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濱先生一生跌宕起伏、豐富多彩，當過兵，務過農，繪過畫，也編過話劇；在荒唐歲月中被批斗，被毆打，被關禁閉，也被勞動改造，但他終在中國近代史的學術園地辛勤耕耘，不斷開拓，意氣風發，老而彌堅，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成就“近代化”研究范式志業。

沈渭濱先生

起步辛亥革命史研究

        先生出身小商人家庭，家有“宏興館”飯店，在七寶鎮上頗有些名氣，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被公私合營。父親讀過私塾，從小督練習字，成就先生書法。母親不識字，嚴格禮儀，養成先生謙謙君子風度。先生從小愛讀書，流連于隔壁雜貨鋪包東西的舊書報中，十歲前后，四大名著都已看過。先生更喜好繪畫，理想是成為美術家。

        先生七歲入讀上海市立明強國民學校，1950年畢業考取七寶農校初中部，1953年畢業報考中等美術學校未取。同年11月參軍，先后任福建軍區干部學校、福州軍區工程兵司令部國防工程建筑設計科教員、檔案員、繪圖員等。仍不能忘情于繪畫，業余時間外出寫生，喜歡速寫、素描、水彩、水粉、油畫等。其間展露才華，1956年7月在《福建日報》發表《民間藝術的廣闊前途》，曾任福州軍區報社駐軍區首屆體育文化大會特約記者。聽聞初中同學高中畢業紛紛考上大學，十分羨慕，希望復員。兩次打報告后，1957年終得成行。

        先生回到家鄉參加高考。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體檢結果色弱，理想徹底破滅。不能專業繪畫，可以研究美術史吧。料想歷史系應該有美術史專業，于是填報歷史系，第一志愿考取上海第一師范學院（今上海師范大學）。當然，歷史系沒有美術史專業，要求轉系轉學校，自然沒有可能，只得安心于歷史系。慢慢地，先生發現了歷史的魅力，產生了興趣，并決心走歷史研究的學術道路，一旦確定就“緊咬不放”。

年青時的沈渭濱先生

        最初，先生立志研究唐史，后來又喜歡近代史。他以為近代史更接近現實生活，現實生活中的許多方面都可以從中探尋到源頭。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深受列強侵伐的屈辱史，也是中華民族的抗爭史、從王朝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奮進史，更是中國從傳統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轉折的關鍵起步時期。因此，先生這種選擇與轉變，除尋找現實的歷史之因外，還有從近代紛繁復雜的歷史演化中尋找“治世良方”，顯示了先生“以史經史”的關懷。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魏建猷先生對他影響甚大，并建議他從事辛亥革命史研究，因為“近代史上所有發生的大事都可以在辛亥革命中得到體現和引申”。從學術研究起步，先生就得到名師指導，選定了一個具有廣闊發展前景，且可上溯和下延的研究領域，為他后來學術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奠定了基礎。

        先生學習刻苦，勤于思考，成績非常優秀。三年級被派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實習，隨湯志鈞先生從事辛亥革命史研究。很快就有成果，四年級在《學術月刊》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試論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與夏東元先生商榷》。《學術月刊》是當時除《歷史研究》外全國最好的刊載歷史論文刊物，對一個在校學生而言，在上面發表文章的難度可想而知。幾十年后，先生回憶起仍有些激動：“當自己手寫的字變成鉛字的時候，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論文的發表，更堅定了先生從事歷史研究的決心。

        大學畢業后，先生任上海市七寶中學政治老師。教學之余，仍致力于學術研究，下“狠功夫”，每天看書做筆記到晚上十二點。1963年發表《論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指出同盟會中部總會雖然是一個革命性組織，對革命有客觀的促進作用，但不可否認宋教仁、譚人鳳等人創設該會主觀上有對抗孫中山的意圖，是“分裂同盟會的一種惡劣行為”。這一觀點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影響甚大。顯露出先生注重思辨的史學研究特色。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力，當年先生曾報考陳旭麓先生的研究生，惜乎未能錄取。但從此與陳先生建立起深厚的師生情誼，并不斷向陳先生請教學習與研究中的問題。其后，先生還與同學、同事合作，在《歷史研究》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出版獨幕話劇《補課》等，充分展示了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橫溢才華。

