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與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思想史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會晤談話中，數次提及日本著名蒙古學、東洋史學者岡田英弘。王在引述岡田觀點的同時，認同了岡田從微觀研究基礎到宏觀比較視野的思想理路，并提及其作為第三代“蔑視派”（王岐山語）學術領袖，對日本傳統史學的挑戰與創新。岡田英弘究竟何許人也？日本史學界中的“蔑視派”所指為何？岡田氏的學術關懷，究竟能帶給當代中國史學界什么樣的啟示？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岡田英弘：與北美“新清史”頗有淵源

        岡田英弘（1931-）生于日本東京的書香世家，其父岡田正弘（1900-1993）曾在東京大學專攻醫學，而后獲選日本學士院會員。1950年，岡田氏進入東京大學修讀東洋史學，最初跟隨末松保和（1904-1992）學習朝鮮史，而后又師從日本著名蒙古學家和田清（1890－1963）學習滿蒙史，從而為其后的東北亞史研究打下堅實的學術基礎。本科畢業后，岡田英弘參與了東洋文庫所主持的“滿文老檔”譯注項目。

        

        日本學者所譯注的“滿文老檔”，源于內藤湖南（1866-1934）在1905年日俄戰爭后，于沈陽盛京崇謨閣中所發現的一批以滿文抄寫，關于17世紀初滿清入關以前的歷史材料。內藤湖南發現這批材料后，將其拍攝的4300余張相片帶回日本京都大學，由此奠定了日本滿洲史研究的史料基礎。實際上，日本學者當時所發現的“滿文老檔”，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一手史料，而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謄寫本，真正的原件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即便如此，東洋文庫的“滿文老檔”譯注工作，極大地推動了日本學界滿洲史與清初史研究，從而培養出一代具備滿文閱讀能力的優秀學者。而岡田英弘本人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長起來的。1957年，岡田英弘因參與神田信夫與松村潤等人主持的“滿文老檔”譯注工作，年僅26歲便獲得日本學士院會員的殊榮，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學士院會員。

        除了滿洲史之外，岡田氏在蒙古學方面，造詣尤為精深。1959年至1961年間，岡田獲得美國福布賴特計劃（Fulbright program）的資助，前往當時的北美蒙藏學中心華盛頓大學，隨蒙古學大家鮑培（Nicolas Poppe，1897-1991）進修。于1963到1965年間，又前往西德波恩大學，從蒙古學巨匠海西希（Walter Heissig，1913-2005）相論學。

        

        從1966年到1993年這二十余年間，岡田英弘任教于東京外國語大學，直到退休。岡田這段時間指導的學生，其中較為有名的，除了他未來的人生與學術伴侶宮脇淳子（1952-）之外，還有近年美國新清史的領軍人物——哈佛大學教授歐立德（Mark Elliott，1968-）。

        歐立德在伯克利大學攻讀博士時，曾在1987年到1990年間，前往東外大交流，而他在日本主要的合作導師，便是岡田英弘。除此之外，岡田與歐氏之間，在某種程度上也擁有共同的學術傳承，歐立德在伯克利的滿文老師包森（James Bosson），也曾是鮑培的學生。正因為此，岡田氏在2013年寫就的回憶錄中，將歐立德視為他在美國唯一的弟子。由此看來，近二十年來北美所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從學術譜系上來說，與岡田英弘有著相當的聯系。

        

        除了豐富的學術經歷外，在著述方面，岡田英弘可以說是一位體大思精又多產的作者。其著作中最為膾炙人口的，如《康熙帝的信件》（1979年初版，2013年增訂）、《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與傳統》（1992年初版，1999年再版；2013年漢譯）以及2010年出版的《從蒙古帝國到大清帝國》等等。此外，自2013年開始，日本藤原書店計劃出版《岡田英弘著作集》8卷，目前第6卷已于2015年3月問世。這套卷帙龐大的著作集，內容涵蓋中國史、內亞史、日本史乃至世界史。而這套文集，也正反映出岡田氏立足于清史，進而建構出融通東亞史，乃至于比較世界史的宏大構想。

        從“滿文老檔”的譯注工作開始，岡田英弘承襲了早年東京大學文獻學派的堅實傳統。很顯然地，“岡田史學”并不局限于名物考訂，而是以扎實的微觀研究作為基礎，進而試圖開展普世性的宏觀理論，最終回答“何謂歷史”的終極關懷。總體而言，岡田英弘的歷史思維主要有兩項特點，即疑古的批判精神與世界史的比較視野。而岡田史學的這兩項特色，與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潮，也有著相當微妙的關系。

        批判精神可以說是岡田史學的精髓。不少讀者在初讀岡田英弘作品時，往往為其強烈的批判風格與大膽的命題假說所震懾。這樣的寫作風格，也正反映了岡田本人棱角分明而又頗具爭議的特殊性格。也正是因為其個人特立獨行的作風，相較于長期門閥化的日本學術界傳統，岡田英弘的個人成就似乎很難被立刻歸入到任何一個旗幟鮮明的門派當中。即便是岡田本人，亦自承在其已逾半世紀的學術生涯中，每有孤立之感。

