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經濟下行。危機迫在眉睫。如何轉化？

        7日，溫鐵軍教授在北京大學發表題為“周期性危機與成本轉嫁”的演講，梳理了共和國66年來歷經的經濟危機及其應對經驗，提出了依托國家級戰略投資，實現逆周期調節的對策，簡單說，就是“維持投資拉動增長”。

        溫鐵軍系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三農”問題專家。此次演講由戰略與管理雜志社、海南出版社與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查看更多文章，請關注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戰略與管理》系列書籍。微信號：hainanbook。

        今天的演講內容，《八次危機》這本書里面基本上都解釋了。

        這本書已經六次印刷了，為什么得到這么廣泛的認同？一是因為這本書寫得時間很長。今天是一個快餐文化時代，但我這本書從1988年開始構思到現在，幾十年時間。

        二是它在哲學意義上把問題從特殊性提升為一般性；把“中國特殊”提升到“中國一般”。亦即，應該告訴人們——我們有跟一般發展中國家所遭遇到的一樣的困難，也曾經由于外債危機而落入發展陷阱。所以，我在這本書中歸納中國經驗使用的一個基本觀點，仍然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就是周期性危機（cyclic crises）。

        不過，我們還需要說明中國能夠渡過危機的原因何在。大多數國家都會遭遇到危機，中國之所以能夠渡過危機的原因何在？在于中國有“成本對內轉嫁的條件”。所以，我的理論創新并不是發現中國有周期性危機，我只是借用周期性危機理論來分析中國發展經驗

        所謂周期性危機，無外乎就是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不斷集聚，同時每一份資本集聚會帶來一份風險，風險也在不斷累積，最終轉變為危機爆發。同樣的道理，我倒覺得自然科學說得更清楚，這個收益和成本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相當于自然科學中的作用與反作用力，也相當于英文說的“No pains，no gains”。

        道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是有一部分人他們gain，但是沒有或少有pain；另外一部分人沒有多少gains而得到更多pain。也就是說，一部分人得到制度收益，代價給轉嫁出去了；另外一部分人得到很少的收益或沒得到收益但是接受了代價。因此這個社會兩極分化了，不能公平正義。

        危機不是新鮮事。“二戰”之前，西方進入工業化之后發生生產過剩，引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全面危機。生產過剩這個危機二戰之后在西方不再發生的原因，是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接受西方產業轉移的1990年代后期也發生了生產過剩。所以，我說中國“一般論”指的是中國并沒有避免生產過剩這個矛盾，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媒體概念叫做“產能過剩”，實際上就是生產過剩。

        政策領域中討論生產過剩最初是在1998年。當時讓中央接受這個概念的還是你們北京大學的林毅夫，他遞了一個報告，直接講我們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他提出我們可能采取的措施只有一個——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在西方二戰之前被定義為新國家主義，不是新自由主義。林毅夫1998年的建議就是增發國債、投資于新農村建設，把過剩工業產能轉化到農村建設中去，這樣就能渡過危機了，這其實是一個“逆周期調節”的戰略思維。1998年提出，1999年轉化成中國的投資拉動增長戰略，先后15年，中國的基本建設投資總計15萬億以上。

        2013年新班子接手，仍然維持投資拉動，包括現在強調新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潛臺詞仍然是化解中國工業生產能力過剩的老問題。

        其實，危機不是問題，問題是——危機如何轉化？在中國，是用國家級的戰略性投資實現逆周期性調節，把過剩生產能力轉向內部的基本建設。

        這就帶來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對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的一個質疑——請問，國家大規模基本建設會不會有投入產出合理的可能？至少短期內不可能。第二個是對于現在自由主義思潮的挑戰——請問，誰才能去做大規模基本建設？是私人企業嗎？也不大可能。

        因此，就會出現政府把國家主權信用擴張，就是把國家政治權力所派生的紙信用擴張，也就是大規模增發貨幣，投入基本建設。但，由誰來執行呢？國有銀行。交給誰呢？國有企業。干什么呢？大規模基本建設。私人企業干不了、也不能干，因為它沒有投入產出合理的可能。因此，就出現了國有資本的擠出效應，何況大規模的國有部門投資到基本建設領域，不產生高回報，所以今天的經濟學家一概表示批評，說70%的GDP都是由私有部門和外資部門創造，國有部門占用了70%的投資，能創造多少利潤收入？創造多少GDP？帶動多少就業？確實都很少。那為什么還得說國有部門是基礎，因為它在執行國家逆周期調節戰略大干基本建設，基本建設不可能短期回報。修一條高速鐵路什么時候回本？沒個10年、20年不可能回本，更何況凈收益？建機場，像北京這種首都機場什么時候才有凈收益？早了。所以大量的資金確實是被國有部門占用了，產生的當期回報確實不多，但是能不讓它占用嗎？

