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8日，德國宣布向蘇美英法四國無條件投降，此后每年的5月9日成為蘇聯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今年的5月9日是蘇聯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紅場舉行閱兵儀式之時，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了題為“蘇聯衛國戰爭與中國”的學術研討會。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之孫給本次會議發來賀信，盛贊中國與蘇聯在二戰中結下的友誼。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整理幾位與會學者的發言，以饗讀者。        

會見過周恩來的蘇聯情報人員左爾格

        上海師范大學的蘇智良教授長期研究蘇聯情報人員理查德?左爾格，曾主編《左爾格在中國的秘密使命》。在研討會上，他對左爾格在華的情報活動做了詳細的考證與梳理。

        20世紀30年代初的上海，政治格局非常特殊，簡稱“三界四方”，即華界（管轄著互不相連的南市與閘北）、公共租界、法租界；兩個租界各自獨立，擁有各自的市政機構和警察系統。由于治外法權和租界的存在，上海成了特務和間諜活動的樂園，各派政治勢力都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1930年1月10 日，左爾格肩負紅色使命來到上海，逐漸建立起擁有近百名成員的跨國間諜網。他在上海的情報網被蘇聯稱為“拉姆扎小組”，主要成員有美國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日本人尾崎秀實、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等外國人。

青年左爾格（左）

        左爾格手下不僅有國際組，還有中國組。建立中國組，一是可以協助左爾格在中國展開工作，二是因為他奉共產國際的命令，要運用各種方法支持中國革命，支持中國紅軍。但迄今為止，中國組的秘密仍未全部公開。據蘇智良教授所知，主要成員有吳先青、蔡叔厚、張放、張文秋、社會學家陳翰笙及夫人、經濟學家王學文及夫人，還有朱姓夫婦、姜某等。

        據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的回憶錄記載，周恩來曾在上海密會左爾格，這一消息的披露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轟動，為進一步研究左爾格在上海的情報活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周恩來要離開上海，他命令調張文秋進入共產國際第四局工作，據張文秋回憶：“1931年9月底的一個下午，周恩來親自帶著我，乘汽車到法租界一座高級賓館門前，下車后由一位年輕的外國人把我們引進了一個房間，房內走出一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外國人……周恩來對我說：‘這位就是共產國際方面的負責人左爾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他又對左爾格說：‘我依照你的意見，把張一萍同志調到你這里工作，希望你給她做出適當的安排。’”從這段敘述中可知，周恩來與左爾格關系密切，非常熟悉，左爾格小組中的中國成員，應該是在周恩來親自調配下加入左爾格小組的。

        左爾格小組以上海為中心，還在南京、北平、大連、哈爾濱、廣州、武漢建立了情報站，從而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天衣無縫的情報網。

        左爾格小組搜集了大量日本準備侵略遠東的情報，為蘇聯的對日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他的工作得到中共的支援，同時也為中共和紅軍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據俄羅斯新近解密的檔案，左爾格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期間，共發回597份急電，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國工農紅軍或中華蘇維埃政府。

        1931年6月15日，共產國際重要領導人牛蘭（雅可夫?馬特耶維支?魯特尼克的化名，俄國十月革命時攻打冬宮的五位指揮官之一）夫婦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務處逮捕，左爾格小組積極參與營救，同時也將自己的組織暴露在敵人的視線之內。1932年11月12日，左爾格完成在中國的使命，離開上海回到莫斯科。在上海3年的成功潛伏，左爾格獲得許多非常重要的經驗。1933年他再度出發奔赴東京，與上海戰友陳翰笙、克勞森、尾崎秀實等并肩作戰，并最終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的諜報英雄。

比飛虎隊更早的蘇聯志愿航空隊

        北京師范大學的張建華教授作了題為“塑造蘇聯形象:蘇聯志愿航空隊援華與國統區的‘蘇聯形象’（1937年—1941年）”的報告。

        他指出蘇聯志愿航空隊援華是抗戰初期（1937年—1941年）中蘇關系中的一段重要歷史。但由于國民黨失去大陸，以及60年代末中蘇關系惡化，出于國家關系、黨際關系和意識形態的考慮，蘇聯志愿航空隊援華的歷史曾被各方刻意隱匿、隨意曲解或有意渲染。

        抗戰爆發后，蘇聯最早向中國伸出援助之手，除了提供貸款和武器外，還應國民政府的特別請求，組建蘇聯志愿航空隊來華直接參加對日作戰。從1937年10月到1941年底，蘇聯以輪換方式先后分批派出以崔可夫為代表的各兵種軍事顧問89人，共派遣了1091名飛行員，此外還有2000余名機械師、工程師等各類航空輔助人員，連同各種空、地、勤、政工人員，共計3665人。

