“老齡社會”。同樣的推算表明，到2050年時，老齡化比率將達到26.1%，即每4人中就有1位65歲以上的老年人。這些預測數值表明了一個顯著的事實：中國正在經歷急速的老齡化過程。正因如此，最近數年間，有關人口與計生關系問題的公開討論，得到了解禁，正在成為公共政策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

        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國社會的急速老齡化現象與1980年代以來實行的強大的出生限制政策有關。因此，作為當下問題的對策，涉及城市戶籍人口的相關出生政策正在得到穩步的調整。那么，相關政策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事實上，由于出生率與家庭的經濟收入在某一范圍內基本上呈現出負相關，生活越變得富足，夫婦生育的欲望就越低。這是在全世界可觀察到的人類普遍的經驗，中國大城市的出生率也正在忠實地呈現這一經驗規律。如同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的香港與臺灣地區等所采取的獎勵生育的政策結果所顯示的一樣，這些面臨同樣問題的社會，并未找到有效的政策的手段。

        在眾多的分析中，這種“少生少死”現象帶來的經濟發展上的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比如，適齡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將對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率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同時，老齡化將導致國內儲蓄降低，相應地國內投資率也將逐步鈍化，從而也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需要公共財政支出的養老金、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部分將急速增大，將成為嚴重的財政負擔。與歐美日等國家相比，中國在經濟發展途中就出現了發達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這被人口學家形象地稱為“未富先老”（參照小峰隆夫編：《超長期預測 衰老的亞洲》，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7年，第145-152頁；另參照顧寶昌等編：《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論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上述關于中國老齡社會到來的分析、論述與預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今后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經濟發展可能遇到的不利因素。不過，這種基于經濟發展視角的看法，這種過于關注出生率與人口總量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如下重要的問題，即，被頻繁指涉的“老年人”究竟是怎樣的群體，“老齡（化）社會”以及“老年生活”意味著一種怎樣的生活。面對這些并非不言自明的問題，讀者自然會展開某種想象與思考。這是基于人性使然——如同春去秋來、花開花落一般，人生有其固有的四季，所有人都是或潛在或實際的老年人。上面提及的事關老年的問題，或早或遲，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盡管如此，我們尚缺乏關于上述問題的深入而細致的討論。比如，在當下的言論空間中，這些問題由于被簡化為“養老靠誰”的問題，造成了對真正問題的不當替換。其實，與“養老”這個不恰當的說法相比，“老年生活”、“老后生活”或“晚年生活”，才是恰如其分的表現方式。這是因為，人生四季之最后一季的生命狀態，實則由多種要素共同決定；其中，涉及再分配的養老金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家庭形態與家庭文化、關于老年人的社會觀念、社會生產的制度與實際水準、社會人口的整體構成等，都在發揮著實質性的影響。

        在老年生活的保障方面，“先進”（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經濟發達社會已經有了較長時間的摸索與實踐。這里，我們不妨略微關注一下日本社會關于此問題的經驗。

作為老齡社會先驅的日本的探索

        日本政府在2005年進行的人口調查表明，日本從這一年開始進入總人口減少的時代。這一年日本的老齡化率達到了20.1%，位居發達國家之首。2012年，日本老齡化率最高的秋田縣，已經達到了31.6%。2015年，老年人與生產年齡人口（15-64歲）比例達到了1：2.3。據此，日本相關學術機構預測，2050年時日本人口將比現在減少三千萬人，維持在九千萬左右。與這些抽象的數字相比，日本一些領域隨處可見的中老年人身影——諸如出租車司機、大商場的服務員等，則實實在在地顯示著日本的老齡社會的現狀。

