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旗的誕生

軍旗，是象征軍隊的旗幟，是軍隊榮譽、勇敢和統一指揮的象征，一般由最高軍事領導機關制定和頒發。軍旗由旗幅、旗桿和旗頂組成，其規格、質料、顏色、圖案（字樣）及制作方法，按各國軍隊的相應標準來規定制作。

要說國民革命軍軍旗的歷史，還得從興中會會員陸皓東說起。陸皓東（1868—1895），原名陸中桂，字獻香，后以號行。陸皓東出生于商人家庭，但他并沒有選擇繼承祖業，而是在孫中山的影響下參加了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的興中會。

        

組織革命軍，并以武裝起義的方式來推翻腐朽的滿清王朝，這是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步。那么該使用什么旗號來進行武裝起義呢？孫中山將旗幟設計的任務交給了陸皓東。經過陸皓東的精心設計，青天白日旗誕生了。

青天白日旗中的青色代表光明純潔、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無私、民權和平等；白日的十二道光芒，代表一年十二個月，一天十二個時辰，也象征著國家的命脈，隨著時間的前進永存于世界，更鼓舞國人與時俱進、自強不息。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華民國為遠東大國，日出東方為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

這一設計在經過孫中山的補充詮釋（將旗面內容縮小為旗面的四分之一，置于旗面左上角，旗底采用紅色，意為革命犧牲奉獻的精神）后，于1895年3月16日在興中會總部——香港中環士丹頓街13號的會議中得到通過，就此確定了革命軍的軍旗，會議還決定在同年10月計劃發動的廣州起義中正式打出軍旗。遺憾的是，由于消息泄露，廣州起義未能成功，軍旗也因此沒能被使用，此后直到1900年10月惠州起義時才正式打出青天白日軍旗。中華民國成立后，北洋政府確定了以五色旗為國旗和十八星旗為軍旗的方案。由革命軍所使用的青天白日軍旗因此淡出陸軍，改被海軍采用，使其成為海軍軍旗。

        

司令部旗幟的成形

經過護法和護國戰爭后，孫中山于廣州重新豎起革命大旗，他在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總統時提出重新啟用青天白日軍旗，并改定該旗為國旗。這一提議最終在1924年6月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中得到通過。與此同時，還確定了陸軍軍旗的圖樣——將原本置于左上角的青天白日改置于旗面的正中位置。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方案曾在1895年的會議中被否決，此次是重新取用。至于海軍軍旗，仍然沿襲民國初期就確定的樣式。

北伐戰爭開始后，國民革命軍的軍旗隨著軍隊所到之處走遍大江南北。但由于國民革命軍內部派系繁雜，尤其是收編了大量的北洋殘軍和地方軍閥部隊，導致陸軍軍旗式樣層出不窮，十分不符合規范。比如西南地方的軍閥除了青天白日軍旗外，還打出了封建王朝特有的統軍將領姓氏旗；又比如西北地方的軍閥，為了圖省事，竟然沿襲清政府的三角龍旗，只是將圖案改為青天白日，顯得不倫不類，在旗面的用布、旗桿的長短上也很不統一。

        

在部隊的番號區分上，也是花樣百出。以黃埔軍校師生為基礎的部隊使用的部隊旗，在旗面的番號標注上能夠統一使用“國民革命軍第×軍”的字樣（當時只有軍級單位擁有司令部旗幟）。但對雜牌軍來說，番號格式就很混亂，有的寫著“中華民國陸軍第×軍”，有的寫著“國民革命軍陸軍第×軍”，還有的直接寫“陸軍第×軍”。番號的位置也極不規范，按照原定式樣，番號應置于旗面左側靠近旗褲（穿旗桿的部分）邊的白條上，有的地方軍閥卻將番號直接打在旗面的紅色位置處，還有將番號寫到旗幟右側的例子。

        

有鑒于此，蔣介石在經過1930年的中原大戰并重新取得全國領導權后，開始正式規范陸軍軍旗的使用標準，并于1932年下發各部隊遵照執行。

根據規定，陸軍軍旗需依照“橫直八與七之比例，用紅羽紗或紅綢布為地，內嵌面幅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國徽為中心”的標準，司令部旗幟只限定師司令部可以擁有（國民政府從1929年起以師為戰略單位，取消了軍司令部旗），采用“紅羽紗或紅綢布為地，橫寬144厘米，直長96厘米，內嵌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國徽，緣邊加綴12厘米長黃色絲穗，靠旗桿一邊鑲白綢一幅，寬9厘米，長68公分，上下各距旗邊14厘米，中綴黑紗制成‘國民革命軍陸軍第×軍（或師、獨立旅）’字樣，上冠朱紅旄”。同時，國民政府對于相對統一使用地海軍軍旗也給予規范，規定“海軍軍旗制式一如國旗，惟一切配件均按軍旗制定”。

