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權運動高潮退去的50年后，人們還應該等待被一個彌賽亞拯救嗎？也許“黑命攸關”（BLM）中的活動家給了我們一個階段性的答案：“我們并非沒有領導的，而是充滿領導的。”（we are not leaderless，we are leaderful.）這也是對弗雷德·漢普頓革命演講的最新詮釋。在那段演講中，他說：“你可以謀殺一個革命者，但是你不能謀殺革命。你可以謀殺一個自由戰士，但是你不能謀殺自由。”

《猶大與黑彌賽亞》是一部罕見的電影。它真實地呈現了1960年代芝加哥黑豹黨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芝加哥警察局間諜滲透的歷史，并對頗具革命性的當地黑豹黨主席弗雷德·漢普頓（Fred Hampton）被叛徒威廉·奧尼爾（William O'Neal）出賣的故事進行了戲劇化。這是對當下“黑命攸關”（BLM）運動進行精神溯源的一次嘗試，也是對黑人激進運動歷史的一種致敬。想一想一百年前的《社會中堅》我們就會知道，也只有在運動浪潮的沖擊下，這類革命題材的制作才可能在崇尚建制的好萊塢出現并獲得贊美。但與此同時，也應該清醒地看到，與影評人在特殊時期出于政治正確而發出的溢美之詞相比，《猶大與黑彌賽亞》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在內容呈現的側重和歷史細節的改編上，我們仍然可以提出很多質疑。這些問題又一次將當下的“黑命攸關”運動與它的歷史先驅——黑豹黨并置在一起，不得不引發人們的討論。但毫無疑問的是，制作團隊只能站在當下的現實里去書寫那個以革命和反革命為主題的歷史，這主導了他們在讓觀眾看見什么與不看見什么上的選擇。而我們有必要把這個潛藏于熒幕后的現實語境說出來。 

《猶大與黑彌賽亞》海報

電影真正的主角是誰？

讓兩位頗具名聲的黑人聯合主演——丹尼爾·卡盧亞（Daniel Kaluuya）和萊克思·斯坦菲爾德（Lakeith Stanfield）同時參選奧斯卡最佳配角演員獎，這本身就是一種根基于現實的尷尬冷幽默。問題在于，如果兩位主演都被認為是配角，那么這部電影的主角究竟是誰？

這種提名結果的一部分原因無疑是電影制作團隊的精打細算。他們很明白好萊塢仍然沒有激進到會把最佳主角的獎項頒給一個扮演黑權革命領袖的黑人演員。畢竟就在2006年，芝加哥市議會還拒絕支持人們將一條街道重命名為“弗雷德·漢普頓”。但獲得奧斯卡獎項對于這樣一個電影項目來說又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關系到影片本身的總票房以及后期的類似項目是否能夠順利立項。因而，在提名名單上出現了這樣啼笑皆非的一幕。現實的保守氛圍總是讓激進的制作必須作出一些讓步和妥協。

但是，這種尷尬并不止于奧斯卡提名。如果將這個項目的制作初衷與最后成片進行比較，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它已經完全不是一部以弗雷德·漢普頓為主角的傳記片。主要情節是在為革命而犧牲的領袖與出賣領袖的叛徒之間展開的。因而，影片的重心，如果不是完全轉移了的話，至少也是被分散了——從革命工作的展開，分散到國家暴力機器對革命組織的破壞上來。更具體來說，這里采取的好萊塢諜戰片模式，使主要矛盾轉移到革命領袖與革命叛徒兩個個體之間上來。仿佛如果沒有“猶大”的出賣，“黑彌賽亞”就能順利地拯救眾人。這種潛在的劇情設定顯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

最終，這部電影成為對好萊塢老派黑人導演斯派克·李（Spike Lee）的某種回應。在斯派克·李前年的作品《黑色黨徒》中，他塑造了一個與黑豹黨革命成員并肩作戰抗擊3K黨等白人極右勢力的黑人警察的形象，仿佛這位警察也應該被視為一個黑人權力運動的英雄來對待。但是這引起了另一位黑人年輕導演布茨·賴利（Boots Riley）的強烈不滿和公開批評。后者實在無法接受，在有大量黑人警察實際上充當白人體制的情報人員從事破壞革命活動的歷史現實之下，這位極具影響力的老導演會拍出這樣具有誤導性的作品。布茨·賴利所列舉的例子之一，正是我們在《猶大與黑彌賽亞》中看到的這個：威廉·奧尼爾導致了弗雷德·漢普頓的死亡。