        不想，文化大革命爆發，先生被深深地卷入這場史無前例的劫難之中，作為“保皇派”被造反派批斗、毆打，有家不能回，嚴重地影響了家庭生活，極大地損傷了孩子的心靈。1971年以“炮打林副統帥的5?16反革命分子”罪名，被非法隔離審查，關入禁閉室。即使在這樣的境況下，先生仍不放棄學術追求。在被關禁閉的九個月期間，像地下工作者一樣躲避監視，憑借記憶在香煙盒大小的草紙上，寫就五萬余字的《七寶滄桑》兩卷和十萬余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章。前者被譽為1949年后七寶人自己撰寫的第一部七寶鎮志，后者也為先生后來的辛亥革命研究奠定了基礎。

        1972年4月，先生調至上海縣華漕中學。離開是非之地后，先生仍被時代大潮所裹挾，將才華與大好的青春年華浪費在撰寫法家人物小故事等上面，但他深知學術研究的生命意義，繼續撰寫《辛亥革命史稿》，完成了第一卷，并請陳旭麓先生批評指教。適逢陳先生借調復旦大學領銜主編中國近代史，因金沖及、胡繩武已調北京，編寫人員不夠。陳先生深知先生才華，借調先生到復旦試用三個月，期滿于1975年12月正式調入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由此，先生從一個中學政治課教員成為著名高等學府一名大學教師，不能不說，這是先生學術生涯中的關鍵性轉折點。

《七寶滄桑》       

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

        進入復旦以后，先生以為作為某個研究領域的精深專家自然非常可貴，而且也很必要，但作為一名大學教師，需要面對學生的各種疑問，知識自然不能局限于一個專業領域，于是他給自己設定了成為一個“會通型”史家的道路。在不斷拓展研究領域的同時，先生也積極思考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范式，并突破已有藩籬，尋找新的研究范式。先生接受教育與從事歷史研究初期，中國近代史研究范式正是“以階級斗爭理論為指導，以階級分析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為基本線索”的“毛澤東－范文瀾”近代史體系籠罩近代史研究時期。先生自然不滿意這種簡單化的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成為“近代化”研究范式的擁護者與實踐者。這種研究范式把近代中國置于中國近代化歷程來觀察，研究中國如何、怎樣從傳統走向近代，探尋中國走向富強之路。在《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導讀》中，先生已有陳說；2001年，更將出版的精選論文集徑直命名為《困厄中的近代化》，鮮明地亮出其姿態。

《困厄中的近代化》

        因此，先生不斷開拓研究領域并不僅僅是為了擴展而擴展，而是將他對中國近代化道路的探尋這一歷史關懷貫穿其中。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先生首先突破過去僅僅關注革命黨的藩籬，注意到資產階級和立憲派在革命中的作用。先后發表《上海商團與辛亥革命》《略論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論資產階級立憲派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等論文，從個案分析上海商團在辛亥革命中的進步作用出發，進而指出具有兩面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這個上升時期革命性是其主要方面，重新評估了民族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他上溯資產階級的誕生，下延資產階級的發展演化，先后發表《論五四運動前近代中國的時代中心》《論近代中國的時代中心》《再論近代中國的時代》等論文，提出并嚴密論證了“民族資產階級是近代中國的‘時代中心’”的看法。先生這一石破天驚的論點給中國近代化歷程中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民族資產階級在近代中國極高的歷史地位，引發了學界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研究的新熱潮，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

        秘密會社是維系中國社會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歷次運動與革命中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先生也注意到會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發表論文《論辛亥革命時期的會黨》，認為會黨在辛亥革命中是革命派聯系下層社會的紐帶。由此開始關注會黨史研究，先后發表《國內有關天地會起源與性質研究述評》《會黨與政黨》等論文，辯證地指出會黨與政黨雖然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但近代中國的政黨中有會黨的因素與影子，會黨與政黨也會相互利用以達到各自目標。

