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2日，法國政府代表同德國簽署停戰協議，宣布投降。6月25日，由菲利普?貝當元帥擔任總理的法國新政府從波爾多遷往中部的克萊蒙費朗，但這座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房屋，新政府在這里只待了一天，就急急忙忙地另尋去處。法國中南部的大工業城市里昂具備安置政府的條件，但新政府不愿設在容易受到工人壓力的地方。最后選定了法國中部的溫泉療養勝地維希（Vichy），這里有大量空置的旅館、賭場和沙龍，可以安置政府的各個部門。7月1日，貝當帶著他的政府班子來到了這里。法國參眾兩院議員在維希歌劇院召開特別會議，廢除作為第三共和國立國之本的1875年憲法，并授權貝當元帥制訂一部新憲法。

貝當（左）與希特勒（右）

        依據新憲法而成立的維希政權被當時絕大多數法國人視為第三共和國的法統繼承者，其正式名稱叫“法蘭西國”，是一個獨裁主義的等級制國家，由貝當元帥擔任國家元首。按照停戰協議，德軍占領法國最富庶的一半國土，包括經濟最發達的北部、中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帶（百分之六十六的耕地、百分之六十五的產業工人、百分之七十四的小麥產量、百分之七十的牛奶產量都在德軍占領區內）。在1942年11月德軍占領法國全境之前，占領區與非占領區之間的往來受到嚴格管理，甚至連通信都被嚴厲限制。此外法國每天還要向德國繳納四億法郎的高額占領費。另一方面，法國全境（包括阿爾薩斯-洛林及加萊海峽地區）的民政事務仍由維希政權管理。實際上到1940年冬天，許多貝當政府要員就對維希這座小城產生了厭倦，搬回有錢的地方——德國人占領下的巴黎去了。有趣的是，當時汪偽政府的許多大員也不愿住在蕭索如鬼城的南京，而搬到了紙醉金迷的“孤島”上海。

        在法國的海外領地中，最初的反應是拒不承認戰敗。摩洛哥、敘利亞、印度支那等地的軍事總督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要繼續戰斗的決心，并質問道：“法國究竟出了什么事，使得貝當元帥主持的政府，在我們已經莊嚴地保證不單獨媾和時，竟要求締結這種性質的和約？……我們樂于接受這項和約嗎？根本談不上。今天，（法蘭西海外）帝國可以拯救法國。”但是，由于這些軍人出身的總督具有強烈的等級服從觀念，再加上受到效忠祖國的軍人誓詞約束，所有主要的殖民地在短時期的猶豫不決后，都同貝當政府站在一起了。只有微不足道的戴高樂將軍逃往英國，舉起了繼續抵抗的大旗。

        由于德國人狡猾地在停戰協定里為其保留了一些“獨立性”，因此維希政權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傀儡政權，而是被后世視為“通敵政權”。它除了積極同納粹德國合作，迫害猶太人、鎮壓共產黨、仇恨英國人外，最恨的還是戴高樂及其“自由法國”運動，因為后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維希政權偏安于半壁江山的一種譴責。貝當元帥曾罵戴高樂是“我懷里捂活的這條毒蛇”。戴高樂派不僅被視為政治上的反對派，而且還被看作叛國分子。根據維希政權的法令，凡是離開法國或其海外屬地以“逃避民族責任”者——也就是說，逃避接受法德停戰協定者——都被剝奪法國國籍，其財產全部沒收。在外國軍隊中服役的法國人都被宣布為應當處以死刑。

維希市政廳

        法國軍人在“效忠于誰”這一重大問題上的態度決定了二戰中法國的地位。當時法國軍隊絕大多數將領對共和制度抱著極端蔑視的態度，更傾向于支持君主專制或威權主義。這可以從一件事上看出來：在法國投降前一周，即1940年6月15日，法國政府在波爾多召開內閣會議，總理保羅?雷諾提出了一個“荷蘭方案”：仿照前不久荷蘭的先例，由武裝部隊總司令魏剛留在本土安排與德國的停戰和投降事宜，而他本人將率法國政府前往北非繼續抗戰。魏剛這位極端蔑視共和制度的保皇派老將軍當時就勃然大怒：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把荷蘭女王和荷蘭王國同法國總理和法蘭西共和國相提并論”。日后魏剛在回憶錄里寫道：“一個君主同一個總理之間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前者可以宣稱合法地代表一個國家，因為他的朝代父子相傳，一直統治著國家。而在第三共和國生存的七十年中，總理算來已在百人以上，總理和君主之間又有什么相似之處？”