        遭遇到生產過剩就搞國家大規模基本建設。二戰之前這一招是誰干的呢？羅斯福干的。所以今天中國所采取的政策相似于二戰早期1933年的羅斯福新政。

        所以，面對生產過剩，如果我們愿意非常直白地去看這個世界真實發生的歷史，其實本來不至于這么迷惑，大家今天之所以被荒唐輿論所迷惑，原因在于我們從來沒有正視過那時候的真問題。

        我們中國，它應對經濟危機的經驗中有個重要的東西需要鑒別，就是危機是內生性的還是外生性的？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危機主要是內生性的。為什么？因為要從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就得要進行工業社會的最初階段，叫做資本的原始積累。中國人在進入工業化之前，斷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戰爭，為的什么？國家主權。有些國家獲得主權后不能維持下去，為什么？因為沒有國家資本。因此，幾乎所有獲得主權的國家都要跟外國資本交易——引進外資，這是普遍性的。

        所以，中國不是鄧小平對外開放才開始引進外資的，毛澤東1950年就引進外資，哪兒來的外資呢？蘇聯東歐的。因為什么給你呢？朝鮮戰爭。

        今天很多人孤立地討論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沒有意義，朝鮮戰爭其實是中國獲得蘇聯東歐大批外資進入的前提。換來的什么呢？換來的是設備制造業的戰略性投資。

        世界范圍內，只在“二戰”之后，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和蘇聯的“斯大林計劃”才有把設備制造業轉移到盟友國家的設備投資，這幾乎是唯一發生過的設備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事實。在那之后，只轉移一般商品生產，不轉移設備制造業。

        可以說，中國和東歐、日本和西歐都得益于戰后的兩個超級大國，因冷戰而實現設備制造業的“雁陣轉移”。分兩個雁陣：一個是美國雁陣，向西歐、日本轉移；另一個是蘇聯雁陣，武裝東歐的制造業和中國的制造業。這個時候，連鋼鐵、機械都給，甚至把大型的工業裝備直接拆到中國來，在這兒原樣裝起來。

        只有這一個歷史性的機會。

        可以比較其他發展中國家接受的產業轉移，大部分有輕加工，沒有重裝備制造業，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幾乎唯一的擁有產業結構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的國家。你們注意，我們到現在幾乎都不能出口民用飛機，但是中國在1957年就已經出口了200多架飛機。聽著奇怪嗎？美國有中國飛機協會，就是當時中國出口的蘇式的小型教練機。中國在1955年批量生產拖拉機，1956年可以生產汽車，1957年生產飛機，相信嗎？完全是由蘇歐投資設備和圖紙，在我們這兒的工廠裝配，不要以為1950年代我們什么都沒有，不對。

        總之，如果我們客觀地看1950年代中國重工業和裝備制造業的形成過程，我們就應該承認我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親外資”。很沒道理嗎？當然不是。因為你沒有資本，是“資本趨零”，而要進入工業化，就得遵從工業化內生性的機制，那就是“資本增密、排斥勞動”。資本太少了就親資本，就會發生政策體系內生性的親資本。沒有任何體制下的政府能夠避免工業化內生性的資本增密機制。我們也不例外。

        我強調說的是一般性問題：發展中國家“在任何體制條件下”，只要面對資本極度稀缺的情況，都會親資本。除非是西方殖民化的掠奪性體制，缺資本可以伸手去掠奪別人。

        像中國這種情況，我們是幾千年的農業社會，安土重遷，重農抑商。傳統農業社會延續了幾千年，它這個延續幾千年給你的好處是讓你繁衍出幾億中國人來，但是這也造成你不是對外擴張的國家。

        現在很多人都進入實用主義思維了，會問：早年鄭和老爺下西洋干嘛去了，為什么沒把我們的人都帶出去，為什么沒把他們的資源拿回來？因為是農業立國。而西方的殖民化，也可以叫做“以國家為單位的反人類犯罪”，算是另外一種類型。

        當我們說到外資的時候，注意，1950年代“親外資”派生的一個現象，就是“蘇化”。上層建筑也得跟著親外資，政府部門，每一個司局、每個處，都需要蘇聯派過來的人手把手地指導你。每一個工廠，廠長、工程師、技術員連同技術工人都得從蘇聯請來。上層建筑的核心是軍隊，朝鮮戰爭打仗的時候，入朝參戰的幾十萬軍隊，先期全部換成蘇式裝備了。

        指望過去“小米加步槍”？那是國內土地革命派生的：每一個前線拿步槍的戰士，后面得有八個“送小米”的老百姓，才能打得贏。就因為共產黨沒有現代化的財政金融，只是用這種非常傳統的給農民分地、農民支持你的方式，就打敗了現代財政、現代金融支撐的現代化政府和軍隊。國民黨軍隊潰敗的原因是什么？你們很多人看過《北平無戰事》，那里邊有個很重要的情節就是1948年幣制改革失敗，改革失敗的內因，它里面也講了：利益集團很難調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都不肯放棄利益，于是乎金圓券改革失敗了，意味著現代化金融體系垮了。發不出軍餉，誰給你打？摧枯拉朽一樣！

