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珞珈山西南麓武漢大學校園內，緊鄰八一路北側有一座“校中之校”——武漢大學附屬第一小學。很多人并不知道，這座看似普通的小學校園，曾經是武昌地區頗有名氣的一所中學——私立武昌東湖中學的校址所在地。而東湖中學時代留存至今的唯一一幢早期建筑，背后更有著一段跨越晚清民國數十年歷史的不凡故事。

        

 “庚子革命”：辛亥首義的喋血先聲

        在今天武漢大學第一附小校園中的這幢兩層小樓，在歷史上曾名“庚子烈士紀念館”。它所紀念的“庚子烈士”，是指1900年在失敗的“庚子革命”中被清政府殺害的唐才常等自立軍領袖。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倉皇西逃，清政府一時間陷于混亂。早前被鎮壓的維新派部分人士覺得時機已到，計劃借庚子事變之機發難。

        唐才常、林圭等在上海成立“自立會”，并在漢口成立“自立軍”總機關，廣泛聯絡長江流域的會黨勢力和軍隊，以康有為等人的匯款為經費，統領自立七軍，計劃于當年8月9日以武漢為中心，發動湘、鄂、贛、皖四省起義，擁戴光緒皇帝重新主政。然而，由于經費不周等因素，起義延遲，最終被湖廣總督張之洞破獲機關，抓捕殺害唐才常等骨干人員，起義也被迅速撲滅。

        這場起義雖未成功，卻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轉折點意義的事件——它證明了保皇維新必然失敗，由此革命黨開始承擔革命重任。11年后，還是在武昌，響起了一舉葬送滿清王朝的槍炮聲。

        

        唐才常等十余名自立軍首領在武昌紫陽湖被殺后，當天即被掩埋于武昌洪山北麓。1912年，依孫中山訪問武漢期間的倡議，民國政府在此修建了庚子烈士陵園，并于1929年、1935年兩次擴建。該陵園坐南朝北，墓碑上刻有“鐵血精神庚子烈士墓”字樣，墓前有六柱圓頂紀念亭。依山而下建有墓道，墓道北端盡頭建有“庚子革命先烈墓道”牌坊。今墓道已被八一路切斷，烈士墓、紀念亭及牌坊尚存。

“東湖中學”：紀念庚子革命與武大回報地方的結晶

        據《私立武昌東湖中學一覽》記載，30年代，武漢大學部分人士曾動議“利用大學附近優良之環境，創造一設備完善，師資優良，訓練嚴格之中學，以適應社會之需要”。而1935年庚子烈士墓第二次重修擴建之時，所撥款項尚有余款，主事者“愿以修墓之余款，捐建中學校舍一棟，以作永久紀念建物”，這與武漢大學人士的想法正合，于是在珞珈山與洪山之間的這片農田上，便于當年建起了這所“私立東湖中學”。

        

1936年珞珈山麓的東湖中學全景，遠處可見武漢大學校舍

        

東湖中學校徽

        在東湖中學的建設捐款名單中，“建筑庚子烈士公墓委員會”捐款11000元，為數目最大者。在建成的校舍中，最為醒目的、居于校園中央地帶的便是禮堂所在的建筑——庚子烈士紀念館。這是一幢平面呈“T”字形的兩層白墻紅頂建筑，坐東朝西，遙對洪山北麓的庚子革命烈士墓。

        據記載，當年樓內設有“禮堂一大間，圖書標本室一大間，辦公室四間，教室六間，足供學校辦公及三百學生閱書受課之用”。可見此樓集禮堂、行政樓、圖書館、教學樓四大功能于一身，可謂當時東湖中學最為重要的核心建筑。

        

        《私立東湖中學一覽》記載，“二十四年夏，校址、校舍及設備，均粗具規模”，據此推斷此樓的建成年代當為1935年。此外，雖然名曰“庚子烈士紀念館”，但并非實質意義上的“紀念館”，事實上是學校的禮堂、圖書館、教學樓和行政辦公樓四大功能合一的核心建筑物。雖并未成為純粹意義上的“紀念館”，但這一捐資助教的善舉，卻也毫無疑問是紀念烈士的最佳方式。

        不惟庚子烈士紀念館，整個東湖中學的校舍建設都得到了武漢乃至全國各界社會名流和組織的襄助。在《私立武昌東湖中學捐款人一覽》中，除了“建筑庚子烈士公墓委員會”及武漢大學校領導和教職員工外，我們還能看到諸如“汪精衛先生”、“陳辭修先生”、“湯恩伯先生”、“居覺生先生”等著名人士，以及“既濟水電公司”、“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英庚款委員會”、“金城銀行”、“鹽業銀行”等企業或組織。而在東湖中學校董名單中，也能看到諸如夏斗寅、周蒼柏、李范一等地方社會名流的名字。可見私立東湖中學的成立和建設，在當時的武漢教育界可謂一樁盛事。