        同時，先生還發表《一八九四年孫中山謁見李鴻章一事新資料》《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形成及其政治覺醒》等論文，探討了孫中山和近代知識分子的革命性轉變。在全面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各種力量之后，先生對已幾易其稿、超過六十萬字的《辛亥革命史稿》進行全面整理，并聚焦于“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這一主題，于1993年推出三十六萬言的專著《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以傳記史與事件史相結合，從上下、左右、前后尋求社會歷史的變動與孫中山思想發展的紛繁復雜的互動關系，通過孫中山反映一個時代，通過一個時代來觀照一個人的成長。正如楊國強先生所說，全書以敘事、說理、辨疑、討論匯貫圓融見風格，并在許多地方表現出其富有個性的思考和見解。

        先生認為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比較正規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若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同時，在太平天國史上下點功夫，不就可以把近代史貫穿起來嗎？他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實習時，深為羅爾綱先生《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所吸引。1965年，與同學合作在《歷史研究》發表《論“防鬼反為先”——駁李秀成問題討論中的幾種論調》，開始涉足太平天國史研究。調到復旦后，先生看到太平天國研究起點雖然高，但軍事史研究薄弱，特別是對太平軍的研究幾乎沒有。于是，先生獨辟蹊徑，開始研究太平軍水營，撰寫《太平軍水營述論》一文，詳細研究水營建立、編制、職能，確切論證水營的作戰得失，被譽為“研究太平天國水師得力之作”。起步就得到學界肯定，堅定了先生研究太平天國軍事問題的決心。此后相繼發表《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戰役研究》《太平軍水營“岳州成立說”質疑》《1853年太平軍南京戰役研究》等，從軍事史角度對太平天國運動中的一些疑難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在太平天國史研究中，先生勇于創新，也勇于對已有定論做出顛覆。1982年出版的《洪仁玕》一書，雖僅有八萬余字，卻是當時最詳盡的洪仁玕傳記，書中對《資政新篇》的評述有獨到見解，認為其僅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一個逐步的階梯，構成了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到資產階級改良派政治主張的中間環節。對洪秀全創辦“上帝教”這一陳說先生也提出了疑問，先后發表《洪秀全創立“上帝教”質疑》《洪秀全與基督教論綱》等，認為洪秀全雖利用宗教組織發動起義，但并未創立“拜上帝教”。洪秀全起義后仍不能“忘情于宗教救世的大業”。

        對太平天國軍事史的研究引發了先生對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的巨大興趣與熱情。他在歷史系本科生中組織軍事史研究興趣小組，指導他們分別從事海軍史、軍制史、兵器史、后勤史等研究。組織復旦歷史系與空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三室相關同仁編寫《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索引》一書。自己則在總結以往研究得失的基礎上，力圖從總體上把握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向，相繼發表《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述評》《論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對象與分期》《中國近代軍事思想概論》等論文，從宏觀上對中國近代軍事史的未來發展方向做出前瞻，在軍事史學界激起強烈反響。三篇論文相繼被《新華文摘》轉載，從而開創了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的新局面。先生認為近代中國新出現的各種觀念形態中，軍事思想的近代化是萌發最早而又發育得極不充分的一個領域。近代中國沒有形成完備的軍事思想體系，沒有一部系統的軍事學術著作，甚至沒有一個代表性的軍事思想家。他也有撰寫《中國近代軍事通史》的宏偉規劃，但因近代軍事史的整個學術構架還沒有完全厘清，許多專題性研究有待深入，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鴉片戰爭是中西之間第一次正面沖突，歷來是史家研討近代中國命運的起點。先生并不專長這一領域，但因上課的關系，在其中耗費不少精力，而且幾乎一直延續到生命的盡頭，自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先生主要從思想文化與知識分子角度切入研究，先后發表《論鴉片戰爭前后林則徐的經世思想》《睡眼方開與昏昏睡去——鴉片戰爭與中國士大夫散論》《〈南京條約〉與中國士大夫散論》等，對鴉片戰爭期間及戰后中國士大夫對西方勢力與西方文化的認識態度做了極為精當與細密的分析，指出在鴉片戰爭中官僚士大夫多經歷了由自大轉為自卑的過程，尚未入仕的讀書人和雖入仕但尚未沾染官場積習的中小官僚，多戰前倡導禁煙，戰時積極參戰，戰后則開眼看世界。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積極向上還是因循消極的各個層面，都在不盡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現其深沉的影響。后嘗試以年代學的方法，遵照陳旭麓先生1839年與1840年是“頭發與頭”的關系的教誨，專注于以往語焉不詳的鴉片戰爭前中外關系及英國發動侵華戰爭的原因這一“頭發”研究，最終成果就是2014年8月出版的《道光十九年》。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先生開始關注區域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海派文化。1990年發表《“海派”文化散論》，對海派文化的淵源、特征、內涵等做出了條分縷析的論述，并指出“不同的區域文化之間沒有優劣之分，只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需要取長補短”。其后，又相繼發表《海派文化生成的社會環境論綱》《重視海派文化研究》等，剖析了海派文化產生的社會環境與社會機制，并與學生姜鳴合作，撰著《阿拉上海人——一種文化社會學的視察》。先生曾計劃由海派文化出發，轉入上海文化史研究，并以上海文化史為基礎，進而進行區域文化史的比較研究，特別是海派、京派、嶺南和湖湘四個文化圈的比較，找出各自特有的內在屬性。顯示了先生治學視野的寬廣與雄心。

