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上了井岡山后，毛澤東便過著游擊生活。1945年去重慶談判，是毛澤東平生頭一回坐飛機，也是他18年來第一次進入大城市。作為和蔣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共領袖，衣著也得講究一下。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現代史可以看成是一部國共“恩怨史”。中華民族在現代歷史中的興衰榮譽，與國共兩黨的關系密切相關。歷史上，國共兩黨曾兩度攜手，又曾兩度反目。兩次握手，都極大推進了中華民族的進步和復興。

        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經歷了7任最高領導人，分別是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王明、博古、張聞天和毛澤東。中國國民黨方面，建國前經歷過4人5任過最高領導人，分別是孫中山、張靜江、蔣介石、胡漢民、蔣介石，其中在1927年到1935年間，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制，不設最高領導人。這一時期，國民黨分裂為南京和武漢兩個政府，領導人分別為蔣介石和汪精衛。

        那么，國共兩黨的最高領導人有過哪些會面呢？我們可以以國共兩次合作為分界來看。第一次國共合作是黨內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在國民政府中任職，也自然要參加國民黨的會議。所以這一時期，兩黨最高領導人接觸頻繁。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國民黨全力反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再沒見過面。

        直到抗戰勝利，國共兩黨開啟重慶談判，毛澤東飛赴重慶，時隔近二十年，兩黨最高領導人才又見了面，不過這也是建國前的最后一次。

陳獨秀與孫中山

        1920年，剛剛出獄的陳獨秀，南下廣州。3月31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宴請了陳獨秀，由胡漢民、廖仲愷、戴傳賢作陪，兩人把酒言歡，其樂融融。這是孫、陳的首次會面，當時孫中山正在改組國民黨，而陳獨秀將要創建共產主義小組。

        一個多月后，孫中山在陳獨秀主編的《勞動節紀念號》（即《新青年》第七卷六號）親筆題寫“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同年11月，兩人又出席祝賀上海機器工會成立。此時的陳獨秀，已經由中共一大選舉為中央局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了。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逃離廣州，于8月14日安抵上海。正當孫中山處于孤立困境之時，陳獨秀、李大釗分別去拜訪孫中山，談兩黨合作之事，向孫中山伸出革命友誼之手。孫中山立即贊成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他允許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他的原有入黨辦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則改組國民黨。數天后，李大釗、陳獨秀、張國燾、張太雷等中共領導人，在孫中山親自主盟下，正式加入了國民黨。

        在國共實現第一次合作后，具有雙重黨員身份的陳獨秀，與孫中山在會上的見面次數甚多。比如，1922年9月4日，孫中山召集在滬國民黨員張繼等53人座談改進黨務的意見，陳獨秀、馬林等均應邀參加會議。

        1925年，孫中山病逝，國民黨實行執行委員集體負責體制，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其權力，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首任主席是張靜江，但張不過是過渡，任期不足2個月。

        1926年7月6日，經過選舉，蔣介石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直到1927年3月11日。因蔣介石擔任國民黨中執會主席后不久，即統軍北伐，所以并未與中共最高領導人陳獨秀在此期間見過面。倒是當時擔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的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與陳獨秀因國共黨內合作仍在進行，在武漢共事，有過不少會面。

陳獨秀與汪精衛

        中山艦事件后，汪精衛被迫辭職，出走法國。1927年4月1日，汪精衛經莫斯科回到上海，重新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展開爭權斗爭。

        在汪精衛抵達上海當日，就與陳獨秀進行了會晤。汪精衛將中共要打倒國民黨、沖入租界一類的話，向陳獨秀提出質問。“陳獨秀力稱決無此事”，并起草了《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即《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

瞿秋白與汪精衛、蔣介石

        大革命失敗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在新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主持下，陳獨秀被撤銷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瞿秋白被指定主持中央工作，成為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直到1928年7月的中共六大。

        瞿秋白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時間較短，且在其上任月余后，就發生了“寧漢合流”，汪精衛與蔣介石開始共同反共。在此期間，沒有找到史料證明瞿秋白與汪精衛及蔣介石有過會面。

        但在此前，瞿秋白無論是在私下，還是在正式會議上，都與汪、蔣有過接觸。比如在武漢國共聯席會議上，瞿秋白是中共的代表，與汪精衛自然經常見面。而在1923年8月5日，在蔣介石前往蘇聯前，瞿秋白曾去拜訪他。8月14日，蔣介石又回訪了瞿秋白。兩次見面，應該都與瞿秋白去過蘇聯有關。

毛澤東與蔣介石

        瞿秋白之后，因為國共對立，向忠發、王明、博古、張聞天幾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在任期內，都未與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有過會晤。直到第二次國共合作，轉機才出現。其中博古曾在1937年7月14日，與周恩來等一同前往廬山與蔣介石會談合作。

        直到1945年8月28日，國共重慶談判，近20年后，兩黨最高領導人才又一次坐到了一起。

        自1927年上了井岡山后，毛澤東便過著游擊生活。即使在延安，也是過著農村式的生活。這次去重慶，是毛澤東平生頭一回坐飛機，也是他18年來第一次進入大城市。作為和蔣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共領袖，自然要“包裝”一番。

        在去重慶前，毛澤東換上了一件嶄新的白綢襯衫，又穿上了一套嶄新的灰藍色中山裝。在延安窯洞穿慣布鞋的毛澤東，此時換上了一雙锃亮的黑皮鞋。只不過毛澤東的皮鞋是老式的方頭，而蔣介石的則是時髦的尖頭。

        這樣的包裝，多少讓毛澤東有點不適應，所以他問周恩來，“我是不是太洋氣了一點兒？”周恩來覺得主席新換上來的俄式呢禮帽小了一點兒，于是，他把自己的一頂巴拿馬盔式帽拿給毛澤東戴。這頂盔式帽，也就成了毛澤東赴重慶的重要“道具”，曾出現在許許多多的照片之中。 

        8月28日晚，毛澤東抵達林園，蔣介石夫婦已在一號樓前恭候了。兩個一生的對手，笑臉相迎，握手言歡。蔣介石一身戎裝，對毛澤東的稱呼是“潤之”，毛澤東稱蔣介石為“蔣先生”。他們倆在互道“你好”之后，不約而同地說起了共同的話題：闊別整整19年，那時候在廣州，他們曾是同志。

        蔣介石盛宴招待毛澤東，為他洗塵。雖說蔣介石平時滴酒不沾，毛澤東的酒量也不大，此刻卻幾度舉杯，互祝身體健康。席間，蔣介石和毛澤東先后致詞。

        蔣介石知道毛澤東嗜辣，特地吩咐在他面前放了一碟紅色尖椒。此后蔣介石每一回宴請毛澤東，都作如此吩咐。毛澤東則知道蔣介石不抽煙，忌煙味，煙癮甚重的他，席間不抽一根煙。

        從1945年8月29日開始在重慶舉行的國共和平談判，共進行了43天時間，國共雙方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但這并沒能阻止內戰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