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敵的要求：全面消滅德國

        在二戰歐洲戰場的美蘇英法四大盟國中，法國由于曾被德國占領，因此對德政策形成得最晚，也最為獨特。這一方面是德國對法國安全威脅最大，戰時破壞最深，法國民族復仇感極為強烈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是三大國在對德決策時長期排擠法國所“逼迫出來”的結果。

       

        早在巴黎光復前一月，1944年7月25日，戴高樂將軍便宣布：“為了使法國的復興成為可能，必須消除日耳曼主義的侵略勢力……不許可再次建立中央集權的德意志帝國！……這是防止德國危險勢力再起的首要條件……假使日耳曼民族的每一州可以獨立存在，各州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務，處理自己的利益，就很可能避免這樣組成的聯邦走上奴役的道路。如果把作為戰略物質來源的魯爾區置于國際管制的特殊制度之下，就更容易防止這個聯邦走向奴役鄰國的道路。另一方面，萊茵地區當然要由法、英、比、荷四國軍隊占領……最后，一定要使薩爾自成一州，完全保持德國特點，而在經濟方面則與法國聯合，以該區的煤炭抵補對我國的賠償”。換而言之，法國對德國的處理方針有四大要求：

       （1）解散中央集權，建立聯邦制松散國家。（2）魯爾國際共管，保證魯爾的工業生產力不再成為德國戰爭機器的發動機。（3）萊茵區實行共同占領，保證法德邊境要地安全。（4）經濟上吞并薩爾，用薩爾的煤礦恢復法國經濟。可見，法國的對策是要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全面徹底地消滅德國，使之成為多個不再具備戰爭能力的小邦國，從而解除對法國的威脅。戴高樂的這一旨在多方位分裂德國的決策獲得了法國輿論的擁護，因為經歷過德國占領的法國各界均認可這一原則：“戰后的解決方案必須要保證1940-1944年間法國所面臨的現實威脅永不再發生”。出于這一急迫的安全原因，法國的“四點要求”幾乎都是即時性的，用戴高樂的話說：“德國應有的結構形式必須是和平的，而且必須在‘天火’把鐵燒得柔韌的時候來鍛造它。”

戴高樂“趁熱打鐵”，英美蘇卻將其撇在一邊

        然而與戴高樂“趁熱打鐵”的勁頭相反的卻是三大盟國外交上對法國的長期冷落。1944年9月的魁北克會議，英美并未通知法國方面；10月丘吉爾、艾登與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協議也未將內容知會法方。這對于剛剛在8月25日實現巴黎光復、10月建國的法國人來說無異是一潑冷水。戴高樂判斷盟國存在排斥法國的傾向。對此，戴高樂抱怨稱：“因為我們在共同戰斗中遭到了削弱，他們在采取任何決策時總是要把我們撇在一邊，哪怕是在最細微的方面上也是如此。我們認為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戴高樂寄希望于讓法國積極參與對德管制：“實際上，德國的命運是世界的中心問題”，此舉旨在通過參與處理德國問題提升法國的國際地位。為此，他以“不合作”來要挾三大盟國在對德問題上重視法國：“無論是關于德國領土的占領問題，對被占領地區的德國人民應采取的行政制度和他們將來應確立的制度問題，也無論是關于東西南北國境的確定問題或者應采取的軍事、經濟和思想方面的管制措施問題，以及關于可能脫離德國的居民的命運問題，只有在法國參加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我們才準備執行。”他在與蘇、美、英三國首腦的洽談中也一再地強調自己的“四點要求”，1944年11月丘吉爾訪問巴黎時，戴高樂將軍就“強烈要求參加對德國的占領，不只是在英軍或美國統帥部下面分一塊地盤，而是要把地盤置于法軍統帥部的管轄之下”。

法國的堅持與妥協，最終參與對德管制

        為了安撫法國，在雅爾塔會議上，英美為法國爭取到了在德占領區與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 ACC）成員之一的位置。這一舉動給法國打了一劑外交地位上的強心針，同時也給予了它ACC成員否決權這張底牌。

        然而，讓法國人想不到的是，法國之所以能在德國立足，是由于雅爾塔的妥協，而其代價就是不讓它參加波茨坦會議。戴高樂就曾抱怨：“他們承認法國也應該有一個占領區，但這個占領區在什么地方，始終是含糊其辭的，關于德國各州的未來制度，關于魯爾區、萊茵區、薩爾區等等，他們更是不愿意同我們談任何具體的問題……我覺得他們好像參加了一種不許我們插手的游戲。”原本以為已經擺脫了外交窘境的法國這次反應非常強烈，為此再度拾起了“不合作”的旗幟：8月7日，法國外長皮杜爾（Georges Bidault）向美英蘇三國大使表示，法國政府為波茨坦會議未能讓法國參與感到遺憾，稱雖然大體上接受波茨坦協議，但“他不能不問情由地同意在德國成立一個中央政府”，因此他們不能為任何未經他們同意的決定所約束。

        

        9月14日，皮杜爾再次明示法方ACC成員將否決一切輕視法國要求的決議。之后其他三盟國任何建立德國中央集權形式的嘗試——無論是全國性政黨和中央行政機構，抑或是波茨坦協議中規定的財政、運輸、通訊、外貿、工業等方面的統合組織，法國都以ACC的成員權力予以否決。此外，法國還進一步要求對德國經濟進行干預，從1945年11月到次年1月，法國多次向美英建議對魯爾區實行國際共管，但均遭拒絕。1946年1月20日在對德管制上持不合作態度的戴高樂將軍下臺，但忠于其對德方針的ACC成員代表柯尼希將軍（Marie Pierre Koenig）、ACC協調委員會代表科爾茲將軍（Louis-Marie Koeltz）依舊維持前任的態度，使得法方的態度并未因外交壓力及國內的政治變動而發生變化。