        先生總是不滿足于已有研究領域，不斷地開拓進取。他認為科學技術在近代中國歷史變遷中的作用被歷史學界所忽視，因此組織周圍學人，編撰《近代中國科學家》一書，更指導學生專門從事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與社會變遷研究。

        人物研究在先生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取得了極為重要的成就。“作為一個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評價一個人與事件要放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去判斷、思考，要有一種知人論世的態度。”先生常常這樣說，也這樣做。他總是能抓住人物的獨特個性及人物在歷史變動中改變的社會歷史因素，并辯證地看待歷史人物的命運。無論是《洪仁玕》《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還是《晚清女主——細說慈禧》都在在體現了這一特質。他既反對神化孫中山，也不同意某些作者恣意貶低孫中山，而為世人正確理解孫中山提供了一個完整而豐滿的形象。他以為慈禧太后“做了許多誤國害民乃至妥協賣國的勾當，但也做了不少順應潮流、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好事。盡管主觀上是為了清王朝的長治久安，但客觀上確實有利于中國走出中古狀態，面向近代化”。超過四萬言的《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導讀》，在詳細分析“蔣廷黻其人”、“蔣廷黻其書”后，研討中國近代通史寫作系統的新陳代謝，已經成為“人物與作品”研究典范。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

生命不息，思考不止

        1997年6月，先生從復旦大學退休。退休后先生學術熱情更為發抒，筆耕不輟。思想更為成熟，并不斷突破以往陳說，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學術新觀點。

        他將辛亥革命史與區域社會史結合起來，2002年發表《論辛亥革命與東南地區社會結構的變遷》一文，指出辛亥革命為晚清經濟、文化最發達的東南地區社會轉型提供了契機，開啟了近代中國政治構架、政治規范和政治運作程序在這一地區的轉型；傳統的士農工商群體分野被沖破，新的社會階級階層產生；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加速了農村經濟的變化和城鄉經濟的聯動。因此，他聯系此前對中國近代史發展演化的總體性把握，提出了辛亥革命是近代史開端的重要觀點。他認為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并不具備界標意義，因此后的中國政治上仍是王朝統治，經濟上依然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社會心態上向西方學習社會影響也極小。而辛亥革命促成了中國政治結構的真正轉型，沖破了傳統的等級制度和尊卑有序觀念，促使社會經濟與社會結構產生轉變。因此，辛亥革命不僅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轉折，而且也是中國近代史的真實起點。

