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傳教士發現大熊貓，國民政府用于公共外交

        熊貓在1869年3月被法國傳教士大衛神父“發現”。他寄回本國的熊貓皮毛和骨骼，立刻引起了歐美動物學家的高度關注。因為它看上去像熊，但骨骼及牙齒排列卻不同，屬于從未見過的動物。肉及皮毛的利用價值低、當地居民很難對其重視的熊貓，以此“發現”為契機，從嶄新的角度受到矚目。

        隨著動物學界的日益關心，此后熊貓的皮毛及骨骼等標本，經由各國派遣的探險隊少量地“流入”歐美社會。這時熊貓史上又發生了影響巨大的事件。1929年4月，美國羅斯福探險隊作為歐美人首次成功捕獲了熊貓。此報道大大激起了歐美狩獵家們對熊貓的好奇。

        羅斯福探險隊在探險時，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尚未對熊貓的生息地區進行實際統治。加上有證據顯示國民政府直到后來的1930年底，對于熊貓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國民政府并不知曉要射殺熊貓，甚至還給羅斯福探險隊頒發了“科學調查”許可證。

        接著1936年12月，又迎來了熊貓歷史的轉折點。美國人露絲?哈克尼斯（Ruth Harkness）將熊貓幼崽蘇琳帶回了美國，首次目睹了活生生的熊貓的美國社會態度發生逆轉，此前被視為“狩獵戰利品”的熊貓，搖身一變成了“寵物動物”。獲得熊貓蘇琳的芝加哥動物園觀眾絡繹不絕，熊貓也出現在商業廣告中。這便是延續今日的熊貓熱的開端。

露絲?哈克尼斯和大熊貓蘇琳

        以此為界限，歐美人對于熊貓的捕獵熱情一下高漲起來。結果，國民政府于1930年代后期采取了禁捕禁運措施，1939年11月一只熊貓運往芝加哥后，外國人便不能自由地將熊貓帶出中國了。一度曾在國際社會顯現出商業價值的熊貓，在國家權力下被從經濟活動的流通鏈中分離了出來。

        其間，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負責國民政府對美國的宣傳，她于1941年11月宣布向美國贈送熊貓。其目的就是為了抗戰需要，以期獲得美國社會的同情和援助。備受美國社會寵愛的熊貓，首次被作為代表中國的動物贈送給外國。

宋美齡與熊貓

        為了贈送熊貓，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訂了詳細的計劃。其特點是充分利用廣播、畫報雜志等媒體，以似乎與政治、外交沒有直接關系的“兒童”為對象。這一系列的活動，當時稱之為“國際宣傳”，用現在話說就是“公共外交”。于是，贈送熊貓成為中國政府在面對重要外交局面時推出的文化活動，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沿用了這一傳統。這便是“熊貓外交”。

宋美齡逝世10周年時臺北“中正紀念堂”曾推出宋美齡懷抱熊貓的公仔紀念品

對戰前日本社會而言，大熊貓很陌生

        熊貓通過抗日戰爭時期的國際宣傳戰術，成為代表中國的動物。那么這種動物為何在大約30年后的1972年成為了友好的象征，毫無阻力地為日本社會所接受呢？

        對此可以明確地回答，日本社會對熊貓的關心，與日中政治關系并沒有太大關聯，因此戰前的事情無人在意。下面就簡單地回顧一下1972年熊貓熱發生以前，日本社會與熊貓的關系。

        1930年，到歐洲各地動物園考察的動物學家小泉丹記載道，“要想被認可為二流以上動物園，必須擁有象、河馬、獅子、虎、熊、白熊、駱駝、鴕鳥、長頸鹿、鱷魚、海豹等，此外還至少要有一種類人猿”。其中沒有出現熊貓的名字。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動物界還沒有對熊貓抱以關心。貴族秘境探險家兼鳥類學家蜂須賀正氏1920年代末在英國留學時，為了從著名的動物收藏家貝德福德公爵（Herbrand Arthur Russell，11th Duke of Bedford）處得到珍稀動物四不像，提出以捕獲熊貓作為交換條件，可以說是非常有進取精神之特殊事例。

        此后，1930年代后期歐美社會對熊貓的興趣急劇上升，日本的報紙偶爾會介紹報道。但在戰前的日本，熊貓依然是知名度不高的動物。

1939年在倫敦動物園的大熊貓“明”

        戰后，日本社會對熊貓的關心在逐漸上升。1958年，日本最早的長篇彩色動漫電影《白蛇傳》中熊貓卡通人物登場，博得了人氣。該作品采用此前幾乎不為人所知的動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映公司面向亞洲市場的經營戰略。接下來的1970年，以莫斯科的熊貓冠名的雜志AnAn(平凡出版，現Magazine house)創刊，在女性群體之間獲得了極大支持。1971年，訪問歐洲的昭和天皇參觀了倫敦動物園的熊貓，日本社會對熊貓的關心瞬間高漲起來。