這種輿論戰無疑是必要的。但由于內容側重上的調整，影片對芝加哥在1960年代的政治環境缺乏刻畫，從而使得芝加哥黑豹黨的種種政治工作脫離了具體語境。一個最大的問題在于，影片對1960年代以戴利市長為首的芝加哥民主黨執政機器沒有任何交代。而專制的戴利執政機器（The Daley‘s Administration Machine）恰恰是芝加哥種族歧視政策巔峰造極以及警察暴力泛濫的主要原因——這使得它成為當時芝加哥黑豹黨在政治上主要的反對目標。也正是在戴利市長的授權之下，芝加哥警察局對1968年在芝加哥反對民主黨大會的新左派們進行了暴力鎮壓。影片的這種忽略的確頗令人費解。

另外，盡管影片有較多情節涉及黑豹黨對彩虹聯盟（The Rainbow Coalition）的提倡和組織，但彩虹聯盟的具體工作仍然被極大的簡化了。確實，以反對警察殘暴和種族歧視為共同目標，跨越不同少數族群的彩虹聯盟才得以建立。但是，影片錯過了那些黑豹黨成員支援波多黎各、南部山區白人族裔以及本地白人工人階級在自己的社區建立自治的歷史，錯過了彩虹聯盟不同組織共同抵抗強制搬遷、反對社區士紳化以及舉行房租罷工的歷史，也錯過了彩虹聯盟號召不同種族的工人形成共同利益的歷史。影片同樣沒有將彩虹聯盟的形成與始于1968年的芝加哥八君子審判聯系起來。我們可以在今年的另一部好萊塢影片《芝加哥八君子審判》中看到列于被告席的黑豹黨領導人鮑勃·希爾（Bobby Seale）以及在他身后提供參謀的弗雷德·漢普頓。但我們不知道實際上是在這種與共同敵人的對抗中，芝加哥黑豹黨與白人左派分子走到了一起。 

《猶大與黑彌賽亞》劇照

真的存在一個黑彌賽亞嗎？

但本文并不是試圖呼吁一部真正以殉道者為主角的傳記片。影片通過大量對威廉·奧尼爾叛徒行為的刻畫，的確可以為犧牲的激進革命者爭取到更多觀眾的同情。但整個彌賽亞敘事恰恰合理化了黑豹黨以男性領袖為中心的等級制組織結構以及并不平等的性別關系。這里的問題可能非常尖銳：為什么要接受FBI情報人員的認定，仍然將被謀殺的黑豹黨主席視為一個彌賽亞呢？

當影片在作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價值取向時，它對黑豹黨一向的革命口號形成了一種反諷。“一切權力歸于人民”（Power to the people），但我們并沒有看到太多擁有權力的人民。顯然，當黑豹黨在強調這一口號時，它意指災難并不會由一個猶大帶來，而是白人主導的資本主義秩序和權力結構。也正如影片中弗雷德·漢普頓所說：“你可以謀殺一個革命者，但是你不能謀殺革命。你可以謀殺一個自由戰士，但是你不能謀殺自由。”（You can murder a revolutionary, but you can't murder a revolution! You can murder a free fighter, but you can't murder freedom.）但在對革命領袖的這種單向性的追思之中，革命仿佛真的是隨著領袖的逝去而逝去了——這難道不正是國家機器希望看到的結果嗎？

正是以這種價值取向為基礎，我們看到了影片最不成熟的處理：較為失敗的群像刻畫。且不論影片情節主要集中于芝加哥黑豹黨的主要領導之間，絕大多數成員仍然難逃一種工具性的存在。實際上，我們自始至終無法得知影片中其他露面的黑豹黨成員擔任什么樣的職務，從事什么樣的日常工作，而只是看到他們與兩位主角互動，在兩條主線的交織中淪為被遺忘的角色。這確實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諜戰雙雄的敘事模式在這里完全取代了對黑豹黨集體的描寫。對于必須熟悉相關史料的編劇來說，這只能歸結于價值導向的問題。

