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在公共領域不一定都非常有名聲。不過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顯然屬于另一類。他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師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頭號中國通”費正清，名片上的頭銜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研究員。隨著尼克松首次訪華，他的一本《八億人》（注：該書以親歷的方式講述了1970年代初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的過程，外文局資料室曾將其翻譯成中文《八億人——來自中國的報道》，作為內部出版物在北京發行）在美國賣到脫銷。這本書除了給他帶來了波士頓的一套房子，還帶來了美國人對中國的所有想象——用他調侃的話說，如果當時他“告訴美國觀眾，每一個中國小孩都是天使，毛澤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他們也會深信不疑。”

        而在中國，他廣為人知的是另一個身份：《毛澤東傳》（《Mao：a biography》，紐約Harper & Rowc印刷公司，1980年出版，首個中譯本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的作者。這部在中國暢銷了180萬冊的書，是外籍作家撰寫的毛澤東著作中最具知名度的一本。

《毛澤東傳》的作者羅斯·特里爾。

        日前， 77歲的特里爾來到中國，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商談《毛澤東傳》的再版事宜。期間，他接受了俠客島的專訪（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經俠客島授權轉載此文，原題為《他的<毛澤東傳>在中國賣了180萬冊：特里爾眼中的“文革”、反腐與當今中國》）。  

關鍵詞一：摸象

        特里爾精神矍鑠，一頭銀發雖已稀疏，但精心打理過。他語速緩慢，每次回答問題之前，都習慣性地沉思幾秒鐘。他的漢語還不錯，但是遇到更需要精確表達的詞匯時，他還是回到英語。相對于口語，他的書面語更加簡明精確。

        這次人大社出的典藏本《毛澤東傳》，吸引筆者的首先是序言里的一個形象的比喻：“不同的人摸到毛澤東這頭大象的不同部分，從而得出不同的結論。在解放戰爭年代打過仗的老人摸到大象粗壯的大腿，把毛澤東敬為軍事家；有著博士學位的老奶奶摸到象牙，她因為毛澤東1949年以后剝奪了地主的財產而不喜歡他；第三個人摸到毛澤東呼扇著的大耳朵，認為毛澤東在1957年為了他自己的權力而轉向攻擊’右派分子’，是個無原則的人，從而鄙視他；一位曾在1967年以紅衛兵身份在中國進行大串聯的50歲婦女摸到晃動的大象鼻子，由于毛澤東對年輕人的信賴而會溫柔地嘆口氣。”

        特里爾同樣觀察到這位開國領袖在“去政治化”的時代，被消解為文化符號的不同面相： “流行歌星們以較為輕松的方式，把毛澤東的話寫進歌詞（可以去聽崔健和張楚，或者Beatles的《Revolution》），出租車司機為避免車禍而把他的肖像懸掛在方向盤上方，農民在遭遇水災時緊緊地握著他的像，就如他們以前握著觀音像一樣。”

        然而，特里爾顯然不認同這種去政治化的傾向——雖然他并不知道，在中國，圍繞著毛的批評，有時會圍繞著他的妻子、孩子甚至是孫子的長相問題。但他依然說：“以如此非政治的方式對待有關毛澤東的爭議，是一種逃避。無論是對待毛澤東成就還是他的錯誤，這樣做都不能體現其應有的嚴肅性。”

關鍵詞二：撕裂

        雖然對以微博為代表的互聯網輿論場觀察不多，但特里爾顯然已經觀察到了這種圍繞著毛的撕裂化評價。

        “在山東大學講課時，教授們顯然不喜歡毛澤東，但年輕的學生則更開明，開講座的教室裝不下這些學生，不得不臨時更換。年輕人從課本上得不到足夠的知識，但他們顯然對年輕時的毛更感興趣——他對日本的態度，對蘇聯的認識轉變，以及如何被林彪與江青帶入過左的誤區。”特里爾說。

        華盛頓是開國領袖，毛澤東也一樣。但圍繞二者的評價顯然不同——至少，在中國人的認知中，圍繞華盛頓的評價就不會如此兩極化，至少，沒有聽說哪個CNN的記者私下里罵華盛頓是“son of a bitch”，筆者這樣問。

        “很有趣的問題。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毛的時代太近了。同時，相對來說，毛是個人主義比較強的人，華盛頓則更能聽得進別人的批評。在長時間的被壓抑之后有所反彈，是正常的。在這種壓抑背后，尤其是知識分子，就很難以客觀的態度考量毛的成就與過失。作為外國人，我能感受到那種情緒。但評價政治人物畢竟要避免陷入簡單的道德判斷，就像我寫到‘文化大革命’時那樣——在這個意義上，形成對比的是，沒有人會說華盛頓是天才、是救星、是神。在西方思維中，當一個政治人物變成某種程度上的宗教領袖，獨裁就非常容易產生。”特里爾說。

關鍵詞三：“文革”

        面對毛澤東，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是“文革”。對于當下的年輕人來說，不要說自己沒有經歷過，就連很多人的父母都沒有完整經歷過那段時間。但在毛澤東對自己的評價里，這是他一生中做成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趕跑了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