        在當下的日本，老齡化問題與出生率的過度低下一同被稱為“少子化高齡社會”。不過，“少子化”問題被建構為社會問題，僅僅發生在最近十數年間。根據調查數據，2005年日本社會的合計特殊出生率（即女性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數目，簡稱“出生率”）為1.26，更新了出生率的最低值。在大城市、比如東京都的若干個區，這個數值已經不足0.8。在人口學上，出生率低于2.08就被視為總人口數將開始減少。日本自1974年達到這一數值以來，出生率持續降低。這一現象正是社會經濟發達化的一種必然歸結。2000年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30歲前半的男性未婚率達到了42.9%，女性達到了26.6%；而男性終生未婚率也高達12.6%。

        出于未雨綢繆的考慮，在此期間，日本先后制定了《育兒產假法》、《兒童福利法》、《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等法律。在2005年日本舉行的國會選舉中，所有政黨均在各自的競選綱領中提出了“少子化對策”方案，提高出生率問題一舉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結果，在大選結束后，“兒童津貼”發放年限的延長、“生育津貼”的給付、產假期間薪資的提高等，得到了相應的落實。如今，日本學術界正圍繞“育兒津貼”的可行性，展開各種討論。這一方案因涉及個人自由與社會存續關聯的問題，論爭非常激烈。日本這種對出生率問題的關注，對應的正是社會的急速老齡化問題。

        與這種議題化與法律化的生育問題相對，日本對老年問題的關注焦點則指向老年人整全的生活問題。這種努力具體表現為體現在“生活意義”與“保持健康”兩個方面的“成功晚年”（successful aging）這一概念上。具體來說，男性與女性要分別超過日本的平均壽命（2012年，二者的數值分別是79.94歲與86.41歲），健康（血糖值與血壓值不高），生活能夠自立，并且有滿足感（即感覺生活富有意義）。此外，與他人的多種聯系也成為這種成功生活的一種指標。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政府的主要工作也著眼于“生活自立支援”、“生活意義對策”與“保持健康”三個方面。

        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中期，日本以及同期的其他發達國家就已突破了此前關于老年人的固定觀念，或者說是“老年人神話”。這種固定觀念可歸納為如下六點：（1）衰老由年齡決定；（2）高齡影響健康；（3）老年人無法工作；（4）老年人的頭腦不如年輕人敏銳；（5）老年人的生活都是一樣；（6）老年人與戀愛和性無緣。在這些觀念中，除了第4點得到多數老年人承認外，其他觀念或者說“標簽”均遭到了多數當事者的否認（參照金子勇：《少子化高齡社會》，NHK選書，2006年，第93-103頁）。換句話說，隨著社會與經濟生活的變遷，人們需要破除舊有的成見，重新建構老年人的生活世界的觀念。

        日本內閣府針對老年人進行的調查，提供了詳實的統計數據支持，這里略舉兩例。在工作方面年，2013年，有高達76.5%的退休人員（法定為60歲）得到了繼續雇用。2012年，65-69歲以上的老人有49%處于就業狀態，占全體勞動人口的9.9%，亦即每10名勞動者中就有1名老年人。針對參加工作的意欲調查，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中，分別表示要工作到70歲、75歲以及76歲以上的人，合計占全體的50.4%。另外，關于老年人生活方式的調查數據顯示，2013年60歲以上的人群中，有61%的老年人參加了社團活動；活動內容以“健康與體育”、“業余興趣”和“社區活動”為主。在參加活動的意義項目上，回答“結交了新朋友”、“感到生活很充實”和“對健康和體力感到了自信”的老年人占據了前三位。此外，無論是60歲還是70歲以上的老年人，均有一半以上的人回答參與了某種學習活動，即“生涯學習”。

        無需說，調查顯示的結果與最近十余年間日本政府采取的相關政策，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比如，2012年，日本政府推算全國有462萬老年人患有“認知癥”（即“阿爾茨海默癥”，表現為記憶、語言、認知等方面的某種障礙）。為此，日本政府實行了“認知癥施策推進五年計劃”，簡稱“橙色方案”。在內閣府介紹的一家名為“石藏咖啡館”的實踐中，老年認知癥患者、家屬、當地居民與專職人員共同參與其中，每月展開兩次共同制作午餐等交流活動。在活動中，相關當事人可以展開活動，從而促進了患者間、患者家屬間等的交流。另外，當地的自愿者團體也會定期到場，進行音樂演奏等活動。顯然，這樣的舉措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及其看護家屬的生活質量。