        也即，日本對熊貓的認識是從經濟和時尚等與政治不甚相關的領域開始的，而且相關的熊貓并不是中國的，而是蘇聯、英國和美國的。這一系列事情，也沒有跡象顯示中國政府開展了任何工作。

日本最早的彩色動漫電影《白蛇傳》中，大熊貓“小胖”和浣熊“咪咪”是許仙的寵物。

        那么，為何把1972年的對日贈送熊貓稱作是中國公共外交呢？其根據在于，隨著對熊貓的關心不斷上升，日本社會嘗試從中國引進熊貓，卻屢遭失敗。

        先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2月美中和解之際，中國向美國尼克松政府贈送了熊貓。在美國，從1930年代后半期開始，熊貓一直廣受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美國動物園也不斷嘗試引進熊貓。然而，對冷戰下采取對中國禁運措施的美國，中國政府也以美中間動物如不能“直接交換”便不同意的條件，使引進最終未能實現。

        正由于有了上述過程，才使得1972年贈送給美國的熊貓發揮了美中和解的象征作用。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在引進熊貓問題上，日本也遭受到同樣的對待。

        日本引進熊貓的歷史，最早在1958年設立多摩動物園時，首屆園長林壽郎通過當時的通商產業大臣高碕達之助嘗試過交換熊貓，最終以失敗告終，雖然詳細過程還不得而知。這次較早階段的嘗試是例外，日本的熊貓引進逐漸活躍是196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

        1969年，橫濱的動物商京濱鳥獸貿易公司的社長河野通敬通過西園寺公一的介紹，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王曉云司長見面，希望提供熊貓。西園寺1958-1970年居住在北京，是日本政治家及財界與中國的溝通渠道，亦被稱為“民間大使”。但王曉云表示，“現在佐藤政府的情況下不行，也許將來可以期待”，回絕了河野的要求。

        1971年10月末至11月上旬，東京都美濃部亮吉知事訪華。據上野動物園飼養科科長中川志郎說，當時美濃部曾請求中國轉讓熊貓給日本，但中方以“數量稀少”而拒絕。當美濃部訪華時，時任佐藤榮作政府內閣官房長官的自民黨保利茂委托美濃部轉交問詢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書信，即為人所知的“保利書信”事件。據后來美濃部回憶，與周恩來會談的印象是，邦交正常化“佐藤是不行的”。

        經過一系列的引進失敗，日本媒體和政界認為“佐藤政府被中國政府拒絕”的事態或許導致了“熊貓不在”的結果。尼克松訪華后即向美國贈送了熊貓，1972年3月6日的《讀賣新聞》晚報中登載了讀者來稿的一則笑話。“熊貓去美國/孩子：不來日本嗎？/媽媽：佐藤靠不住，不行/孩子：那就給我買熊貓的毛絨玩具吧……/媽媽：你爸靠不住，不行！”

        這一連串事態，造成了“熊貓不在”代表日中“不友好”的印象，可以看出中國政府面向日本的普通民眾發出了對佐藤政府不支持的信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田中角榮政府為日本首次迎來了兩只熊貓蘭蘭和康康，被作為紀念邦交正常化的“日中友好象征”。此后便掀起了熊貓熱。

1972年，大熊貓康康和蘭蘭到達日本后入住東京都上野動物園，在日本掀起“熊貓”熱潮。

        正如日本外交史研究學者井上正也詳細論證的那樣，中國政府以1958年的長崎國旗事件為契機，采取了在自民黨內部擴大支持群體的戰略，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與之對抗，努力培養親臺派議員。隨著自民黨派系斗爭的激化，日本的對華外交與政局復雜地交織起來。

        同時自稱為“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的臺灣國民黨當局與大陸共產黨政府相互爭奪的，并不僅僅是日本保守政界的支持。比如國民黨政府在1960年代后期通過自民黨親臺派議員，為了利用日本新聞媒體，向大眾進行宣傳，試圖舉行故宮博物院美術品展覽等文化活動。

        中國政府向田中角榮政府贈送熊貓，是與此舉相對的戰術。日本社會對熊貓的關注提高，也不全是中國政府開展工作的成果。但是，中國政府巧妙地將其應用于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事上。

        《日中聯合聲明》簽署后，1972年12月眾議院舉行大選，作為積極推動日中邦交、推進議員“抱著熊貓毛絨玩具活動”的古井喜實落選，有人指出日中友好運動未必能影響到國民的投票行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許可以看作中國對日本的公眾外交并沒有取得多少功效。

