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數篇有關腎臟失蹤的新聞見諸報端，事件的內容大致相同，患者在一家或多家醫院因病接受手術治療，術后隨訪復查時發現一側腎臟缺如。然而相關報道的欠專業以及信息的不對稱，導致坊間各種揣測蜂擁。

        最純良的推測無疑是天然論，即事主天生只有一個腎臟——獨腎，或者一側腎臟因為某種病理性因素而縮小至不可見。而最不堪的莫過于陰謀論，即某些組織或個人因為利益的驅動，偷走了患者的腎臟。最易被忽視的可能是醫源性損傷。可惜有關調查至今沒有定論，真相或許直到某個遙遠的將來才會浮出水面，抑或永未可知。其實些許簡單的分析便有助于厘清思路。

        首先看天然論，一般人生來便有兩個腎臟，且正常腎臟的代償功能是非常強大的，即便切除了一側，對側再切除部分，也不致影響正常生活。所以，腎臟移植才有了物質基礎。正常人中多數擁有兩個腎臟，甚至擁有三個、四個也有可能，但確也有少數生來便只有一枚。唯一能確認此類情況的依據就是患者術前接受的腎臟影像學檢查，而部分相關新聞在這個問題上卻往往語焉不詳，讓人心生疑竇。部分患者接受的手術與腎臟毫無關聯，術前若是腎功能正常，本來就不需要進行腎臟的影像學檢查，此后體檢再發現獨腎，那么與手術是否相關就變成一筆糊涂賬。更有極端的個例，患者原本擁有兩個腎臟，后天卻由于某種病理性因素導致一側萎縮，甚至無法用醫療設備探及。這種情況一般是個漸進的過程，能夠證實的唯一方法恐怕就是多次腎臟的影像學檢查。如若沒有，除手術探查外，真相恐怕實難明了。

        民眾最擔心的恐怕還是陰謀論，而此種疑慮確實也不無道理。腎臟的黑市交易在世界各地存在已久，始作俑者卻正是移植工作開展較為規范的發達國家患者。在此類國家，移植臟器的獲取方式和分配規則早已規范化。相較于海量的患者，可供移植的腎臟永遠是稀缺資源。一些無法忍受等待煎熬，意圖“插隊”的病患們就將目光轉向了行業規范尚不健全、醫療市場相對較混亂的第三世界國家。于是在上個世紀的晚些時候，相當數量的西方患者涌入人口眾多、腎源豐富的貧困國家。土豪病人的到來，一方面擠占了落后國家本就不豐富的醫療資源，另一方面也變相抬高了相關醫療服務的價格，使本地區普通患者更難以得到應有的治療。好在這種情況在本世紀逐漸引起了有關國家的重視，通過在行業規范和立法等方面的制約，已經得到了有效控制。

        腎臟的黑市交易有它的獨特性，作為腎臟的供體，即賣方，必須經受一系列嚴格的體格檢查和配型，然后在具備條件的醫療機構接受手術，這一切幾乎不可能在供腎者不知曉的情況下完成。所以，交易的雙方基本上處于一種你情我愿的狀態之中。所謂一覺醒來，腎臟不見了的橋段，也只可能存在于文學作品和不知情者的想象之中。國內因為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的不均衡導致并不缺乏意圖賣腎者，筆者在工作中就曾數次接到求售腎臟的咨詢電話。多年來，國內黑市供腎者能得到的酬勞并沒有隨著物價上揚和移植手術的大量開展而水漲船高，始終保持在區區數萬元，這也從側面說明黑市腎源其實并不緊張。中間商在獲取腎臟訂單后會組織供體進行體檢和配型，選取合適供體后，組織最低配置的醫療團隊，租用小醫院的手術室甚至是在民房內，完成非法取腎。黑市腎經過專業處理后，被送至監管不嚴并有條件進行腎移植的醫療中心，被植入終端客戶即患者的體內，從而被洗白。單筆交易所得有限，達成一定規模后，利益鏈條上的每個環節才能取得相對可觀的收入。

        國內地下臟器交易受到供求關系和政府打擊的雙重影響。近年來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使死囚臟器的數量有了下降，間接加劇了移植腎的供求矛盾。而今年起中國更是全面停止了對于死刑犯器官的使用，想來會更加刺激對黑市腎的需求。相應的，政府打擊臟器買賣力度的加大會增加黑市腎的流通成本。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恐怕會導致終端價格的上揚及以身試法者眾，在監管措施到位以前，貓捉老鼠的游戲難免還會繼續下去。

        移植腎臟取出后，必須經由專業人士特殊處理后方能有效保存并帶走，力求盡快送達進行臟器移植的醫療中心，這一系列繁雜的操作過程自然無法瞞過所有的在場人員?；仡櫧鼇韴蟮赖哪I臟丟失事件，患者均是在正規醫院接受的手術，如果陰謀論成立，那么至少該手術室全體醫療、護理、麻醉小組成員全體參與其中。從機會成本的角度講，這并不合理，手術后的患者通常都會接受體檢和復查，竊腎的行為很難隱瞞，未來必然會面對嚴苛的追查。同時，也很難想像這群中產階級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愿意冒著身敗名裂、拋妻別子去坐牢的風險，掙那筆總數不過數萬元的贓款。筆者也曾參與過腎移植工作，結合某起事件的新聞圖片，從專科角度分析也不合理，即便是偷腎，經腹部切口也應該選擇相對容易暴露、血管條件較好的左腎，而不是某事主丟失的右腎。

        那么腎臟去哪兒了？某事主曾在兩家醫院分別接受過手術治療，先前體檢報告證實雙腎俱全，而今，的確只見一枚腎臟。該患者兩次手術部位均為盆腔及下腹部，與腎臟全無關系，正常操作當無任何影響。可是，特殊情況下就另當別論了，例如在術中出現輸尿管的嚴重副損傷甚至大段缺損，則該側腎臟便有了被切除的可能。亦不能排除術者因為某種原因，故意隱瞞了該起可能存在的醫療事件。筆者仔細查看了相關新聞照片，圖片雖符合了攝影的審美要求，明暗有致，捕光逐影，卻并沒有把最為要緊的手術疤痕交待清楚。即便如此，還是可以發現，有一條疑似能取出腎臟的切口頗為可疑，無法用文中所述手術的常規入路來解釋。而某當事醫院的處理方式也頗值得玩味，他們主動提出，出于“同情”目的，愿意支付數萬元的費用給患方。

        至于真實情況到底如何，除卻通過不具可行性的再次手術探查，司法鑒定很難給出確切的答案。公安部門在無法排除因生理性原因丟腎的前提下，自然難于介入。法院在無法得到事件真相的同時必然也無法做出讓醫患雙方都能滿意的判決。其實醫療事件歷來舉證困難，許多案件延宕多年亦未有定論，國內國外概莫能外。社會持續關注無疑能促進醫療行為和相關立法的規范和完善，卻只怕公眾的熱情在不遠的將來又散漫于海量涌出的訊息中，于是一切照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