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4日，深圳中級人民法院針對一起個人破產清算申請，作出不予受理裁定。按照深圳破產法庭微信公眾號6月11日公布的裁定書，深圳中院認定如下事實：一方面，債務人所負債務與其所述經營損失、實際支出狀況之間不能互相對應，數額差別較大；另一方面，債務人還存在以個人名義舉債償還夫妻共同債務，并針對新發生債務申請個人破產清算的行為等。這些情況，導致法院無法認定債務人是否存在破產原因，因此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定。鑒于上訴期內債務人并未上訴，本裁定作為深圳第一起裁定不予受理的個人破產案件已正式生效。

坦率說，深圳中院的裁定讓人略感意外。2021年3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實施后，全國都在看深圳，都對深圳個人破產制度的實施滿懷期待。通常情況下，深圳中院也有足夠的動力來滿足外界的期待：一方面敞開個人破產案件受理是本職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趁著個人破產的熱度輕而易舉刷出存在感。即便不考慮兄弟法院的艷羨，哪怕是出于宣傳效果考慮，深圳中院也應該在個人破產領域大干快上，掀起一波又一波小高潮。

然而，事實與此恰恰相反。包括前述裁定在內，深圳中院在個人破產案件受理方面，始終十分審慎。4月12日《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實施一月多之際，深圳中院召開個人破產條例專題新聞發布會，一個多月來深圳中院共收到260件個人破產申請，決定優先受理8名個人債務人的破產申請，正式啟動破產申請審查程序。而《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近4個月后，在個人破產領域深圳中院才作出一起受理、一起不受理的裁定。

顯而易見，深圳中院在個人破產制度的實施中，表現出極大的理性和克制。這與外界的期待大相徑庭。但筆者認為，這恰恰是當前個人破產熱潮背后足夠冷靜的表現，這種態度十分值得肯定和鼓勵。在個人破產司法中，克制比能動更重要，個人破產司法就應該高舉司法克制的大旗！

就司法哲學的學理來看，司法理念可以簡單分為兩種，即司法能動和司法克制。簡述如下：

司法能動理念植根于美國司法界上世紀50年代以來興盛的司法能動主義（judicial activism）。該理念的原初含義，是指司法機構在審理案件中，可以不遵循先例或者成文法的字面含義，而通過司法權的積極行使，使得司法解釋能夠回應當下的社會現實和社會演變，而不是墨守成規。

作為基本宗旨，司法能動主義認為法官應該審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利用司法權來擴大平等和個人自由，促進社會層面的公平，保障人的尊嚴。從這個原點出發，司法能動更加鼓勵在司法過程中“法官造法”，尤其在憲法解釋問題上，應該超越立法者意志，追求實質正義，有所作為。在美國最高法院的力推下，司法能動理念在1950年代以來大行其道，通過一個又一個判例促進美國社會的大轉型，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當然，對于司法能動主義，在美國本身也面臨著諸多爭議。學者克里斯托弗?沃爾夫的《司法能動主義——自由的保障還是安全的威脅？》一書，便是試圖在各種兩極化爭議中找到共識。不過遺憾的是，作者整體上對司法能動主義持否定性態度，“我堅信司法能動主義是一個不幸的現象，如果沒有它美國將會變得更美好。”

但在太平洋彼岸，司法能動主義受到另一種形式的支持和褒揚。十多年前，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動下，“能動司法”理念在我國不乏支持者，服務型司法、主動型司法、高效型司法廣受推動，曾經引發法學界廣泛討論。即便今天“能動司法”概念已鮮見于報端，但這種理念本身并未改弦更張。

而司法克制（judicial restraint），也稱司法謙抑，特別強調司法機構應該冷靜、克制，恪守本分。這種理念既是源于司法機構本身相對于立法和行政機構的先天性弱勢地位，也是因為相對于立法和行政機構對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司法機構則堅持不告不理、坐堂問案，更多是結合既有規則和當事人的訴求在個案中結合既有規則做出解釋。司法工作的被動和消極，決定了其謙抑和克制的品格。司法的謙抑和克制，不是無所作為，不是亂作為，而是恪守本分。也恰恰是對其本職工作堅守，成為奠定司法權威的源泉。司法權威可能來源于多方面，但其核心來源只能有一個，那就是來自于公平的裁判。

從學理角度，這兩種理念本無高下之分，甚至也不識涇渭分明。但考慮到我國特殊的國情，過于鼓吹司法能動，可能會給司法權的過度擴張提供理論依據，法院也更可能容易違背司法中立和克制的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中立和克制恰恰是法院和法官最好的庇護所；如果走出這個庇護所，法院既可能成為地方利益的附庸，更可能主動或被動地站在突破法律、違反法律的第一線。因此，在方興未艾的個人破產司法中，司法機構更應該秉持司法克制的理念。

過去兩三年間，從最高人民法院到部分地方法院，對于個人破產制度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傾注極大的心血，做出很多努力，也為推動全社會層面的個人破產理念普及，立下汗馬功勞。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個人破產試點熱潮背后，各地法院不僅冒著于法無據、師出無名的尷尬和困境，也呈現出明顯的擴權越權的傾向。我國《立法法》第8條規定，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訴訟和仲裁制度以及犯罪和刑罰，只能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制定法律。而在實踐中，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甚至基層人民法院，都可以由院內審判委員會來制定個人破產規則。這些做法不僅可能突破《立法法》前述規定，能否經得住合法性審查、是否給權益受損的當事人充分的救濟途徑也都還是未知數，更遑論其實際效果。

不管是企業破產還是個人破產，作為一種集體性債權債務清理機制，破產程序從啟動到終結，每一個環節都會牽涉到當事各方實體和程序性權益的調整。個人破產案件尤其需要慎重，每一個細節都會對當事各方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我們也可以說，辦理個人破產案件，辦理的不少案件，而是一個個當事各方的人生。因此，在個人破產司法中，法院應該在深入理解個人破產法基本精神的基礎上，懷著敬畏和審慎之心，有所為有所不為，將破產法的正義送給每一個當事人。

可能在很多人看來，深圳中院就是“端著金碗討飯吃”的典型，在個人破產司法中簡直就是逆行者。但是，考慮到個人破產司法本身對當事人權益的影響、對社會生活的引導和沖擊，我認為這種冷靜、審慎和克制，恰恰是十分可貴的品質。基于此，我想有必要為深圳中院手動點贊！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