在確定完軍旗及司令部旗，國民政府又于1935年仿照日軍的聯隊旗制度，批準步兵團及各兵種團也可以擁有“團旗”，并分批對各步兵團及兵種團授予“團旗”。抗戰爆發后的第三年，即1939年，國民政府根據戰爭需要重新調整了陸軍野戰部隊的編制，確定以軍為戰略單位，軍司令部旗幟再次被啟用。與此同時，軍旗的使用標準也在完善，其中變化最大的一點就是在軍旗上增加一面三角旗，上書“軍”、“師”、“團”等字樣，以方便友軍迅速識別。

        

以死護旗

軍隊所到之處，都會出現軍旗，如陸軍軍旗、軍司令部旗、師司令部旗、團司令部旗。平時，在行軍隊伍的最前方會由專人負責舉旗，以示軍威。在北洋政府時期，軍旗由部隊任命的掌旗官專職保護，國民政府時期取消了旗官的編制，改由司令部特命副官來承擔這一職責。

在戰時，為保護軍旗，許多部隊只會將常用的陸軍軍旗抬出，各級司令部旗幟則收起保存，由副官看護。但有的部隊為了鼓舞士氣或迷惑對手，也會冒險將司令部旗幟放出。比如在1938年的武漢會戰期間，第190師師長梁華盛為迷惑敵軍，將各級司令部的軍旗、師旗、團旗全部插在前沿陣地，使日軍誤判對手指揮部所在位置，結果日軍在錯誤進入中國軍隊早就布置好的伏擊陣地后遭到重創。

        

如果打了勝仗，自然皆大歡喜。但如果打了敗仗，尤其是陷入重圍，隨時有被殲危險時，部隊長為避免司令部旗幟被敵軍繳獲，會命令專職副官設法保護突圍，又或者就地焚毀。

在1937年南京保衛戰期間，第87師521團中尉副官韓時忱就在日軍入城時承擔起保護團旗的任務。為保住團旗，韓時忱將團旗從旗桿取下后揣入懷里，他在5名士兵的保護下換上便服向挹江門轉移，打算從那里經下關渡江。轉移時，其中1名士兵為了保護韓時忱而頭部中彈身亡，其余5人則繼續向目的地前進，并從城墻上殘留的梯子攀爬到城外。

抵達江邊后，韓等5人從沿江一家木廠里扛出幾根粗大的木棍，又用馬路旁邊找來的電線捆綁扎實后投入江中。他們冒著日軍戰斗機的掃射成功抵達江北，并在徐州將團旗交給團長郟國選。韓因保護團旗有功被提升為上尉副官，獎勵法幣100元，其余4人也都分別受到嘉獎。

在1939年的桂南會戰中，第49師遭到日軍重創被迫突圍，該師所屬第145團的團旗保護任務由中尉副官李銳舟負責。為使團旗安全轉移，李銳舟在1名軍官和5名士兵的保護下在夜間開始行動。一路上，李銳舟等人不斷遭到日軍轟炸機的轟炸，所幸無人傷亡。

當他們艱難抵達賓陽時，被1名站到石臺木橋的士兵發現后鳴槍警告。李銳舟以為這名是友軍，便打著手電筒向其靠攏，并詢問對方是哪個部隊的。沒想到一開口，周圍突然站起不少人，其中有3名士兵將李銳舟包圍，1人還抓起他的衣服領子，開始用日本話質問。李銳舟這才發現對方竟是日軍。

為保護團旗不落入日軍之手，李銳舟當即將抓他衣領的日軍推開，隨后舉起手槍連發3彈。日軍士兵沒有想到這名中國軍官在落入敵陣后會反抗，除了中彈倒地的那名士兵外，其余人都楞住了。等到李銳舟身后其余6名護旗官兵也開槍射擊時，這些日軍才紛紛反應過來進行還擊，但李銳舟已經趁著混亂迅速通過木橋脫離危險。李銳舟脫險后，發現與6名護旗官兵失去聯系，便只身一人進入水田隱蔽前進，終于成功將團旗帶出日軍包圍圈，并將其交給團長溫忠良。

上述兩個事例都是成功將司令部旗幟帶出包圍圈，并交還給部隊長重振軍威。但也有部分部隊長在危難中放棄把旗幟帶出包圍圈，這時他們會如何處理司令部旗幟呢？

在1944年的許昌保衛戰中，新編第29師師長呂公良于城陷之際下令將師旗焚毀。在焚燒前，呂公良對著師旗含淚說道：“師旗是新29師的靈魂，萬一落入敵手，將給中華民族造成莫大的恥辱，為保持我守衛許昌城池官兵的名節，突圍前將其焚燒。每個有民族氣節的弟兄們，要像師旗一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突圍中不論是生是死，都要為師旗增輝！”呂公良的話和行為起到應有的效果，包括他在內的新29師大部分官兵都在許昌城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同一年發生的桂林保衛戰中，第131師師長闞維雍力戰身亡。為了不讓闞維雍的遺體落入日軍之手，也為了保護師旗不落入日軍之手，副師長郭炳祺命令將闞師長的遺體用師旗包裹，并掩埋進司令部附近的一個交通壕內。但在桂林淪陷后，日軍找到闞維雍的遺體，為表示敬重，將闞的遺體重新殯殮入葬。至于師旗的下落，就再也沒人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