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愚園路1136弄30號，是今天長寧區少年宮的地址。然而這里卻和我們印象中的少年宮有些許不同，在一片綠草如茵的花園里佇立著一棟高大的建筑，其外形風格很像歐洲城堡。

        此幢建筑其實頗有來由，它曾是王伯群的故居，上海淪陷期間又一度成為汪精衛的公館，1949年后才被作為少年宮使用，在不長的時間里，這棟豪宅數易其主，其間的人物正是一段歷史變遷的見證。

        汪精衛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人物，而王伯群何許人也？

        此公生于1885年，貴州興義人， 1905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加入了同盟會，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并在1919年南北議和中作為南方代表。1924年他在上海和歐元懷、馬君武等人創辦私立大夏大學，歷任董事長、校長，南京國民政府期間還擔任了交通部部長、國立交通大學校長等職。

        要說起王伯群這棟私宅的來歷，則是一段“金屋藏嬌”的故事。

        

“娶了一個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丟了一個官職”

        王伯群擔任交通部部長后，仍然兼任大夏大學校長，他中年喪妻之后，娶了小他26歲的大夏大學女學生保志寧為續弦，1931年兩人在滬西徐園結婚。老夫少妻、校長學生，自然是輿論嘩然，坊間大量流傳著這場婚姻背后的金錢交易，如王贈保嫁妝費十萬元、王為保準備留學費用四萬元甚至十萬元的說法，更有人直稱其為“大學教育之破產”。（王伯群、保志寧：《余等婚事》，《生活周刊》1931年，第6卷合訂本第30期，頁644-646。）

        保志寧不但面貌清秀，在當時有大夏大學校花的美譽，而且其家庭為滿清貴族后裔，更是時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保君建的侄女，在滬上小有名氣。王伯群對她追得很緊，為了討“校花”的歡心，他在愚園路建了這樣一棟豪宅，交由協隆洋行柳士英設計、辛豐記營造廠施工，據說花費達到30萬銀元，這幢氣派而華麗的私宅于1930年動工，1931年主樓已基本建成，1934年最終完工。

        

        在1930年代這段時間里，王伯群除了這棟私宅外，還大興土木地建造了南京交通部大樓和大夏大學“群賢堂”，而這三大工程均為辛豐記營造廠承辦。因為涉嫌經濟犯罪，他遭到了輿論的強烈譴責，1931年更是卷入了鴉片秘密貿易的丑聞，遭到檢查部門彈劾，被迫辭去交通部部長的職務。當時流傳這樣一句話評價他：“娶了一個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丟了一個官職。”

“群賢堂”今昔，現為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北路校區文史樓。

鮮為人知的抗戰后第一所“聯合大學”

        然而不幸的是，王伯群和保志寧作為這棟洋房的第一任主人，只在這里住了兩年半。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八一三事變以后，上海形勢岌岌可危，大夏大學等多所高校開始考慮遷往內地。

        1937年9月初，復旦大學副校長吳南軒和大夏大學的王伯群、歐元懷等人在南京討論聯合西遷的事宜，決定由復旦、大夏兩所學校組成聯合大學，第一部分以復旦大學為主體遷往廬山，第二部分以大夏大學為主體遷往貴陽，時任教育部部長的王世杰同意了這一計劃。

        提到聯大，大家立刻就會想到著名的西南聯大，實際上由復旦和大夏組成的聯合大學要比西南聯大略早，確實是抗戰期間全國第一所聯合大學。

        1937年10月25日，復旦大夏聯合大學在廬山牯嶺正式開課，是為聯大第一部。不到兩個月后，南京淪陷，聯大第一部打算繼續西遷，至貴陽與聯大第二部會合，在他們到達重慶時，受到當地復旦校友的強烈挽留，四川省主席劉湘也提供了很多幫助，于是聯大第一部只好留在此地。1938年2月，聯大在貴州桐梓舉行行政會議，決定自下學度起取消聯大，恢復原來校名，即以重慶的聯大第一部為復旦大學，貴陽的聯大第二部為大夏大學。至此，復旦大夏聯合大學僅存在了約半年的時間。

        王伯群隨大夏大學一同遷往內地后，始終為學校的事務而苦心經營。聯大第二部在貴陽成立時設于原講武堂內，王伯群和歐元懷任正副校長，雇工進行修理，并從上海弄來圖書、儀器數百箱，使教學條件有所改善。

