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長5年9月15日（1600年10月21日）傍晚時分，美濃國關(guān)原上飄蕩的硝煙漸漸散去。老謀深算的德川家康在這場決定日本命運的大戰(zhàn)中，擊敗了年輕氣盛的挑戰(zhàn)者石田三成。

        此役之后，德川家康已成為日本實際上的主宰者，徹底消滅大阪城豐臣家殘余勢力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那些敢于起兵反抗德川氏的大名，除島津義弘、鍋島直茂等極少數(shù)外，絕大部分都遭到了領(lǐng)土減封乃至除封的嚴厲處分。關(guān)原大戰(zhàn)三年后，日本境內(nèi)已無大名尚有實力威脅德川家的霸權(quán)，家康順理成章地正式出任“征夷大將軍”。

        

德川家康：如何通過制度穩(wěn)定政權(quán)

        盡管幕府已開，但德川家康絲毫不敢有高枕無憂的想法。自1467年應(yīng)仁之亂后，“下克上”的亂象幾乎貫穿了整個日本戰(zhàn)國時代百余年的歷史。謀反、背叛、弒主的行為屢見不鮮，乃至成為當(dāng)時的政治風(fēng)氣。1573年，“第六天魔王”織田信長“冒天下之大不韙”流放將軍足利義昭，早已名存實亡的室町幕府宣告滅亡。僅僅9年后，織田自己便死于家臣明智光秀的造反，葬身本能寺火海之中。在此后織田家臣內(nèi)部的權(quán)力斗爭中，豐臣秀吉戰(zhàn)勝了其他競爭者，繼承了織田信長的基業(yè)，征討全日本各地乃至出兵朝鮮，進而獲封“關(guān)白”、“太政大臣”。然而，在他死后不久，群雄蠢蠢欲動圖謀大位，德川家康便是其中之一。

        因此家康很早就意識到，需要通過一系列制度化手段來確保江戶幕府政權(quán)能夠真正長久穩(wěn)定，而非重蹈織田氏、豐臣氏盛極而衰的覆轍。

        首先，為確保幕府將軍的頭銜能夠順利地世襲罔替，德川家康于1605年便提前把“征夷大將軍”之位傳給了三子秀忠。希望借此避免其死后可能出現(xiàn)的激烈動蕩，讓幕府政權(quán)逐步提前過渡。家康自己則以“大御所”的名號，移居駿府城，在幕后掌控大局。二代德川秀忠在政治生涯的晚年同樣效仿其父家康的這個作法。1623年時便把將軍之位讓給了長子德川家光，同樣以“大御所”自稱在幕后掌權(quán)至1632年病逝。家康與秀忠二代生前完成大位交接的權(quán)力安排，確實對穩(wěn)定政局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除生前預(yù)先完成將軍之位交接外，德川家康還立即著手制定一部全國所有大名、武士皆需嚴格遵守的“根本大法”。于是，便就有了隨后問世的《武家諸法度》。

        1608年，德川家康傳召當(dāng)時知名的“外交僧人”，有“黑衣宰相”之稱的京都南禪寺主持崇傳前往駿府城。崇傳雖是僧人，但卻有著極為強硬的政治手段，深受家康器重，參與起草了一系列江戶幕府的重要法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武家諸法度》。德川家康計劃通過這部針對整個武士階級而制定的“法度”，從制度、法律層面確保江戶幕府的政治統(tǒng)治基礎(chǔ)。

        

《武家諸法度》：江戶時代的“根本大法”

        自1614年11月至1615年5月間，德川家康在“大坂冬之陣”、“大坂夏之陣”的兩場大戰(zhàn)中，徹底消滅了自關(guān)原合戰(zhàn)后茍延殘喘十余載的豐臣家勢力。1615年5月8日，大坂城破，豐臣秀賴母子自殺身亡。至此，家康統(tǒng)一日本的大業(yè)終告完成。戰(zhàn)國百余年的戰(zhàn)亂就此落幕，史稱“元和偃武”。“元和偃武”后的第一件代表性事件便是江戶幕府正式頒布《武家諸法度》。

        僅僅兩個月后，1615年8月30日，在德川家康的幕后指揮下，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在伏見城正式向全日本的諸大名頒布了已醞釀多時的《武家諸法度》。由于當(dāng)時恰逢元和元年，亦稱“元和令”。