        然而，田中角榮在決定踏入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時，顯然很在意民意調查中反映的國民的聲音。在未通知日本的情況下美國尼克松決定訪華，即1971年7月所謂的“尼克松沖擊”以后，日本國內也發出了對華邦交正常化的聲音。政府首腦既然要顧慮到國內輿論，那么贈送該國家社會所喜愛的動物，之后的政府便更容易推動與中國的外交談判，即含有幫助協調日本國內環境的意義。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聯合聲明，宣布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租借大熊貓

        1984年，國際社會中對野生熊貓減少的擔憂加劇，熊貓被列入華盛頓公約的附屬文件Ⅰ中。華盛頓公約是通過規定野生動植物的國際交易等手段，限制對瀕臨滅絕的野生動植物進行采集、捕獲，以保護上述動植物為目的的國際框架。附屬文件Ⅰ中所列的動物，原則上禁止商業交易。

        由此，中國政府在1982年送熊貓飛飛赴日后，停止了一切向外國“贈送”熊貓的行為。但是，以美國及日本為首，國際社會的熊貓熱未能消退，反而加速了短期出借熊貓進行展示的活動。

        為了不抵觸華盛頓公約而將熊貓帶出國外，“付錢租熊貓”的辦法出臺了。以研究的名義借出熊貓3-6個月，借方向中國提供必要的金錢、技術、設施設備援助來用于熊貓的保護研究活動。

        用此方法，日本岡山縣的池田動物園、北海道的“函館EXPO?88（青函隧道開通紀念博覽會）”、和歌山縣Adventure World主題公園、山梨縣的“甲府博覽會?89”均舉行了短期的熊貓展示活動。甲府自1984年起與四川省成都市締結為姊妹城市，兒童們曾為了保護熊貓而積極開展捐款活動。引進熊貓再次上演了日中友好的一幕。于是，1990年代，熊貓常常來日訪問不僅象征了日本與中國的中央政府之間、也象征了地方城市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

        1980年代末，從保護野生動物的觀點上，短期租借熊貓的方法受到了強烈批評。理由是繁殖與飼養技術的研究未能充分進行。

        由此又誕生了新的方式，即用“繁殖育種貸款”方式來長期租借熊貓。該制度將對野生動物的捕獲減少到最低限度，是通過動物園之間租借動物進行繁殖，來實現未來可持續性的飼養展示。

        首先實現的是日本和歌山縣的Adventure World。該設施于1994年通過世界首次育種貸款方式開始實行日中雙方合作的熊貓繁殖計劃。Adventure World方面長期租借熊貓并飼養、展示，推進繁殖計劃，同時每年向開展共同研究的中方設施支付捐款。

在日本和歌山縣Adventure World出生的一對大熊貓雙胞胎寶寶

        以此為開端，世界各地通過相同方式開始了熊貓的租借活動。日本神戶市王子動物園在2000年接收了雌熊貓旦旦，2002年又接收了雄熊貓興興。

        和歌山縣及神戶市的熊貓，不是以往上野動物園迎來的被“贈送”的熊貓。因此，到期后必須歸還中國。和歌山縣雖然接連繁殖成功，但新出生的幼崽也必須返還給中國。

“熊貓來日”與“戰略互惠”

        1972年，為紀念邦交正常化，熊貓作為“日中友好的象征”來到日本。中國政府的形象戰略與日本政界的利害關系達成一致，才首次得以實現，也許“管理下的日中友好”的色彩濃郁。但是，兩只熊貓——蘭蘭和康康，在歡迎邦交正常化的氣氛中，受到日本社會充滿友好的迎接的確是歷史事實。

        40年后的2011年，熊貓真真和力力在日中間國民感情對立嚴重的情況下，被日本社會所接受。但其身份不是“贈送”，而是“租借”。中方提出高額的租金，日方則考慮性價比，也討價還價。“日中友好”一詞曾經醞釀出的人情味似乎也逐漸遠去。

        不過，高額的租金說到底是為了保護熊貓而支付，也是回應國際社會對保護野生動物的要求。日中間熊貓的交流，被定位為“保存物種”這一全球性問題來開展。

        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的關系不好時，熊貓便不來日本。這種狀況在40年間沒有變化。但與單純的兩國關系相比，基于更廣泛意義上實施的“熊貓來日”與兩國政府所期待的“戰略互惠關系”的構筑相呼應，也為了“后日中友好”一代不再過度情緒化，可以說是有象征意義的智慧所在。

        （本文節選自[日]園田茂人主編：《日中關系40年史（1972-2012）·社會文化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7月。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