        這說明，現代化的制度成本其實是非常高的。

        而共產黨接手的是一個去工業化、去現代化的社會。

        為什么叫去現代化？1949年按月通貨膨脹38%，任何政權靠什么手段能應對這種高通脹？我們靠的是占人口接近90%的農民回家分地，政府只管10%的城里人，那90%的農民分地、回家，就恢復了傳統小農經濟，那是幾千年的歷史文化。農民不要政府養，農村那點剩余送進城市足夠平抑物價，相當于9個鄉下人養活1個城里人，所以城里人就活了。

        中國人怎么渡過解放初期“一窮二白+高通脹”危機的？不是靠現代化，而是靠恢復了傳統農業。

        大多數不能做到給農民分地、讓農民回歸小農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盡管建立新政權也維持不住。現代政體，代議制民主、媒體自由、現代化高等教育、現代國防軍制、現代警察制度等等，全都是高成本的上層建筑，拿什么維持？經濟危機不解決，說什么都是白搭。

        中國化解1949-1950年危機的做法是革命性的，搞得是“農村土改配合解放戰爭”。大家都知道，建國之后精兵簡政也做到了，大家都愿意回家種地啊。所以，1949年是什么讓中國感受不到大危機的沖擊呢？是土改讓農民回歸傳統小農經濟。

        無獨有偶。1980年鄧小平做了什么？一樣，是在1978-1979年大危機情況下，又給農民分了地，那時候農民人口是85%，而1950年農民人口是88%，這個基本結構只有很小的變化，結果也都是大多數人回家種地去了，有吃有喝不找你了。所有農民的公共開支，教育、醫療、福利，也都由家庭承包制都攤在土地上了，農民就不找干部了，政府只管15%的城市人口。現在我們把這叫做改革，當年我們叫做革命，本質內容和實際作用是一樣的。

        我們這樣說的時候，也在告訴大家：從發展的角度看，其實1950年代并沒有所謂“左”和“右”——你的經濟基礎“蘇化”了，蘇聯向你轉移了工業設備生產，你不按它那套照貓畫虎，行嗎？別忘了，我們建國之初的干部70%以上是文盲，打游擊行，搞工業行嗎？不行。

        現在親美資，當年是親蘇資，請問哪個是“左”、哪個是“右”？本源西方歷史的左右派斗，說不清楚中國的經驗。

        那后來為啥中國從1960年代初期又改成高度重視勞動群眾？很簡單，蘇聯人1960年全撤了，完全不給投資了，很多工廠打了地基、蓋了廠房，沒裝設備呢，人家把圖紙和項目文件拿回去了，就等于是爛尾廠、爛尾樓，全部都得算成是前期建設投資損失，你自己會裝機械設備嗎？沒那能耐呀。

        從親資本轉變為“親勞動”這個政策，主要是因為沒資本，資本為零，外國不給你資本，你拿什么去維持親資本政策？只能轉向發動國內勞動群眾替代資本的戰略思想。

        “親勞動”戰略有幾個突出的典型。

        比如說“鞍鋼憲法”講的什么呢？工人群眾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鞍鋼憲法。同期，在城市產業資本內部大書特書表彰能夠維持資本運作的勞動模范。農村是什么呢？農業學大寨。政府不給錢，也不給設備，靠集中農民勞動力自己拿镢頭去刨，刨出一個大寨來。

        這就是我們歸納的一個道理，“只有成規模的勞動集中投入才能替代資本”，分散的勞動替代不了。當然，分散的勞動有逐漸進入工業化的經驗。那是什么呢？早期英國。分散的手工業，經過漫長的歷史階段形成“工場手工業”，作坊相對集中。工場手工業因地域集中了而需要機械的產生，于是乎出現了工業革命。

        中國呢？已經進入外資主導的重工業化七年了，現在想靠自己的能力維持住這個水土不服的工業化，那靠什么？靠資本？沒有資本，只能靠成規模的手工勞動。

        所以，在那個年代，如果你非要說“左”，其實從經濟的角度看，無外乎是把最大限度的勞動剩余集中起來用到了國家基本建設上。就在那個幾乎沒有機械化的年代我們搞了38000多套大中型水庫，都是靠勞動力堆起來，雖然今天都是“危倉險庫”，但那個時候靠人力實現了百分之四十幾的耕地可灌溉，農業產量就上去了。

        好了，不多說那個年代了。只是告訴大家，只要資本極度稀缺條件下承接外資，就會政策親資本，沒有外資也沒有內資的條件下就會政策親勞動，這就是中國的經驗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