        1938年6月，王伯群主持增設大夏附中，開辟了學校生源，為大夏大學教育等學科的學生提供實習機會。1940年，大夏大學原有的講武堂舊地不夠使用，王伯群多方游說募捐，籌得資金在貴陽郊外辟地為新校址，暫解燃眉之急。

        

        1942年，教育部擬將大夏大學和貴州農工學院合并為國立貴州大學，時任教育學院院長的王裕凱回憶道：“本校接此命令，猶如晴天霹靂，全校震驚，莫可名狀，良以事關動搖校本，大夏生命將從此中斷！”王伯群遂與各校董商議，奔走各方，請求教育部收回成命，他曾說：“貴州為余故鄉，大夏是余與一班教育界優秀人士所共同耕耘者。際茲抗戰期間，余力主將大夏由滬遷黔；今天在余手里毀滅了大夏，改為國立貴大，且出任國立貴大校長，乃屬‘賣校求榮’，余實無以面對諸生。因余平日訓練青年，要忠于人、忠于事、愛母校、愛國家，而今天自己變節，良心不能交代。”（王裕凱：《抗戰中的大夏大學》，陳明章主編《私立大夏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

        在大夏師生的強烈抗議下，教育部取消了這一決定，維持大夏大學的名稱及其私立大學的體制。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在重慶陸軍醫院因病逝世，1946年，大夏大學遷回上海后，在校園里修建“思群堂”以紀念這位校長。

        

從“汪公館”到長寧區少年宮

        如上所述，王伯群和保志寧在那棟豪宅中未住多少年，便因戰爭而離開，該建筑交由保志寧的叔父保君建代管，上海淪陷后即被日本人占領。1939年3月，汪精衛在河內遇刺，僥幸逃脫，他此時已是風聲鶴唳，于是離開河內赴上海，5月抵達，日本人將這棟住宅給汪精衛和他的妻子陳璧君居住，稱作“汪公館”。

        5月31日汪精衛等人前往東京與日本就“組織政府”問題談判，希望實現“中日和平”，結果碰了一鼻子灰，新的“中央政府”只能是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政權。6月，他帶著失望的心情回到上海，拼湊了一幫漢奸策劃召開“國民黨六大”。9月初，在自己的寓所里，汪精衛主持了“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參見程舒偉、鄭瑞峰：《汪精衛》第九章，團結出版社，2011年5月）

        1939年10月3日，日本華中總司令山田中將率領一隊日本軍官，拜訪愚園路汪精衛公館，并和他們共進午餐、觀賞軍事演習，愚園路周圍當時出動了約200名武警，在日軍指揮下演習和接受檢閱，持續到10月5日才結束，引起外界一陣驚慌。（《申報（上海版）》1939年10月5日第10版）

        1940年，日本扶持下的汪精衛政權在南京正式成立，這座“汪公館”就成為汪精衛此后來到上海時的行宮。汪精衛集團和日本為此地的安全做了不少工作。1939年的《復興旬刊》第19期發布過一條簡訊：“汪精衛之愚園路住宅四周筑有碉堡，如有人向內張望，即被拘敲打，顧此可見做漢奸者平日提心吊膽之一般。”

        除汪精衛和陳璧君外，周佛海、梅思平、李士群等都常在此出沒，將愚園路1136弄內的十余幢住宅全部占據。那時整條路都是戒備森嚴，有百余名武警日夜守衛，甚至出動裝甲車巡邏，因此今天的愚園路1136弄水泥路面下尚鋪有鋼筋。

        抗日戰爭勝利后，這棟洋房一度作為國民黨軍統局招待所。后來保志寧回到上海，通過王伯群的妹夫何應欽，請他出面收回此樓，1946年她將此屋出租給英國駐滬領事館文化宣傳處使用，自己僅住三樓。

        解放戰爭爆發后，保志寧遠走美國，1949年解放軍華東軍政委員會接管此地，中共長寧區委和區文化局都曾設立于此，1960年改為長寧區少年宮，使用至今。

        參考文獻：

        1、保志寧：《王伯群生平》（節選），《貴州文史天地》1996年第2期

        2、范昕：《百年愚園路，掩映的都是故事》，《文匯報》2012年11月18日，00B版

        3、陳明章主編：《私立大夏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

        4、程舒偉、鄭瑞峰：《汪精衛》第九章，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