        實際上，二戰當中，盟國一方在“戴高樂和貝當誰能代表法國正統”這個問題上也搖擺不定。1941年美國國務卿赫爾說了一句“所謂的維希法國”，從而被戴高樂記恨了一輩子；美國向維希法國派去了正式的大使，并且運去大量醫藥和兒童食品等援助物資；1942年美軍在法屬北非登陸后，也并未讓戴高樂派接管當地政權，而是讓維希政權的二號人物達爾朗海軍上將當高級專員、游離于“自由法國”運動之外的吉羅將軍當總司令。這些事在戴高樂派分子當中激起了怨恨的情緒，并影響了戰后法國與美英的關系：戴高樂在1966年3月9日宣布法國退出北約軍事組織，北約總部也被迫從巴黎郊外的楓丹白露搬到了布魯塞爾。此外戴高樂還積極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并稱英國是美國的“特洛伊木馬”。對這位二戰期間受到英美無數輕視因而怨氣滿腹的將軍來說，這的確是很愜意的報復。

維希歌劇院

君主制國家的命運

        在遭到納粹德國入侵的君主制國家，“國家正統”的問題并不難解決：君主即代表了國家正統。盡管比利時政府已經遷到了法國的里摩日，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選擇向德國投降。在此后的幾年里，比利時的通敵分子肆無忌憚地濫用國王的名義，使得王室的聲望一落千丈，并在戰后引發了君主制危機（最后以利奧波德三世黯然退位而解決）；而流亡倫敦的比利時政府則取代國王，成為比利時抵抗運動的中心。另一方面，由于比利時的戰略地位和經濟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德國沒有在比利時扶植一個傀儡政府，而是直接由德國軍事長官馮?法肯豪森實行軍政統治。

        丹麥的情況與比利時有些類似，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在德軍入侵時選擇接受占領，并命令人民不要進行任何反抗。也因為如此，德國賦予丹麥一種所謂“模范占領國”的地位：駐丹麥的德軍司令說丹麥是“在德軍保護下的一個主權國家”，丹麥的政府、議會和憲法原封未動，軍隊和警察也獲準保留武器。1940年12月，丹麥警察逮捕了三百多名示威的納粹分子，理由是他們違反了未經批準便穿制服游行示威的法律，而德國占領軍對此未加干涉。由于國王和合法政府均留在國內，因此在海外的“丹麥委員會”只有駐美英的公使和一些逃到倫敦的丹麥政治家參加。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3年8月，德國借口丹麥爆發反德總罷工而對其實行了全面占領，克里斯蒂安國王宣布自己“成為一名事實上的戰俘”，丹麥的抵抗運動從此全面展開。

        荷蘭和挪威的情況恰與丹麥和比利時形成對比。5月11日，荷蘭王儲朱麗安娜公主和丈夫登上了停泊在伊梅爾登港的英國海軍驅逐艦“科德林頓”號，荷蘭女王威廉明娜和政府成員登上了另一艘驅逐艦“赫雷沃德”號，連同荷蘭央行的一百四十五噸黃金儲備和三百三十八袋未切割的鉆石一同撤到英國。此后威廉明娜女王作為荷蘭國家法統的合法象征，領導著荷蘭的海外領地、海軍和商船隊繼續從事反對軸心國的戰爭。由于實在找不出在威望上能夠與女王匹敵的人物來組建傀儡政府（甚至荷蘭納粹運動的頭目安東?穆塞爾特也不行），因此德國的“帝國專員”塞斯-英夸特成為荷蘭事實上的統治者和太上皇，荷蘭納粹分子的唯一用處是幫忙搜捕猶太人。

1941年8月13日，英國白金漢宮的歐洲流亡君主和元首們。自左至右為英王喬治六世、南斯拉夫王太后瑪麗亞、荷蘭女王威廉明娜、貝奈斯夫人、英國王后伊麗莎白、捷克總統貝奈斯、挪威國王哈康七世。最右一人身份不詳。