一個最為大膽的改編證明了這一點。從影片中，我們似乎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弗雷德·漢普頓的個人魅力和巧舌如簧，使得跨越種族、號召階級團結的彩虹聯盟得以成為可能。但歷史上最早實現種族聯合的芝加哥黑豹黨成員卻是鮑勃·李（Bob Lee）。利用他杰出的草根組織經驗和能力以及在芝加哥北部的社區網絡，他與其他黑豹黨基層成員一起實現了與芝加哥青年愛國者組織（the Young Patroits Organization）的聯合——而此時漢普頓和其他伊利諾伊州黑豹黨領導層還完全不了解這個組織。也正是在與白人族裔的這個聯合嘗試成功以后，漢普頓才將種族聯合的想法推廣到公眾層面。在影片中，黑豹黨與YPO的第一次接觸似乎來源于漢普頓帶領成員闖入YPO的會議，但這個場景其實是虛構的。鮑勃·李最早接觸了YPO的領導人比爾·法斯珀曼（Bill Fesperman），并以羅伯特·李三世的名字自稱。據說，比爾被眼前這個來自南方卻以邦聯將軍的名字冠名的黑人給弄糊涂了，但這是讓他最早相信雙方的確有共同之處的因素之一。總之，彩虹聯盟的形成和組織是絕不能歸于漢普頓一個人的。漢普頓主席的確是彩虹聯盟的門面，他負責演講和接受采訪。但是這個組織真正的推動者是像鮑勃·李這樣的許多社區活動家。

另外一些關鍵性的剪裁發生在影片中的“猶大”身上，以使得猶大更像猶大一些。盡管影片結尾截取了一段來自威廉·奧尼爾的真實電視采訪錄像，并且交代了他于1990年自殺的結局，但影片仍然使他看上去不如現實中那么面目可憎。一個使得他的形象更加人性化的剪裁來自于漢普頓主席被謀殺的前夜。FBI情報人員要求奧尼爾向漢普頓下藥，以使他在被謀殺時無力還擊。但影片中的奧尼爾顯得非常遲疑，以至于最終我們都不知道他是否向漢普頓下藥。但根據日后漢普頓家人訴芝加哥警方一案的起訴律師杰弗瑞·哈斯（Jeffrey Haas）出版的回憶錄，最初的法醫的確在漢普頓的遺體中檢出了高劑量的巴比妥類藥物。而律師主張這正是警方襲擊漢普頓家公寓時漢普頓處于昏睡的原因。由于漢普頓本人并不吸毒，只能解釋為他在前一天晚上被人下了藥。盡管奧尼爾本人當庭否認了由他下毒這一點，但他表示對漢普頓的死并不感到觸動。另外一個剪裁則來自于奧尼爾對黑豹黨成員的犯罪慫恿。影片中的確如實呈現了奧尼爾鼓勵黑豹黨去安置炸藥以報復警方的橋段，但一個更為恐怖的事實沒有出現在電影中：面對執法部門的滲透，奧尼爾還曾經制作了一張電椅，要求對黑豹黨內部的間諜進行肅清時可以采取一切恐怖手段。所幸這些建議都被譴責了。實際上，奧尼爾從未認同過黑豹黨的革命理念，相反他站在暴力機關一邊。而影片使他在支持黑權運動與為國家機器服務之間搖擺，這種嘗試實在是不成功的。

如果說“猶大”的確在破壞黑豹黨組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么這樣的“猶大”也遠不止一個。根據喬·賴斯（Jon Rice）在《伊利諾伊斯州黑豹黨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Illinois Panthers）一書中的說法，到1969年底，大約有10%的黑豹黨成員是本地和聯邦層面的執法機構派出的間諜分子。恐慌和訴訟促使許多黑豹黨成員離開了組織。鮑勃·希爾估計，在1970年以前，大概有30-40%的成員由于受到猖獗的滲透活動干擾而離開了黑豹黨。我們難道可以說黑豹黨的衰落僅僅是由于某一個彌賽亞被消滅了嗎？