        因為蘇聯是秘密援華，所以志愿航空隊人員臨行前不能向家人和朋友透露行蹤，來華后他們全部改名，所有援華飛機均涂去蘇聯標識，涂上中國空軍軍徽，即國民黨黨徽。張建華教授指出，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曾一度將蘇聯志愿航空隊員駕駛的飛機，由中國國民黨黨徽改成了蘇聯空軍紅色五角星的標識，明顯有違史實。

        蘇聯志愿航空隊于1937年11月21日抵達南京，十天后即參加了南京空戰，擊落日機6架，自損2架。1938年2月23日，蘇聯志愿航空隊對日本空軍基地臺北松山機場發動襲擊，共炸毀日機40余架、兵營10座、機庫3座，炸毀三年的油料儲備，擊沉擊傷船只多艘，使松山機場完全處于癱瘓狀態。1939年10月的漢口空戰中，航空志愿隊也重創被日軍占領的漢口機場。4年下來，蘇聯志愿航空隊共計擊落日機539架。

        隨著《蘇日中立條約》于1941年4月13日簽訂，中蘇之間的信任與合作關系遭到破壞。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聯亦無暇東顧。此時蘇聯援華航空隊奉命撤回。8月1日，蔣介石下令成立中國空軍美國志愿航空隊，這就是我們熟知的由陳納德擔任隊長的“飛虎隊”。此后，美國志愿航空隊替代蘇聯志愿航空隊在中國抗日戰場的上空作戰。

        與蘇聯志愿航空隊不同，飛虎隊是陳納德在美國以私人機構的名義出重金招募的，飛虎隊員以平民身份參戰。美國志愿航空隊中大部分成員沒有駕駛戰斗機的經歷，更不熟悉P-40戰斗機，因此成立后用了近4個月時間進行駕駛和實戰訓練。飛虎隊以云南壘允的中央飛機制造廠作為基地，普通飛行員每月都可領取600美元的薪資，大隊長陳納德月薪1000美元，這些薪金由中國政府支付。

        從1941年12月20日飛虎隊首次對日空戰，到1942年7月4日解散。在7個月的實際作戰中，共擊落日機299架，擊傷153架，23名飛虎隊員犧牲，3名被俘，另有3名于訓練過程中陣亡。

        兩相對比，顯然蘇聯志愿航空隊對中國抗戰所作貢獻更大，但是如今似乎更多人記住了飛虎隊，而遺忘了蘇聯志愿航空隊。臺灣官方、軍界或學界編撰的空軍抗戰史中，對蘇聯志愿航空隊要么著墨不多要么評價甚低。例如1983年臺灣空軍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的《空軍抗日戰史》一書中，敘述美國志愿航空隊的內容要比蘇聯志愿航空隊豐富得多。

1983年臺灣空軍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的《空軍抗日戰史》        

蘇聯怎么宣傳毛澤東和中國抗戰？

        在本次研討會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亞歷山大?羅曼諾夫主要介紹了抗戰時期蘇聯出版的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書籍，借此可見中國抗戰在蘇聯人民心目中的印象。

        從列表中不難看出，宣傳中國抗戰的出版社不僅有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政治出版社、軍事出版社，也有文藝色彩稍多的文藝出版社，還有針對兒童的兒童出版社。這些出版社出版的上述圖書涉及不同的讀者群體，蘇聯人民通過閱讀這些書籍對中國抗戰形成了深刻印象，認識到了日軍的殘忍和中國人民的堅韌。

        《毛澤東生平簡介》的出版情況尤其值得注意，該書在1939年由政治出版社出版。封面設計看似樸素但十分精致，毛澤東的照片并非印上去的，而是直接把照片貼在封面上。這種封面設計在當時的蘇聯只有列寧、斯大林可以享受。而且這本書的紙質也比其他書籍好。權威的出版社加上特殊的設計，可見蘇聯十分重視宣傳毛澤東。通過以上書目也不難看出，蘇聯對共產黨及其領導軍隊的宣傳偏多。

        另外，《中國飛行員筆記》并非中國飛行員所寫，是蘇聯記者與從中國回來的蘇聯飛行員談話后，依據蘇聯飛行員的描述編寫而成。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保守蘇聯援華的秘密，這本書封面的飛機被刻意畫得不像蘇聯的轟炸機。

        尤其珍貴的是，制片人卡爾蒙還拍攝了紀錄片《中國戰斗》，該片由中央紀錄片制片廠于1941年出品。紀錄片里有蔣介石宣傳抗戰的鏡頭，而在其他書里面很少見到蔣介石的畫像或照片。

紀錄片《中國戰斗》部分畫面

        報紙方面，蘇聯的《真理報》等報紙，在1937年對西班牙內戰和中國抗戰的報道差不多占據同樣的篇幅。但隨著西班牙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對中國抗戰的報道逐漸占據更大的篇幅。

        最后，羅曼諾夫指出在蘇聯正式卷入二戰之前，對中國抗戰的上述宣傳給蘇聯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起到了鼓舞蘇聯人民的作用，是蘇聯在二戰中頑強抵抗德國法西斯侵略的力量源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