        挪威在1940年4月9日清晨與丹麥同時遭到德國的突然入侵，但是與地勢平坦狹小、不利于抵抗的丹麥不同，挪威軍隊憑借有利的地形，在冰雪覆蓋的中部山區與英法遠征軍并肩作戰了六十二天。直到法國崩潰后，挪威國王哈康七世和政府成員才搭乘軍艦離開挪威，流亡英國。挪威的納粹運動——“民族統一黨”的頭目、前國防大臣維德孔?吉斯林曾在1939年12月秘密訪問德國，勸說希特勒搶在英國前面入侵自己的祖國，并在德軍入侵時命令其黨羽進行了臭名昭著的第五縱隊破壞活動，因此被德國人任命為挪威所謂“國務委員會”的首席部長，而挪威真正的統治者也是一位德國派來的“帝國專員”：約瑟夫?特波文。

        此后在挪威國內存在著四種政治力量：德國占領軍和“帝國專員”；吉斯林及其偽政權，負責經濟剝削、親德宣傳、偽法院和警察等國家機構（由于吉斯林偽政府遭到挪威國民的強烈反對，德國占領當局不得不在1944年親自接管政權）；廣大的挪威人，他們又要養家糊口，又害怕失業，于是忙于日常事務，盡量避免和德國人合作，而且躲開吉斯林分子的污染；挪威抵抗運動，他們秘布于教會、學校、法院、工會，以及整個社會中，以“不列顛人雖然一向打敗仗但能贏得最后一仗”來鼓舞自己。此外在海外還存在著一個繼續戰斗的自由挪威，包括一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漁業船隊，一支龐大的快速商船隊（百分之六十九的商船裝有柴油機），一批經驗豐富的海員，以及在加拿大多倫多郊外“小挪威”訓練出來的新挪威王家空軍。挪威流亡政府在國際關系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王太子妃瑪塔是羅斯福總統的密友（也有人說他們是秘密戀人），流亡政府的外交大臣特里格夫?賴伊（戰后成為首任聯合國秘書長）則在孤立主義盛行的美國中西部地區掀起了反戰宣傳運動，這里的居民當中，許多是挪威移民的后代。

        由于國王流亡海外，因此挪威抵抗運動也得以名正言順地展開。1941年10月1日，挪威流亡政府宣布恢復對叛國分子的死刑，并且具備法律追溯力。1942年7月，吉斯林那個政黨的秘密名冊落到挪威愛國人士手中，一部分摘要在一份地下報刊上登出，引起通敵分子的恐慌，許多黨員都驚慌失措地退黨。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后，一些“溫和派”通敵分子為逃避和越來越不得人心的德國人合作，以及本國抵抗運動在戰后的報復，甚至逃到瑞典，被挪威國民譏笑為“加入了劃船俱樂部”。到1945年德國投降時，挪威剩余那部分最死硬的吉斯林分子發現自己無路可逃，有些人（比如冷酷殘暴的偽警察部長約納斯?利埃）選擇了自殺，而吉斯林和他手下的幾個“部長”則向挪威“祖國陣線”的部隊投降了。在聘請兩名專家對吉斯林進行詳細的檢查、確認其沒有精神疾病后，挪威最高法院判處吉斯林死刑，并在1945年10月24日將其槍決。

吉斯林        

斯洛伐克、克羅地亞：尷尬的歷史評價

        由于當地環境和被征服人民的可信任程度不同，德國在東歐采取了不同的統治方法。波蘭和蘇聯的土地被直接吞并，德國在這些地區采取單純的殖民地政策，并未扶植全國性的傀儡政權（1942-1943年黨衛軍在俄羅斯的庫爾斯克州和布良斯克州搞過一個試驗性的“洛科特自治政府”）。

        另一方面，希特勒在捷克搞了一個“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并且有一個名義上的自治政府。追隨人數少得可笑的捷克法西斯運動頭子蓋達曾要求擔任這個“保護國”的領袖，但被德國人輕蔑地踢到一旁，以二戰前最后一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埃米爾?哈查為保護國的“總統”。盡管這個傀儡政府很馴順聽話，但德國人還是在1942年以“同情倫敦的捷克流亡政府”為由，處決了其“總理”阿洛伊斯?埃利亞斯將軍。八十多年后，捷克政府于2006年為他舉行了國葬。