        學校依托國立武漢大學的聲譽以及絕佳的天然環境而建，正所謂“毗鄰勝境，地絕塵囂，有大學可資觀摩，有湖山足供游覽，環境之佳，洵不多覯”。筆者于2011年7月在北京拜訪了時年88歲高齡的東湖中學校友楊靜遠女士。據她回憶，當時的東湖中學是一所半對外的學校，在她的同學中，武大子弟僅占少數，更多的是來自校外周邊地區的孩子。

        在楊靜遠校友的記憶中，東湖中學雖然創辦不久，但在當時卻是武昌地區一所檔次較高的學校。可以說，東湖中學的建設，成為了武漢大學與武漢、湖北地方合作興學，反饋地方的一個經典范例。

珞珈山軍官訓練團：小樓里的巔峰時刻

        這一美麗的校園工程，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風云中，也銘刻下了武漢這片革命熱土上動人的火熱記憶。她不僅串連起數十年前可歌可泣的庚子革命事跡，更在很快到來的抗戰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東湖中學正式成立后數月，全面抗戰爆發，不久武漢即成為全國抗戰的中心——事實上的戰時首都。這一時期，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園，也成為了當時遠東反法西斯運動的訓練中心和重要指揮中樞。在武漢抗戰期間，眾多黨、政、軍各級組織借用武漢大學和東湖中學校舍舉辦各種訓練活動或召開重要會議，諸如1938年1月的“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就是寒假期間利用東湖中學校舍舉辦的，而珞珈山軍官訓練團，則是最為重要的代表。

        珞珈山軍官訓練團是在武漢抗戰的背景下，由蔣介石授意而舉辦的，蔣親任團長，實際負責人是萬耀煌。最初，只有一個培訓高級軍官的“將官研究班”。而蔣介石隨后又計劃舉辦一個規模更大，參訓人員更多的針對中下層軍官的“校官研究班”，兩班于是合并為“珞珈山軍官訓練團”。人數眾多的校官研究班位于珞珈山國立武漢大學校園內，而人數較少的將官研究班，上課地點就是在珞珈山西南麓的東湖中學。

        

        萬耀煌對于珞珈山的自然風光和校舍條件極為滿意。在日記中寫道：“此地崗巒起伏，森林茂密，濱臨東湖，湖光山色，氣象萬千，值此暮春四月在此舉辦此重大訓練，確有天時、地利、人和之美……訓練團利用武漢大學寬敞宏偉之校舍，不僅在此受訓者心曠神怡，且地處武昌郊區，教育訓練不受敵機光顧而中輟，實為難得。”

        萬耀煌在日記中，還詳細記載了珞珈山軍官訓練團的情況：“此次調訓對象，凡未直接參戰之部隊，副軍長、師長、旅長團長甚至營長等均抽調前來后方，區分為將官班、校官班。”軍官訓練團的講授內容頗為豐富，萬耀煌廣泛邀請了當時在武漢的各界名人和要員前來訓話授課，包括蔣介石、陳誠、陳立夫、馮玉祥等。當時，作為軍委會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也時常居住在武漢大學“十八棟”的寓所中。萬耀煌也邀請了周恩來前來為參訓軍官主講游擊戰爭。此外，軍官訓練團還安排有參觀臺兒莊戰利品陳列展覽、參觀步炮兵射擊及戰車攻擊等等內容。

        這時中德之間的軍事合作尚未決裂，珞珈山軍官訓練團里也活躍著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的身影。而每天下午五點，兼任團長的蔣介石還親自對將官班點名訓話。珞珈山軍官訓練團第一期自1938年4月13日開始編隊，至5月6日結業，持續大半個月，前來參訓的人員更是多達數千人，遠遠超過了當時武大師生的總人數，“珞珈山上一時英氣勃勃，顯得一番新氣象、新天地。”

        

        6月10日，萬耀煌在向蔣介石匯報軍官訓練團的情況后，蔣介石表示“軍官訓練團可改稱為中央訓練團”。7月1日，軍官訓練團成立，仍由蔣介石兼任團長，組織上隸屬于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為了常設的永久機構。國民黨的中央訓練團是1938年7月在武漢成立的，且其前身便是1938年稍早時候在武漢大學舉辦的珞珈山軍官訓練團。

        

        在武漢保衛戰期間，中央訓練團繼續在以珞珈山武漢大學校園和東湖中學校園為主的訓練地活動，不斷為前線培訓和輸送將官人才，直到武漢淪陷前夕才遷往湖南。

        在最后時刻，全程負責這一宏偉訓練工程的萬耀煌毫不掩飾自己對珞珈山這段崢嶸歲月的情感：“成立之初，由我負責，對之感情極深，臨行的處長以上人員祖餞，他們對我負責盡職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我亦引以為慰。現由李揚敬副教育長率領南遷，我往珞珈山巡視一次，已寂寞荒涼，不勝感慨。”

        1938年春夏之際的東湖中學，集中了當時中國的絕大多數高級軍事將領。在這里舉辦的將官研究班，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人類反法西斯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東湖中學校園里以紀念庚子革命之名義修建的這棟小樓，在武漢抗戰的時代洪流中，銘刻下了這段光榮的記憶，也因此增添了更多厚重的歷史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