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倍訪美為標志，日美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從雙邊的軍事同盟關系，轉變為全球性的經濟與安保同盟。這是冷戰結束以來，日美關系經歷的最深刻的一次調整。

        就日美關系本身來說，日本服務于而非屈從于美國的戰略要求，美日關系更加均衡；就地區或者全球事務而言，日美同盟試圖維護既有的秩序基礎，以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秩序變革；安倍極力實現日本國家的“正常化”，獲得政治大國的地位，這也是上個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之后，日本國家戰略的再次調整。

        安倍的執政理念符合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成為美國再平衡戰略的有力支點，尤其是在亞洲國家紛紛加入亞投行之后，日本的“鐵桿”更顯得稀缺了。而安倍也是個“聰明”的政客，他的核心政治理念與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康弘相似，讓日本躋身于世界大國行列，對戰后政治進行總決算。安倍經濟改革的成績遠沒有在政治、安保方面有成效，日美關系的調整也主要集中于安保領域。

        從安倍在美國的演講就可以體察出他的套路：夯實日美同盟關系是日本走向世界的關鍵所在，日美同盟也是日本的希望。與筆者交流的日本學者也認為，日美同盟牢固了，安倍才會有底氣。

        日美關系折射出東亞地區秩序的主要特征，即破碎性。冷戰期間，東亞國家沒有真正構建起區域性多邊經貿體系，而是與美國建立起排他性的雙邊貿易關系，當然，這是以犧牲政治自主權換來的。也有學者說，東亞國家“沉溺于”美國的市場之中，與貿易結構相匹配的是，多個東亞國家與美國簽署了各種雙邊軍事合作協定。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日美之間的安保與經貿關系是比較和諧的，此后隨著日美貿易戰的到來，安保掣肘經貿關系，因為無論安保還是經貿關系都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國學者菲利普?戈盧布在《動搖的霸權——美國帝國的擴張史》一書中這樣分析道：“美國國際化的安全平臺是一個帝國主義秩序結構，而不是安全結構或防御結構，履行一系列全球的訓導和控制職能——維護有利的區域平衡，讓聯盟處于控制之中，壓制挑戰，保證能夠不受限制地獲得資源——設計這個安全平臺不是為了應對某個具體的威脅，而是為了防止出現離心現象和獲得理想的國際成果，即保障美國的主導地位。”

        當日本在經濟上對美國形成威脅之后，美國就會打壓這種挑戰。1979年美國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強勢美元時代來臨，不僅將美國的“帝國成本”外部化，也馴服了呼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第三世界國家，拉美、非洲等國陷入了債務危機之中。日美之間在上世紀80年代的貨幣談判也是當時美國金融擴張的產物，通過貨幣結構來稀釋安全成本。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時候赤裸裸地指出，過去25年內，美國已經承擔了1430億美元的安全成本。安全從來不是免費的公共產品，此前，歐洲和日本是以“忠誠”購買安全，到1971年之后，美國就要盟友切實分擔成本。

        冷戰結束之后，蘇聯這個威脅不復存在，但北約和東亞的軍事同盟都沒有瓦解，相反，在1997年日美修訂了《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周邊有事”的防衛合作。1978年的“遠東地區”明確不包含中國和朝鮮半島，主要的目標還是蘇聯，到1997年的時候，“周邊”甚至包括亞太、印度洋、波斯灣，日本官員甚至表示中國臺灣也在救災防衛合作范圍之內。

        在修訂防衛指針之后，日本自衛隊與美國的合作范圍大大擴展，也就是安倍在演講中所說的那些“貢獻”。值得關注的是，1997年以來，日美之間在經貿關系上還是不協調，日本試圖推動東亞一體化的各種設想，尤其是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想法被掐滅在萌芽之中。

        安保和經貿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摩擦力，因為日美同盟缺少一個明確的共同威脅。時隔18年，日美再次修訂防衛合作指針，明確表示日美之間的防務合作沒有空間限制，是全球性的。更值得關注的是，日美同盟關系再次將安保與經貿綁定在一起。TPP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構成了美國重返亞太的兩大支柱，日美之間安保與經貿之間的摩擦會不會隨之而減少呢？

        安倍在國會的演講中提到，日本已經為TPP的推進做出了大量的改革，尤其是對農業團體。進一步說，日美之間安保與經貿體系的建立在多大程度上會改變東亞地區“安全靠美、經濟靠中”的結構呢？

        在前階段的亞投行問題上，這種結構性的特征更加明顯，尤其是韓國選擇加入亞投行。日美首腦在記者會上對亞投行的態度也已經軟化了。

        日美是全球性的同盟，安保與經貿囊括其中，勢必會加劇東亞地區乃至全球政經分離的趨勢。中國已經是全球120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新近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也是要構建亞歐新的開放經濟體系。日美關系的“全球化”可能會以安保來掣肘中國推動的經貿合作，轉移中國外交的戰略重點。

        反觀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在二戰之后并沒有真正進入美國主導的帝國體系之中。傅瑩在與基辛格對話時曾說，中國軍隊是世界上最獨立于美國的軍隊之一，也是長期受美國拒絕和排斥的結果。其實，日美同盟強化的同時，是世界權力的多元化，安保“自給”的國家不需要拿著經貿來換安保。

        安倍訪美宣告了日美安保與TPP的綁定，日本“借船出海”，通過日美全球戰略合作這個平臺，日本是不是可以變成全球大國呢？外交工作基本已經完工，剩下的是，要得到國會的授權。安倍的下一個“公關”對象就是戰后日本形成的和平主義，怎么才能讓和平主義“積極”起來呢？

        （作者系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