埃利亞斯

        “帝國保護長官”是“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至高無上的真正統治者，1941年保護長官馮?牛賴特被解職，由秘密警察頭子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接任。海德里希一方面采取十足的恐怖鎮壓政策，另一方面，為了提高工業生產效率，也改革了過去捷克落后的社會保險制度，提高了重體力工人的脂肪和肉類配給，把一些被征用的莊園和別墅改為捷克工人的療養院。倫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擔心這些措施會削弱捷克國內的抵抗力量，因此在1942年5月派特工刺殺了海德里希。此后德國果然發起了大規模的恐怖報復活動，而捷克人一開始所持有的那種“好兵帥克”式消極裝傻和等待的態度也變成了積極得多的抵抗運動。

        在東歐，希特勒還精心炮制了“斯洛伐克國”，用來對付他所痛恨的捷克人。其總統是戰前就從事分離活動的民族主義者約瑟夫?蒂索神父，而受到德國人青睞的是“總理兼外交部長”沃伊切赫?圖卡。后者以納粹黨為模式，在他的國家里組建了一個唯一合法的政黨“人民黨”。由于希特勒決心樹立一個“順從民族”的榜樣，因此斯洛伐克獲得了相當大的自主權，特別是經濟方面。德國人幫斯洛伐克建起了采礦業、化學工業和木材工業，鼓勵生產鞋子、毛紡品和玻璃制品，還采取了糧食增產措施。在二戰希特勒的所有仆從國里，除了匈牙利以外，要數斯洛伐克人吃得最好。作為回報，斯洛伐克向蘇德戰場派去了十二萬人的軍隊——不過，這支部隊以松懈懶散、毫無斗志而聞名于東線。1944年8月，即華沙起義爆發后，斯洛伐克的民族委員會才發動起義，并導致德軍全面接管這個國家。二戰末期蒂索神父和圖卡逃往奧地利，但都被盟軍當局逮捕，并引渡給捷克斯洛伐克，隨后被判處死刑。

斯洛伐克共和國五周年紀念頒發的50斯洛伐克克朗上的約瑟夫·蒂索像

        希特勒在1941年進攻南斯拉夫主要是為了挫敗塞爾維亞人的反德銳氣，在此之后他就本著這樣的精神進行統治。于是塞爾維亞人與波蘭人和猶太人一樣遭到同樣殘酷的虐待。如果有一個德國人被殺死，就要處決一百個塞爾維亞人作為報復，在歐洲其他地區，這一比例通常是一比五十。德國人有好幾個月之久找不到一個塞爾維亞賣國賊愿意出來組織政權，甚至塞爾維亞法西斯運動的頭子廖蒂奇也不愿意出面，德國陸軍只得把塞爾維亞置于直接軍事管制之下。但是最后米蘭?奈迪奇將軍同意擔任貝爾格萊德傀儡政府的頭子。這位將軍從不認為自己是吉斯林式的人物，而是受到國王的托付，在異常困難的環境中設法為塞爾維亞保全實力。

        德國人讓奈迪奇組建塞爾維亞“救國政府”，給予其非常有限的權力，并招募一支小小的部隊，稱為“塞爾維亞國家警備隊”。1946年英國人把奈迪奇引渡給南斯拉夫，但他在等待審訊時跳窗自殺了。奈迪奇被一些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視為時代的犧牲品和悲劇人物，在二戰后一直有人致力于恢復他的名譽。南斯拉夫分裂后，奈迪奇的畫像和其他歷屆塞爾維亞總理的畫像一同掛在貝爾格萊德的塞爾維亞政府大廈中，直到2008年貝爾格萊德發生新納粹示威游行之后，才被塞爾維亞公安部長達契奇下令移除。

        南斯拉夫西半部成立的“克羅地亞獨立國”是一個受到意大利庇護的傀儡國家，其“國王”是意大利薩伏伊王室的一位公爵，還組建了一個法西斯式的國會（也就是說用處主要是鼓掌）和一支“國家警備隊”。這個國家仿效其法西斯意大利樣板，但是缺乏后者那種蒙騙了外國觀察家多年的表面上的效率。“克羅地亞獨立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以駭人的規模和手法屠殺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

        克羅地亞“領袖”安特?帕韋利奇對塞爾維亞人采取的是類似希特勒對待猶太人的辦法——集體滅絕，從搖籃里的嬰兒到古墓中的死人一無例外。不過他不搞毒氣室那樣的“無痛處決”。意大利記者庫爾齊奧?馬拉帕特在1946年出版的小說《卡普特》里寫道，他有一次去拜訪帕韋利奇，在后者的桌子上看到一籃子東西。他一開始以為這是達爾馬提亞的牡蠣，但是帕韋利奇告訴他這是忠誠的烏斯塔沙戰士送來的禮物，同時驕傲地掀開籃子上蓋的布——里面原來是四十磅塞爾維亞人的眼球。