        特里爾直言，在他目前的觀察中，“（‘文革’）完全沒有好處，二十年的時間被浪費了”。

毛澤東與林彪（左一）。

        但是，“文革”是否如一些人的描繪那樣，是一場純粹的“權力斗爭”？

        “當一個國家由一個領袖統治的時候，任何的改變都會被視作權力斗爭。有人抱怨斯大林不相信任何人，1965年的毛澤東也一樣。他不信任高級將領的忠誠度，比如彭真。那么，他對紅衛兵的態度就是完全的信任、相信他們可以重塑和領導共產黨嗎？恐怕也不是。1968年的毛，已經對紅衛兵非常失望了。但公允地說，當你和同事有這么多沖突的時候，有些事情一定是錯了。陳毅和劉少奇說，如果我們能控制‘文革’，那么‘文革’根本就不會存在。另外一些人則說，他們完全不理解什么是‘文革’。如果劉少奇都理解不了什么是‘文革’，那么特里爾也解釋不了。”說到這兒，特里爾難得地笑了。

        但在《毛澤東傳》中，特里爾則亮明了他的觀察——他將“文革”稱為毛澤東晚年的“主觀主義與歷史循環論傾向”，即當革命的政黨轉變為官僚集團，就需要不斷起來革自己的命。

        筆者提出，有的人翻出毛澤東1940年代寫的文章，從那時的《論聯合政府》到《論人民民主專政》，很難看出日后“文化大革命”的影子和跡象。

        但在特里爾的觀察中，年輕的毛澤東、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和建國后的毛澤東，面相經歷了多次的轉變。年輕時的他同情農民，在軍隊中也要發展民主，根據地的“三三制”更是戰時民主的典型。但同樣要看到的是，在殘酷的戰爭年代里，槍桿子是唯一的硬道理。

        “他經歷的是暴力的年代。沒有槍炮和蘇聯的支持，共產黨贏不了。他曾經寫信給斯大林，說中國要實行一黨制。斯大林回信說不可以，要加入其他的黨派。于是毛澤東說ok，他也確實接受了蘇聯的模式，但更多是列寧式的’一黨制‘。在當下的中國，新的民主會有萌發的契機，會采用更循序漸進的方式。在政治上，大步伐的方式也是另一種的躍進。新的社會，新的經濟奇跡，會迎來新的政治安排。這是后代中共領導人聰明的地方。”特里爾說。

關鍵詞四：腐敗

        在另一位漢學家楊炳章（Benjamin Yang）的觀察中，當下中國必須面臨的一對矛盾，是“革命和政治”的矛盾。他以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出發，觀察并發問道：

        “如果中共領導人被迫放棄革命理想主義，不能創造出新的政治職業精神，他們作為中國惟一統治精英的合法性，怎樣得以維護呢？更為迫切的是，革命意味著理想主義，一旦革命理想被放棄，政治腐化隨之滋生蔓延。要么革命，要么腐化，這是困擾高度集中體制的一個兩難問題，同樣困擾著當今的中國。”

        這種論調讓我們想到今日的反腐。在既得利益集團面前，習近平所面臨的阻力顯然不是毛澤東當日面臨到的。

        對這個問題，特里爾說，“腐敗并非完全來自理想的喪失。在今日的中國，這種腐敗更多的是結構性的——政治經濟的不正當關系。在毛澤東治下，中共沒有太多錢，毛從來沒有跟周恩來爭吵錢的問題。但周永康這些人則利用在政府和政黨中的位置巧取豪奪。在中國變得更富裕時，社會和政治的平衡被打破，有些人通過政府支持的資本主義方式獲得財富，規則是不清楚的。不僅如此，有時就連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方式、地方政府的超額透支等，關系的調節都是隱藏的、不廣為人知的。我想，這也就是習近平在反腐的同時推進法治的原因——二者是一體兩面的，為了同一個目標。”

        “法治走到什么地步？”筆者追問。

        “反正不能像美國那樣極端——律師太多，法庭太多，糾纏太多。不過，法庭和律師應當更加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特里爾說。

關鍵詞五：共識

        “在毛澤東的生涯中，我們能看到政治如何改變世界，但沒有看到政治改變了人心。”在《毛澤東傳》中，特里爾不無傷感地寫道。

        這種“傷感”，來自于特里爾對毛澤東的一項評價：“給中國人的生活加上道德指南”，比如，把人改造成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新人。在毛眼中，社會主義應當是“道德式”的。在當下的中國，這種道德化的指南顯然更加困難——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個人主義的彰顯，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即使中國成了世界第一，在全球化時代，這個世界第一，和1945年以后美國獲得的世界第一的地位和作用顯然不是一樣的。習近平很清楚這一點。但中國歷史有其自己的道理。包括孔孟、王陽明、康有為在內，中國共產黨還有很多傳統的內容可以綜合。在中國哲學中，政治從來就不是超越的，更重要的、更基礎也更終極的，是道德性的。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衰之后，以儒家學說為主的道德體系還是一直持續的。即使毛從幼年起就激烈地反感傳統，但他依然在傳統中汲取了極大的營養。這是中國的矛盾性體現，傳統的東西和現代的東西是糾纏在一起的。”特里爾說。

        而在與筆者的對談里，特里爾認為，在今天談論毛澤東，我們依然可以有共識的基礎，而這也將成為新的公共哲學。

        “即使有錯誤，但今天的中國人依然應當對毛對于中國統一做出的巨大貢獻感到感激。對于普通人來說，今天的生活的確好了，但應當記得的是毛澤東當年的一句話：如果沒有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

        特里爾引用了《老子》里的一句話：“治大國若烹小鮮”。他說：“對于治國來說，別太折騰，別太過度控制，適度地去中心化，可能會迎來更好的發展。這也是當下中國正在做的。”

        “毛澤東很少給孩子們寫信。1938年，在給毛岸英的一封信里，他說：‘你的學業如何？要多學習科學，不要學習政治。科學更加重要。’他或許是對的。”特里爾說。 

《毛澤東傳》（名著珍藏版）書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