        他深入思考，認為孫中山“三民主義”作為一個建設近代國家和近代社會的理論體系，其內部存在自我矛盾之處，2005年發表《論“三民主義”理論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指出民生主義的目標和民權主義的政府建構，是自相矛盾的兩極：民生主義本質上是一個以培育中產階級為目標的社會改造方案；民權主義設計的卻是個“大政府小社會”模式，為國家權力擠壓社會自治空間留下隱患。此后，他繼續思考，先后發表《“民生主義”研究的歷史回顧——孫中山“民生主義”再研究之一》、《平均地權本議的由來與演變——“民生主義”再研究之二》，對“民生主義”做出了非常翔實與嚴密研究與闡述。他還將“三民主義”理論置于中華文化演化的歷史進程中思考，以為孫中山“三民主義”是中華文化近代轉型第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因而提出“孫中山是推進中華文化轉型的第一人”。2011年適逢辛亥革命百年，應出版社邀請，先生以四個月時間對《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一書進行增訂，增加字數超過十五萬字。與以往以政治派別作為觀察革命的唯一動力不同，鮮明地提出了社會合力是促成辛亥革命爆發的全新觀點，被林家有先生譽為一部“跨世紀的、意蘊常新的著作”。

沈渭濱先生在書房

        在太平天國研究領域，發表《上海城市民眾與上海小刀會起義》，指出上海小刀會起義是在近代上海社會轉型初期由秘密結社領導的城市反清武裝起義，上海各階層在其間有不同表現。作為城市反清起義，有著不同于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諸多特點，并對上海城市近代化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先生晚年發表《太平天國史研究的十大問題》《“太平天國農民戰爭”說質疑》等，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農民戰爭性質提出質疑：太平天國和太平軍基本成員不是農民，其斗爭目標和宗旨是反清復漢，并沒有反映和表達農民的利益，因此難以定性為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不如稱之為“太平天國反清戰爭”更為妥切。

        晚年，先生對家鄉七寶古鎮的修復和修建也建言不少，為蒲匯塘橋和老街修復撰寫碑文，并撰有《七寶古鎮巨變》《重刊〈蒲溪小志〉前言》《保護古鎮就是保護歷史文脈》等，提出古鎮是中國歷史文脈的聚合地，保護古鎮就是保護文脈，保護歷史遺產。由此，他深入地方史志研究，先后發表《鄉鎮志是研究上海人文歷史的重要文獻——〈蒲溪小志〉為例》《晚清村鎮志纂修的成熟及其人文歷史價值——以江南名鎮志〈諸翟村志〉為中心的分析》等論文，提出晚清村鎮志的修撰深受章學誠志學理論影響，已經越過明末清初村鎮志纂修的草創階段而趨于成熟。

        先生晚年對歷史學科面臨的問題也有思考。發表《歷史學科必需面對現實拓展研究領域》，指出歷史學家應該而且必須對現實深切關懷，注意現實與歷史的關系，并不斷從現實的挑戰中發現新的研究課題，形成新的學科理論生長點，以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并提出歷史學應拓展研究的三個方向，一是大力加強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盡快推進這一新興學科分支的形成和發展；二是利用歷史學的優長，整合城市規劃、城市功能、城市管理、市政建設、城市生態等諸多學科，形成一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機結合、理論與應用兼而有之的城市史研究新學科；三是引進社會史研究方法，加強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轉型等研究。撰寫《史學三議》對史學界“通識、通才之難見”、“‘紀念史學’之誤導”、“史學研究輔助學科之缺乏”做出反思。

        先生一生將學術視為生命，對他而言，沒有思考與寫作的生存毫無意義。先生在這樣永不停息的思考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先生為學術的一生，也留有不少遺憾。正如人不能抓住自己的頭發提起自己一樣，人也不能脫離他生活的時代。先生到復旦以后，立志作為一個“會通型”史家，他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對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整體與總體性把握，撰寫一部充分反映自己思考、有自己思想理路和架構體系，像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一樣的中國近代史。隨著他對近代史諸方面研究的深入，有了自己獨到見解與理解后，這個愿望越來越強烈，也撰有厚厚兩大本《中國近代史通論》。顯然，他對自己的作品并不滿意，但他更深知這個任務的難度，他晚年常常說他的話語體系已經固化，無論是思考與寫作都不能突破這個體系，要更新中國近代史撰述體系，需要一種全新的話語體系。他雖然突破了革命史的近代史研究范式，但仍受制于時代局限，未能完成一生最大的愿望，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