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這個標題，您也許會覺得奇怪：有沒有弄錯，陶行知跟日本有一毛錢的關系嗎？是否筆者老昏眼花，把美國寫成了其盟國日本了？此前筆者對對陶行知跟日本的關系也是了無所知，直到幾個月前讀了日本學者牧野篤的《中國近代教育的思想展開與特質——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之研究》(日本圖書中心1993年版，838頁)。

        正業之余斷斷續續讀了半個多月，才了解了東瀛學界很久以前就有人對陶行知感興趣，不但老一輩學者研究，中堅如牧野篤成果可喜，在二十多年前就出了大書。在筆者所知的范圍內，雖然德國出版過貌似由中國留德學者寫的對比陶行知和德國教育改革家Adolf Reichwein的著作，但兩個人加起來才三百多頁。評價學術著作固然不是論斤稱兩的，但日本學者的誠意和熱心就足以引起我們的關注吧。更何況作者論述的角度跟歷來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對當今我們面臨的教育問題，可以借鑒之處著實不少。

        牧野篤，生于1960年，大學三年級就開始對陶行知感興趣，師從過日本以研究陶行知著稱的學者、已故專修大學名譽教授齋藤秋男（著有《陶行知評傳：政治抒情詩人的生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形成》）。牧野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大學留學，完成學業后曾任教于名古屋大學，現任東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大學畢業論文、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是寫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在南大留學期間他廣泛收集材料，采訪了很多陶行知的門生故舊，對陶行知的一生和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此基礎上完成博士論文并出版成書。對一個課題的執著不可謂不深，付出的心血不可謂不多。

        客觀地說，在大師輩出的民國時代，比陶行知影響力大的知識人可以數出不少。日本研究中國思想的學者大多著眼于那些更才華卓著的人物，比如周氏兄弟，比如章太炎等等。牧野為何甘愿付出那么多努力呢？這就要談到他的研究目的。

牧野篤為何長期研究陶行知

        在本書的自序里，牧野說他在閱讀了陶行知的文章后，發覺用原先自己拼命吸收的知識無法理解陶的思想，感到陶的語言跟他自己接受的那一套思想理論的脈絡是完全不一樣的，自己接受的那一套知識是由特定的歷史觀、世界觀以及支撐它們的認識論決定的，是一種代表特定價值觀的知識。雖然這套知識標榜價值中立，具有普遍性，實際上是由上述特定的歷史觀、價值觀和認識論構成的。在這個系統中，教育當然也非例外。閱讀陶行知這個異國的教育家的著作后，牧野發現自己跟本國的教育思想體系開始格格不入了，從而形成了他的研究的出發點。那么在他看來研究陶行知究竟有何意義？

        在序章里，牧野說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各國，都是以現代歐洲為他者而認識自己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通過把自己變成另一個“歐洲”而成功地實現了西式現代化，并與中國在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實力逆轉。可實現了西化轉型后的日本，卻對其他亞洲國家開始了西式殖民，用同一把價值觀的尺子來衡量亞洲近鄰，最終走到極端。二戰時期日本部分學人提倡“近代的超克”，也就是對西方現代性的超越。但吊詭的是帶來的卻是復古，回歸到日本的以天皇制為核心的傳統。這種論調自然隨著日本的戰敗而云消霧散。

        在牧野看來，戰后日本曾有很好的再出發的機會，可以找出一條既符合普世價值，又能創造民族價值的新路，但是隨著經濟掛帥的導向，再一次失去機會，結果重新走上“歐洲對亞洲”的老路，這就是經濟上的“大東亞共榮圈”。牧野認為，必須克服這個“大東亞共榮圈”帶來的經濟民族主義的問題，培養出肩負起建設民主而文明的新國家的國民。這就需要在追求和平、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戰后教育理念的基礎上，重新挖掘“民族”的契機，克服“歐洲對亞洲”這個價值秩序。而要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人生經歷跟日本現代重大變革交叉極多，同時又認真思考過現代性問題，尤其是現代教育思想的陶行知就成了牧野的不二人選。

        也就是說，牧野希望通過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來批判日本近現代的教育思想，同時探討何為真正具有普世價值，同時符合日本乃至亞洲本身特性的教育思想，并進而探索何為真正的亞洲現代性。

        牧野的研究雖然是以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考察為主進行的，但視野非常開闊，因為他的思考里始終有一個亞洲現代性的問題。筆者剛看本書時，翻了翻目錄就驚呆了：光目錄就有十一頁！整部書分成三大部分，分別是第一部“為了建立共和國的國民理論”，第二部“為了民族解放的大眾理論”，第三部“為了抗戰建國的人才理論”。最后還有談現代中國和傳統思想的一章，以及談陶行知和日本關系的一個補論。