何謂“蔑視派”：日本“疑古”思潮源自其漢學傳統

        那么在王岐山與福山的談話中，所提及的“蔑視派”該如何放置在日本學界自身的思想語境中來理解？岡田本人的學術思想與中國學界又有何關系？

        所謂的“蔑視派”，正確地來說應當是直涉日本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疑古”思潮。而所謂的“蔑視”，指的是對充滿神話色彩的日本古史，以實證方法進行批判性研究。由于強調“萬世一系”的日本古史，為天皇提供了“神道設教”的正統依據，因此當學者以理性重新檢視古史神話，往往被日本保守派視為一種“蔑視”民族精神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日本學界的“疑古”思潮與中國學界產生了深刻的互動。更精妙的是，日本“疑古”思潮的濫觴，竟是淵源自其漢學傳統。

        明治維新后的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界興起了對中國古史起源進行重新檢討的風潮，正式開啟了日本學界的疑古風氣。有趣的是，這股深刻影響近代中日學林的思想根源，竟是源自1902年日本東洋史家那珂通世（1851-1908）對于乾嘉考據學者崔述（1740-1816）所作《考信錄》的引介。而崔述的疑古辨偽之學，也從而轉化成為近代日本的疑古風潮。如果說那珂通世將乾嘉學風的疑古思想引進日本，那么曾師從那珂的白鳥庫吉（1865-1942），于1909年提出的“堯舜禹抹殺論”，從文獻學與文字學的角度懷疑中國上古三代的真實性，可以說是為這場思想運動正式拉開了序幕。

       

        然而白鳥并不僅僅是針對中國古史傳說，對于日本傳統的“神代”與“皇道”史觀同樣進行了強烈的質疑。而白鳥的弟子津田左右吉（1873-1961），則正式大張“神代史抹殺論”的旗幟，并影響了戰后日本史學的主流觀點。白鳥所提倡的疑古學說，不僅沖擊了日本漢學與神代史傳統，甚至也很有可能直接影響了1926年以顧頡剛等人為首的中國古史辨運動。

        要言之，作為滿鮮與中國塞外史學者，白鳥庫吉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疑古學說奠定了東京大學文獻學派的學術傳統，并深刻地影響了二次大戰以后的日本學術界。1950年代在東京大學求學的岡田英弘，正是在日本疑古思潮的背景下，繼承了東京學派以文獻學為基礎的批判精神。而岡田英弘的批判史學，則具體體現在歷史書寫層面。

        首先，岡田強調現代史學不應該為個人情感、神話信仰、道德價值以及意識形態所左右，史家的工作，應該是通過文本批判盡量接近歷史事實。就這個標準而言，越擺脫主觀價值的史學，越接近“良史”；反之，越受到特定意識形態所影響的史學，則為“惡史”。這里牽涉到一個認知上的問題，如王岐山與福山的談話中提到，“（岡田英弘認為）中國的歷史應該從司馬遷說起，我認為應該從孔子說起，史記也記載了孔子。”岡田曾在著作中明確表示，他之所以將司馬遷的《史記》列為中國傳統史學的肇端，而不是孔子的《春秋》，原因在于后者明顯的道德價值取向。換句話說，就批判史學的客觀標準而言，強調道德價值判斷的《春秋》不以記述史實為主要寫作目的，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寫作，因此不在其所討論的史學傳統之中。

        岡田批判史學的訴求看似簡單明確，實際上在進行歷史書寫時，卻牽涉復雜的史源考訂。以清朝史為例，相較于在歷史事件中所自然形成的原始檔案，《清實錄》等官修史書中的記載很明顯經過清朝官方加工，是皇朝“正統”觀念下的產物。相較于當今某些學者仍將目光局限于《實錄》等官修史書，岡田英弘等日本學者受到近代實證史學的影響，早在二十世紀初就關注清朝檔案。岡田本人參與的“滿文老檔”譯注，以及根據滿文書信完成的《康熙帝的信件》，正是東京文獻學派批判精神的體現。

        

        “良史”求索之難，除了史料性質的復雜考辨外，也牽涉到當代的國族認同與民族情緒。經過戰后日本史學的洗禮，岡田極力反對為政治與國族情感服務的民族主義史學，從而思考超越國族界限的歷史書寫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岡田極力倡導消弭東洋史與西洋史的界限，強調將東亞社會置于世界史的重要性。《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與傳統》便是岡田將其理論付諸實踐的例證。在岡田的理論架構中，人類文明中，唯有西方的地中海文明與東方的中華文明發展出了歷史傳統。然而直到十三世紀蒙古帝國打通東西方的藩籬，人類文明方才真正進入世界史的時代，而這也正是蒙古帝國史之于人類文明的重要性。除了強調超越橫向的空間維度，岡田同樣也試圖貫通縱向的時間維度，這也正是《從蒙古帝國到大清帝國》一書的用意。

        進一步來說，岡田英弘對于世界史的推廣，與追求超越民族主義的新清史學派，同樣強調消解傳統歷史書寫中的東西界限，并試圖從全球史的視野重新詮釋東亞文明。二者皆關注同一核心問題：如何從清史展望世界史？而這個議題背后，實際上包含了現代史學中長期爭論的客觀性問題：如何在全球化時代，進行超越國族界限的歷史書寫？這無疑是當代中國學人值得深思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