        作為具體的“社會護理保險”政策，日本政府針對老年人“生活自力支援”訴求與需求，具體設定了“需要支援”的兩種情形與“需要護理”的五種級別，盡可能做到細致的對應。2012年，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總額的67.2%，用于了這些“護理”、“養老金”等與老年人有關聯的項目。其實，日本最初實施的《老年人福利法》（1973年），對老年人實行免費醫療。但由于財政負擔的急劇增大，1982年開始實施的《老年人保健法》在終止免費醫療的同時，制定了75歲以上（或65-75歲老年人中有身體殘疾者）實行自費10%的診療制度（其余6周歲以上的國民的自費額度為30%）。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摸索與運作，日本基本上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國民保險制度。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日本在涉及65歲以上老年人安全的問題方面，統計表明有77%的（包括各種情形的）事故發生在家中。緊接其后的事故發生地點，諸如“一般道路”、“民間設施”、“海、山與河流”等，僅占很小的比例。同樣值得一提的是，自2000年以來，日本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持續下降，但其中的老年人的比例，則一直居高不下。比如在2013年，交通事故造成全國4373人死亡，其中65歲以上老年人人數為2303人。這種高達52.7%的比例，將老年人的交通安全問題凸顯了出來。

        另外，在日本全國發生的涉及金錢詐騙案件方面，受害者的80%以上為60歲以上的老年人。這說明不法犯罪團體將目光轉向了老年人群體，各種形式的詐騙成為老年人財產安全的首要威脅。為此，日本社會制定了相應的旨在保護老年人安全的措施。當然，另一方面，日本企業也發現了各種商機，紛紛開發了各種適用于老年人的食品、藥品與各種日常生活用品。

暮年晚景的社會意義

        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進步，近代以來包括教會、國家在內的各種權力正在退出對個體生命與生活的直接控制（參照勒納烏爾、瓦朗蒂：《不存在的孩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人口問題逐漸回歸為人類生活的自然問題。在這一文明化的進程中，兒童與老年人的“權利”先后得到了發現與建構，逐漸成為當今世界普遍關注的問題。這種關注顯然進一步促進了文明的發展。

        比如，在今日經濟發達國家的相關論爭議題中，“福利國家危機”一再被提及。實際上，論爭的當事者多將“福利國家危機”等同于“自由放任型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而后面的這個空洞的說法只是一種話語和意識形態策略，在社會政策上幾乎不具有任何實在的意義。這是因為，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畢竟要最終落實為全體國民所享受的實質性福利的增長上；另一方面，政府在經濟發達國家中早已轉換為服務型的角色，僅僅是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福利問題上不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依據福利國家發展的現狀，我們可以說，一個社會對待老年人的方式，實際上意味著它的文明發展水平。

        我們知道，中國社會最近數十年來已然超越了“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歷史經驗，平均預期壽命已超過了70歲；而前面提到的日本因其83歲的平均壽命，已然公開倡導“人生九十年”的觀念。這種變化與新觀念的出現意味著，個體與社會要在這個壽命期望值下，建構新的生活樣式與生活理念。本文略述的“老齡（化）社會”問題與“晚年生活”問題，正是對這一觀念的回應。

        有必要再次強調的是，社會的急速老齡化對于我們而言還是相對新的經驗，需要包括政策制定者、學者在內的全體國民的共同面對這一問題。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與狀態，對社會的主要影響并非僅僅是經濟學視角下的人口與養老問題；它關乎民風民德、動乎人心人情，是涉及社會自身存續的根本問題。就此而言，如何激發國民對這一問題的熱情與責任感，共同建設更為公正、安全、有意義的社會，實屬我們面臨的緊迫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