《猶大與黑彌賽亞》劇照

如何看待黑豹黨內部的性別問題？

造成黑豹黨在1970年代逐漸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沒有把內部的性別問題解決得足夠好。盡管性別平等是黑豹黨的一個關鍵意識形態，而這在當時的黑人組織中顯得非常進步，但具體在實踐上仍然困難重重。盡管黑豹黨吸納了大量女性從事各類工作，但她們中的大部分被局限在一些性別刻板印象的分工里，例如打字、清潔、烹飪等等。女性相比男性也較少擁有機會擔任領導人的職位。在一些地方，基層女性成員還可能受到男性成員的性騷擾。

芝加哥黑豹黨被認為是美國黑豹黨各地方分支中最為重視性別平等的地方組織之一。弗雷德比其他地方的領導人更能公開地申明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在一則流傳的故事當中，來自西海岸的黑豹黨成員要求芝加哥黑豹黨將一些“豹姐妹”送去他們下榻的旅館。但20歲的弗雷德在電話里簡短而迅速地回應道：“芝加哥的黑豹黨女性正在研究黑豹計劃，她們不是領導人的妓女。”根據一些黑豹黨女性的回憶，弗雷德也經常幫助女性成員練習她們的演講技巧，使她們可以為黑豹黨公開演講。在漢普頓任內，女性成員的確比其它地方分支的女性更容易擔任領導職務。

影片并非沒有對性別問題的檢視。我們能夠看到當奧尼爾在政治學習中對一位黑豹黨女性進行語言騷擾時，弗雷德口頭申明了紀律，并要求奧尼爾在女性成員的監督下完成紀律規定的體力懲罰。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當黛博拉·約翰遜（Deborah Johnson）懷孕時，她與奧尼爾之間形成的某種張力。她聲言奧尼爾只需要在外進行革命演講，并像他所說的那樣把自己的身體奉獻給革命，因為他的身體里并沒有另外一個生命。但是像她這樣的女性黑豹黨員卻需要在革命者身份與母職之間進行選擇。漢普頓對女友的質疑顯然是缺乏理解的。他認為黛博拉之所以產生自我懷疑，僅僅是由于她對與一個犧牲自我的革命者一同生育這件事本身感到后悔。這里的暗示無疑是，一個革命男性更具有比革命女性成為彌賽亞的可能。

黛博拉與漢普頓之間的沖突在二者對革命的肯定之中得到和解，但這正是影片的問題所在。現實比影片的敘述要殘酷的多。兒童養育問題成為芝加哥黑豹黨女性成員在1970年代選擇大量退出的關鍵原因。也許，芝加哥黑豹黨像奧克蘭總部那樣建立起社區兒童撫養所，本可以讓這個情況得到改善。但兒童撫養所的問題在于，由于革命母親需要接受男性領導的調遣，她們往往與自己的孩子分離。這里還有更多問題沒有來得及討論——革命應當止步于家門口嗎？為什么我們往往認為社會革命就要比家庭/性別革命更重要？革命進程中家庭內部的家務分工問題就不重要嗎？一種基于性別不平等的等級制如何影響了革命組織乃至革命路線，它本身如何可能被革命呢？血緣繼承制是否也成為了革命組織中等級制延續的一種機制？極具男性氣質的克里斯馬型領袖本身是否也是性別等級制的一種產物？我們不應該期望一部影片帶給我們答案。但這或許都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在黑權運動高潮退去的50年后，人們還應該等待被一個彌賽亞拯救嗎？也許“黑命攸關”（BLM）中的活動家給了我們一個階段性的答案：“我們并非沒有領導的，而是充滿領導的。”（we are not leaderless，we are leaderful.）這也是對弗雷德·漢普頓革命演講的最新詮釋。在那段演講中，他說：“你可以謀殺一個革命者，但是你不能謀殺革命。你可以謀殺一個自由戰士，但是你不能謀殺自由。”讓我們將這句話銘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