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媒體報道還是網絡討論中，對張馨予的這套禮服紛紛以“東北大棉襖”相稱，仿佛這種花樣是東北的特產，但其實呢，未必。

        早在二十多年前，鞏俐就以一身大紅大綠的改良旗袍亮相1992年的威尼斯電影節，渾身上下洋溢著濃郁的中國/鄉土氣息；那一次她拿到了影后桂冠，憑借的是在《秋菊打官司》中對于一位西北農村婦女的成功塑造。

        2000年的柏林國際電影節，同為張藝謀導演、同以西北農村婦女為主角的電影《我的父親母親》獲得銀熊獎，章子怡盡顯心機地拉著張藝謀的手同登領獎臺，當時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土得掉渣的肚兜長裙，和今天張馨予的花棉襖禮服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

        原本是“西北”的象征，怎么就成了“東北”的專屬了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民俗學家、文化學者，甚至符號學家動用至少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查資料寫論文。筆者在此只能斗膽猜測，在今天的中國，“黃土地”的腰鼓難敵“二人轉”的手絹。從遍布神州大地、怎么土怎么來的東北菜館，到在趙本山的引領下狂飆突進、幾乎占據央視娛樂半壁江山的東北曲藝，這些年東北人在鄉土文化領域的表現實在太過搶眼，以至于“東北=民俗”的觀念深入人心。

        但西北也好，東北也好，這種大紅大綠的花樣，似乎都與“鄉土”“鄉氣”“大俗”等概念緊密勾連。如果我現在說，紅綠配曾是中國貴族們的最愛，您相信么？

        不信？請看《紅樓夢》。曹雪芹何許人也？其家族曾“赫赫揚揚將近百載”，康熙欽命下，其曾祖父做江寧織造、祖父做蘇州織造，后雖家道中落，但仍是如假包換的貴族出身，有著一等一的審美品位。這樣一個人，寫《紅樓夢》，隨美賦彩，用紅色與綠色作為全書的色彩基調，其中紅有水紅、銀紅、大紅、海棠，綠分蔥綠、水綠、柳綠、閃綠、翡翠、松花。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寫不盡大觀園的桃紅柳綠，說不完小姐丫鬟的紅綠著裝，還將紅色與綠色分別賦予書中的男女主人公，并讓他倆人紅中帶綠、綠中帶紅：賈寶玉是“怡紅公子”，小時候住“絳蕓軒”，大觀園里住“怡紅院”，身上常穿一身大紅的衣裳，帶著碧綠的通靈寶玉；林黛玉是“瀟湘妃子”，卻也時不時披一件“大紅羽縐面自狐貍皮的鶴氅”，住的“瀟湘館”有“千竿翠竹遮映”、“松影參差、苔痕濃淡”，窗戶上糊的卻是銀紅色的霞影紗——這種紅綠相襯的配色，直接來自于賈母的最高指示。至于書中的脂粉首領王熙鳳，更常常是“大紅洋緞窄褃襖”配“翡翠撒花洋縐裙”，兼顧紅綠二色，美艷不可方物。

        事實是，在中國古代，色彩不僅僅是美麗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比如明朝對百姓著裝有著嚴格規定，一般的貧民只能穿青布素服，而紅、綠、金黃等色只有皇親貴族才可以穿著。而這些貴族們之所以對紅綠二色情有獨鐘，一方面，與中國文人愛慕天然的特質息息相關，所謂“可知我一生愛好是天然”；另一方面，也體現出農耕文明的屬性。

        紅為花卉、為果實，綠為芳草、為流水，紅綠二色是天地間最鮮艷的色彩，由此也是萬物的代表色。“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紅乍笑，綠長顰，與誰同度可憐春？”“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古往今來，多少文人騷客，正是通過對紅與綠本質的把握，書寫了中華文化中最美的篇章。

        那么，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紅綠配在國人眼中不再具有高貴的稟賦，被視為土氣的象征，甚至被投之以“俗不可耐”的鄙夷？

        那大致發生在中國自晚晴以降的“近代化”時期。在對西方文明與文化的頂禮膜拜中，在“中國V.S.西方”被簡單化為“鄉野V.S.城市”“落后V.S.現代”的設置中，許多傳統的審美習慣在不同程度上喪失了：美人的標準從削肩平胸變成了豐乳肥臀，黑白二色的水墨山水加入了五彩斑斕，戲曲堅持不懈地向“文明戲”靠攏……原先的“主流”成了“鄉土”，大紅大綠也從大雅跌落到大俗。今天，當張馨予借著“東北大棉襖”禮服在戛納搏出位，當PS達人掀起新一輪的網絡狂歡，又有多少人還記得，我們的祖先穿紅著綠、贊紅品綠時，心中所涌動的詩意與驕傲呢？

        【彩蛋】最后送上各種被網友玩壞的紅配綠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