        克羅地亞的法西斯運動——“烏斯塔沙”里面有不少成員是這樣一些人：對他們來說，對社會不負責任和犯罪是其本性的組成部分。他們在戰前大多是形形色色的游民、懶漢、賭棍、冒險家、流氓、強盜和扒手，是一些心懷不滿的失敗者，是在一個正常而健康的社會中喪失了社會地位的底層渣滓。這些人在屠殺塞爾維亞人的過程中花樣百出：玩膩了機槍掃射，就把塞爾維亞兒童裝進桶里、堆上麥稈、活活燒死；厭倦了活埋，就用棍棒把塞爾維亞老太太活活打死；厭倦了用斧子砍頭，就用鋸把塞爾維亞東正教士的腦袋活活鋸下來……這些歹徒執行其使命時如此殘忍，甚至連德國和意大利官員也感到不安。克羅地亞的德軍司令、老納粹分子格拉斯?霍爾斯特瑙將軍就曾為“烏斯塔沙”分子對塞爾維亞人犯下的暴行向帕韋利奇提出過多次抗議。不愿意消極等待屠殺的塞爾維亞富人和窮人一道拼死逃往波斯尼亞和達爾馬提亞地區的森林，在那里參加了游擊隊。

南斯拉夫傀儡政權閱兵式

        冷戰結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相繼解體，新獨立的斯洛伐克和克羅地亞不得不面對如何看待二戰中兩個傀儡政權的尷尬問題。如今的斯洛伐克共和國視自己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兩個繼承者之一，而非二戰中那個傀儡政權的繼承者。但也有一些斯洛伐克人，包括政治家，把蒂索神父的傀儡政權稱為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國”（prva republika）。由于二戰當中“斯洛伐克國”犯下的罪行相對較少，因此這些人不必面對太深的歷史負罪感。斯洛伐克政府雖然曾在納粹德國要求下驅逐過五萬八千名猶太人，但在1942年獲知這些人被送入奧斯維辛毒氣室后立即停止了放逐，并對剩下的八萬猶太人實行保護。

        而對今天的克羅地亞來說，要正視二戰當中“克羅地亞獨立國”的戰爭罪行并與其畫清界限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不僅是由于民族主義情緒使然，而且因為在二戰末期，南共游擊隊也曾對克羅地亞戰俘實行過大規模的報復性屠殺，從而導致克羅地亞右翼分子也能夠以“受害者”的悲情來裝扮自己。1945年5月16日，超過十萬名“克羅地亞獨立國”的難民從奧地利被押往南斯拉夫，這支隊伍一進入南斯拉夫境內，押送他們的部隊就按照第三集團軍司令科斯塔?納吉的命令，對其中的低級軍官、士兵和平民進行了大規模處決：臭名昭著的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一千五百名看守在馬里博爾被槍斃了（這確實是罪有應得）；一萬兩千到一萬四千人在布雷堡被槍決；還有許多人被南斯拉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或被渴望報復的游擊隊成員處死，或被活著扔進斯洛文尼亞北部喀斯特地區的石灰溶洞中活活餓死。最極端的克羅地亞數據說有五萬戰俘和三萬平民被處決（這個數字顯然過于夸大）。上世紀九十年代斯洛文尼亞共和國的“集體墳墓調查委員會”在該國境內發現了五百七十多處集體處決死者的墓地。

1944年東京“大東亞會議”，自左至右為巴莫（緬）、張景惠（偽滿）、汪精衛、東條英機、披汶?頌堪（泰）、何塞?勞雷爾（菲）、錢德拉?鮑斯（印）。

東南亞：對日軍侵略的“另類看法”

        對軸心國懷有復雜感情的不僅僅是克羅地亞這樣的東歐國家。在二戰后獨立的東南亞新興國家，也不乏對日軍侵略的“另類看法”。按照日本1938年公布、1941年開始實施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中國（包括偽滿和偽蒙疆政府）、中南半島、南洋諸島，以及遠至緬甸和印度的廣大地區（將來還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將成立由日本領導下的政治聯盟、經濟一體化、文化合作的地區。在文化上，這個“共榮圈”將成為“泛亞兄弟情誼、和平、和諧、忍讓之邦”，將清除“資本主義、拜物主義、自私和偏見”，并宣揚日本的價值觀念：對天皇效忠、優秀者統治、服從上下等級、婦女順從。