        

        1946年4月25日，四國外長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巴黎召開。法方在會上正式要求薩爾經濟上歸屬法國并分割魯爾、萊茵蘭地區。但由于法國向來的不合作態度，各盟國始終沒有對法國的要求做出明確回應。在僵持的情況下，12月20日，法方代表科爾茲將軍在ACC例會前數小時突然照會其他三國，強行宣布薩爾并入法國關稅經濟區，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一事件是法國一意孤行推行自己對德政策的頂點，但也使美英認清了法國外交決策的現實主義立場：一旦德國形勢的發展影響到法國本身的利益，法國也會同樣果斷地改變態度。

        1947年8月22日至27日，美、英、法三國代表就ACC在1946年3月26日制定的戰后德國工業水平計劃修改問題在倫敦進行會談，美英依照參聯會1779號指令精神要求迅速推進德國工業重建。法國則擔憂德國會先于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本身）實現經濟復興，從而危及法國的安全與發展。最終，在美英承諾德國復興不應優先于歐洲其他民主國家的保證下，法國有保留地同意了美英的主張。

法德合作：我們同為歐洲人

        1947年3月10日，四國外長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莫斯科召開，德國的統一問題成為會議上美蘇爭執的焦點。隨著冷戰局勢的日益緊張和美英對德國的扶持力度加大，法國逐漸意識到了改變方針的重要性。法國一直謀求魯爾區經濟國際共管，但1947年9月10日，美英在未知會法方情況下，依照1779號指令精神將魯爾礦區由軍管改為美英監督德國人管理。這極大刺激了法國，使其認識到如若再持不合作態度，在經濟政策上一意壓制德國，勢必會被排擠在未來對德管制乃至歐洲復興計劃之外。

        1948年，法國外交部重估對德政策，認為因法方占領當局缺乏對德持久、建設性政策，已經損害了法國的國家利益，故必須放棄以往的孤立原則，采取更為積極的步調。1948年1月4日，法國外長皮杜爾在給ACC法方代表的指令中強調：“必須停止一切攫取、強迫銷售以及明顯浪費，應當盡一切努力與德國人進行有益的接觸……并向他們表明我們并不打算主宰歐洲，而僅僅是要在聯合與合作的歐洲中起令人尊重的作用。”柯尼希也表示：占領的初期階段業已結束，“我們最為關注的不再是為過去進行報復，而是展望未來”，應當促進“德國在歐洲核心組織中的復興盡快占據其應有位置”。

        隨著法國正式表態傾向英美，雙占區開始向三占區發展。1948年2月23日，美英法三國副外長會議上，法國同意將法占區與雙占區合并，共同建設“三占區” （Trizone）。因此該會議迅速拓展為西歐六國會議，并把議題從“三占區”直接升級到了建立正式的“西德政府”之上。6月7日，決定西占區未來的《倫敦議定書》得以簽署，6月16日，法國國民議會以微弱多數通過該協議，標志著法國對西德建國的首肯。至此，新生的德國從法國管制之初極力分割削弱的仇敵，變成了需要團結合作的盟友。西德成立之后，其領導層也開始意識到與法國關系的重要性，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甚至認定與法國和解是德國外交的重中之重。

        隨著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的磋商解決，1963年1月12日阿登納與重新掌權的戴高樂總統在巴黎簽訂了《愛麗舍條約》，旨在清除德法兩國的歷史宿怨，促進兩國的實質合作。從此政治上法國牽頭，經濟上德國支持的“法德合作”模式開始運行，并“作為歐洲聯合的發動機”，推動著整個歐洲的進步發展。

        

戴高樂與阿登納的歷史性握手，下為兩人留下的法德和解紀念石刻

        縱觀二戰后初期法國對德政策的演變，戴高樂所提出的“四點要求”一味強調削弱德國，拘泥于以往歐洲法德爭鋒的歷史，沒有顧及美蘇崛起及其在德利益要求的影響，不符合二戰后歐洲格局的根本變化。法國的倡議不可能得到盟國的響應，戴高樂自己后來也承認：“我非常清楚，這樣的問題絕不會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樣完全實現。”換言之，法國之所以選擇孤立立場維持強硬外交，并不是真正指望依靠一己之力封殺新生的德國政權，而是在二戰后實力不足國際威望降低的情況下，旨在利用對德問題上的堅定態度和在ACC中的否決權體現法國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存在感”，迫使原本忽視法國的各大國重新正視法國的國際影響力，不得不與法國進行協商。而一旦德國獨立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法國并不為自己過去的強硬否決態度所累，立即與美英配合成立了三占區，并與后來的西德政權達成了合作關系。

        借德國問題打開法國的外交局面，開創一個有利于法國的歐洲環境，才是戴高樂“德國的命運是世界的中心問題”一語的真諦，至于仇德的“四點要求”還是親德的“法德合作”，不過是法國在不同局勢下的策略而已。更何況法國對于相鄰日久的德國的感情始終是矛盾的，壓制德國與謀求合作的聲音一直都共同存在。1945年10月3日，二戰硝煙方才塵埃落定，法國人民心中對于占領壓榨法國，制造了奧蘭多爾村屠殺慘案的“德國鬼子”（Boches）罵聲尚未停歇，提出“四點要求”方一年的戴高樂將軍便親臨視察督促法占區建設，預言了法德共同復興歐洲的歷史使命：“我要說，我們必須要有共舉復興大業的考慮，并且我們知道此舉必會付諸實踐，因為我們同為歐洲人，亦同為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