        牧野在敘述陶行知生平的同時，也沒有忘記進行理論上的分析，比如探討了陶行知的思想跟他的老師杜威的關系，以及跟他年輕時所服膺的王陽明哲學的內在關聯，如何利用杜威的思想完成對王陽明哲學的超越，等等。可見其理論思索的力度和深度頗見功力。由于本書內容實在豐富，筆者無法在此一一詳細討論。下面就著重介紹陶行知跟日本的一些話題吧。

陶行知的日本見聞

        曉莊師范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下令關閉后，陶行知面臨被捕的危險，于是在1930年秋流亡日本，待到翌年春天(據說得到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的幫助)。據牧野敘述，陶行知滯留期間正是日本無產階級運動高漲時期，他對日本的政治經濟的動向顯示了濃厚興趣。有一次，陶行知到東京的大橋圖書館看書，找到一本《天皇與無產階級》。他覺得此書內容很奇妙，因為作者建議天皇和勞動民眾結合，推翻位于社會階層中間的資產階級！

        1931年1月16日，陶行知去參觀桃山的明治天皇皇陵。在皇陵他看到十五個日本人，其中有農民、老婦人、孩子、在鄉軍人和一名工人。他發現該工人只是站在陵墓前沒有參拜，看了一圈就下山了，而其他人恭敬地在墓前屈膝祈禱。通過這些體驗和觀察，陶行知對日本的國體有了新的認識，知道日本并非國內所說的那樣完全是以天皇為中心、國民團結在其周圍的社會，其實內部有巨大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已經成長起來，并且成為推動無產階級運動的重要力量。

        在熱心觀察日本的政經動態之余，陶行知不改書生本色，跑了不少圖書館，對日本的圖書館服務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他對位于東京上野、擁有六十七萬卷藏書的帝國圖書館的服務就贊嘆不已。該館只要出五毛錢誰都可以進去看書，如果有專門的問題，花五分錢買研究券就可以進入研究室看書。陶行知覺得這樣的服務對學術研究非常方便。東京帝國大學的圖書館是利用洛克菲勒財團的基金建設的，非相關人員無法利用，陶行知靠財團的友人、曾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過的蘭安生(J.B.Grant)介紹才得以進入看書，可見他的求知欲之強。

        漸漸地，陶行知對日本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外擴張的政策有了第一手的認識，也痛感中國加速發展科學技術的必要。這對他日后提出武力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推行“科學下嫁”等運動都有影響。而在戰爭開始以后，日本的軍部和媒體都很“關注”陶行知的抗戰救國活動，媒體對他有過不少報道，對他在抗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有非常準確的認識，比如把他列為跟“抗日七君子”一樣重要的人物，了解到國難教育社是陶行知與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一起組織的，與生活教育社是不同的團體等：情報收集工作的確不同凡響。

        在陶行知的本行方面，通過牧野所挖掘的資料，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就有日本的教育家關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池袋兒童之村小學創建于1924年，是一所推行自由教育的小學，該校跟陶行知主導的山海工學團有過資料方面的交流，可以說是中日生活教育交流的一個重要事例。1935年以教師戶冢廉等人為中心創辦了校刊《生活學校》。戶冢的同事牧澤伊平熱心介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把陶的“小先生”運動介紹到日本的就是他。牧澤在《生活學校》的創刊號上撰文盛贊陶行知開創的工學團運動，說這對教育經費很少的中國來說是最恰當的一種教育形式。另外，對陶行知竭力推廣的小先生運動也做了詳細報道，說這是一種即知即傳人的新式嘗試。

        《生活學校》創刊號寄到中國后，工學團團長陶行知把包括《烏鴉》在內的新童話童謠和《中國教育改造》寄給了日本的同行。在封底上寫著“送給生活學校小朋友”，有意思的是《烏鴉》的封面上印的作者名字是陶知行，而作者的親筆簽名是陶行知。可見這正逢陶行知思想的一個轉變期吧。

        圍繞《生活學校》進行的交流隨著抗戰的爆發戛然而止，只持續了一年左右，但這是正式的中日兩國的生活教育運動的交流，極有意義。戰后戶冢堅持介紹研究陶行知的思想，念念不忘陶的生活教育。回到家鄉靜岡縣后，戶冢發行了《鄉土新聞》和《親子新聞》，一有機會就介紹陶行知。1984年8月戶冢實現了訪問南京曉莊師范的夙愿，他激動地說：“曉莊師范贈送給我的禮物，給了我這個年老力衰的人跟今日日本問題叢生的教育作斗爭的勇氣。”

        牧野的老師齋藤秋男終生研究陶行知，他曾說：“陶行知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的確，對于這位在東西文明沖擊中摸索出自己的教育思想的“最后的圣人”，陶行知的諸多思考值得我們回味并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