        日本把“大東亞共榮圈”說成“把亞洲人從西方白人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運動。“共榮圈”內的各國名義上獨立，實際是日本的保護國，國防和外交由東京負責。白人總督由日軍司令官取而代之，再加上日本“大東亞省”的民政官員，對這些國家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嚴加控制。在他們下面是數千名當地官員，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對并非歐洲人殖民地的泰國，日本人暫時滿足于通過現有的親日政府進行統治。然而，沒有過多少時間，日本的尾巴就在“被解放的亞洲人民”面前露了出來。日本占領軍強行規定貨幣政策，強占鐵路和商行，實行資源壟斷，決定稻米和其他消費品的配給方法，并帶來了難以避免的黑市買賣和貪污受賄現象。

汪精衛

        日本人搞的“共榮圈”包括南京汪偽政權（名義上下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但兩者實際上都是自行其是的地方漢奸政權），溥儀的偽滿洲國、德王的偽蒙疆自治政府、何塞?勞雷爾的“菲律賓共和國”、克立?巴莫的“緬甸國”，以及半獨立的泰國。法屬印度支那被置于日本的軍事控制之下，至于英屬馬來亞、北婆羅洲和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由于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和自然資源，成為日軍的直接占領地，日本人為獲得當地人的支持，允諾在戰爭結束后讓這些地區獲得獨立。新加坡島被日本直接吞并，改名“昭南島”。印度國大黨激進派領袖錢德拉?鮑斯在這里成立了一個“印度流亡政府”。

1945年駐日美軍拘捕何塞·勞雷爾

        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占領東南亞期間在當地青年中挑選骨干分子，并讓他們接受親日教育。這些由日本人訓練出來的青年政治領袖在日本投降后領導了各自國家的獨立運動。比如在日本統治印度尼西亞期間，日軍釋放了遭荷印當局監禁的印尼國民黨（INP）黨魁、民族主義領袖艾哈邁德-蘇加諾，協助建立了一個由印尼人組成的政治組織“印尼國民中央委員會”，由蘇加諾等擔任領導人，讓大批印尼人遞補荷蘭官員的職務。1943年，為表示日軍與東南亞人民的“親善協和”，日本還從印度尼西亞挑選了二十一名青年作為“南方特別留學生”前往日本本土參觀訪問和學習。

        日本當局還在一些國家訓練和裝備了當地的武裝，給予戰后的民族主義者一支巨大的力量，一旦歐洲國家在戰后企圖恢復殖民地，可以發起抵抗。以在印度尼西亞成立的“志愿衛國軍”（Giyugun）為例，這是一支由日本人訓練、官兵都是印度尼西亞人的偽軍。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這些“志愿衛國軍”接管了雅加達、日惹、梭羅、瑪瑯和萬隆的重要政府部門、企業、火車站和電臺，有些日軍軍官還默許獨立分子取走武器。在泗水，日軍最高指揮官柴田彌一郎海軍中將把大批武器交給了“印尼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了感謝日本對印尼獨立的“恩德”，印尼總統蘇哈托在1988年授予六名前日本軍人“納拉亞勛章”。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緬甸。1940年，日本軍方成立特務機構“南機關”，在中國海南島訓練緬甸青年組建“緬甸獨立義勇軍”，讓其襲擊英國和中國軍隊。1962年，原“緬甸獨立義勇軍”成員吳奈溫發動政變，建立軍人獨裁政府，實行“緬甸特色社會主義”。為了感謝日本人的“功績”，緬甸軍政府在1981年向七名南機關成員頒發了緬甸最高榮譽之一——“昂山之旗勛章”。獲勛者包括機關長鈴木敬司大佐的遺孀，以及杉井滿、川島威伸、泉谷達郎、水谷伊那雄等原“南機關”特務。鈴木敬司夫人隨后把亡夫獲得的這枚勛章捐給了靖國神社游就館，成為日本右翼所鼓吹的“大東亞戰爭是解放亞洲民族的正義戰爭”的所謂“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