        《武家諸法度》對大名的日常行為、政治權(quán)利進行了非常嚴格的約束，共計13條。大致簡述如下：

        1.修練文武弓馬之道

        2.禁止聚眾酗酒作樂賭博

        3.禁止藏匿違法者

        4.禁止包庇謀反者、殺人者

        5.禁止包庇他國人

        6.嚴禁擅自筑城

        7.鄰國動態(tài)應(yīng)及時報告

        8.大名間婚姻需征得幕府同意

        9.大名需前往江戶參勤交代

        10.衣著等級應(yīng)符合身份

        11.乘轎與否應(yīng)與身份相符

        12.例行節(jié)儉

        13.各國大名應(yīng)知人善任

        注：此處“國”指日本舊時的行政區(qū)劃“令制國”。

        在諸法度中，最重要的莫過于是實施所謂“參勤交代”制度。理論上，要求大名一年在國（各自封地），一年在府（江戶），每年4月交替。不過，由于大名各自封地遠近不同，相當(dāng)多的大名多隔3～5年參勤一次。通過推行“參勤交代”制度，幕府不僅可以使各地大名長時期逗留江戶，而被置于監(jiān)視之下，家屬亦淪為人質(zhì)，還可以間接消耗大名的財力。因此大名每次前往江戶參勤多耗費、動員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設(shè)在江戶的藩邸同樣需要一筆筆可觀的花費。長此以往，各地每年的財政收入到頭來皆會大量流入江戶，從而達到削弱大名們實際財力之目的。

        自此之后，幕府新將軍即位時，各地大名除了需遞交宣誓效忠的文書，還必須附《武家諸法度》的條款，宣誓遵守。

《武家諸法度》現(xiàn)存最早的抄本之一，藏于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1615年最初發(fā)布的《武家諸法度》為漢文體。1683年“天和令”發(fā)布時，改以和漢文混合體起草。1710年“正德令”則以和文體起草。

        1615年第二代將軍秀忠正式發(fā)布《武家諸法度》后，曾經(jīng)歷多次修訂，先后增加或刪去部分條款。史上較大的修改有5次，分別為1635年“寬永令”（合計19條）、1663年“寬文令”（合計21條）、1683年“天和令”（合計15條）、1710年“正德令”（合計17條）及1717年“享保令”（合計15條）。

        其中，第三代將軍家光在位期間所做修訂頗為重要，被稱為“寬永令”。“寬永令”在既有法度基礎(chǔ)上，將各方大名定期前往江戶“參勤交代”的規(guī)定進一步完善化，使之成為一種不可動搖的政治義務(wù)，貫徹整個江戶時代。此外，還嚴禁諸國主和領(lǐng)主之間私爭，凡事皆需通過幕府協(xié)調(diào)裁斷。為了貫徹鎖國政策，還明令禁止大名建造所謂“五百石以上的大船”。“寬永令”還對各級武士身份等級、著裝規(guī)范等事項做了具體規(guī)定。為確保《武家諸法度》在全國最重要的政治地位，“寬永令”還特別指出“萬事依循江戶法令，于各國均要遵守”。

        其后的歷次修訂中，大多是在過往基礎(chǔ)上補充各類細則或合并近似條目，但偶爾也會增加一些禁令，例如“寬文令”明令禁止基督教、嚴懲所謂不孝者，“天和令”則禁止武士殉死，“正德令”將官員嚴禁收受賄賂寫入法度等。

 

        除了最知名、最重要的《武家諸法度》外，晚年的德川家康也針對大名、朝廷、寺院、浪人武士乃至農(nóng)民等各類階層采取過類似的管制措施。在《武家諸法度》的前夕，江戶幕府就在1615年8月7日頒布德川家康擬定的《一國一城令》。該法令規(guī)定各國僅能保留一座城池，作為大名的“居城”，其余支城城垣皆需拆毀廢棄。

        在制定《武家諸法度》的同時，“黑衣宰相”崇傳還在家康的授意下起草了《禁中并公家諸法度》，并于1615年9月9日頒布。該法度共17條，皆是針對京都貴族乃至天皇而定。第一條便開宗明義地規(guī)定天皇需以才藝和學(xué)問為第一要務(wù)：“天子諸藝能之事，第一御學(xué)問也。不學(xué)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為之有也。”這從法理上褫奪了天皇的政治權(quán)力，將之定性為只能頒布年號的“虛位元首”。

        除了將天皇隔離于現(xiàn)實政治外，幕府還通過《禁中并公家諸法度》來干預(yù)朝廷公卿的權(quán)限乃至人事安排。對于寺院，則通過頒布《諸宗諸本山法度》來加以嚴格管理，剝奪各大宗派的自主性，避免出現(xiàn)戰(zhàn)國期間所謂“妄立異說”、“聚集黨徒”、“圖謀爭斗”等情形。

        1616年，年逾古稀的德川家康站在了人生的最高峰。此時的家康不僅名副其實地統(tǒng)一了日本，還通過頒布以《武家諸法度》為代表的一系列法令，從制度上鞏固了江戶幕府的統(tǒng)治根基。至明治維新前，《武家諸法度》可謂是維系江戶幕府基本政治秩序最重要的“根本大法”。

        1616年6月1日，家康病逝于駿府城。一個月前，他被朝廷贈予“太政大臣”的官銜。家康死后，他所開創(chuàng)的江戶幕府又綿延了2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