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位于上海市徐匯區北部的高郵路，北起復興西路，南至湖南路，全段為上海64條永不拓寬的街道之一。民國十四年（1925年）筑，以清同治八年（1869年）來華任旗昌洋行職員的法國漢學家名命名為高逖愛路（Route H. Cordier），曾名庫信路，到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汪偽政權接收法租界時,正式以江蘇高郵改為今名，沿路為住宅。

        和當年租界區的多數道路一樣，高郵路靜謐而整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沿路民宅之中，就隱藏著現代著名作家、文史學者鄭振鐸先生的故居——高郵路5弄25號。

        1937年抗日戰爭正式爆發，日軍入侵上海，鄭振鐸并沒有避走西南后方，而是選擇留在上海，困守“孤島”，在烽火硝煙中為國家搶救收購了大批珍貴的古籍文獻。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暨鄭振鐸先生逝世57周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懷揣敬仰，尋訪了鄭振鐸先生位于高郵路上的故居，以此緬懷他為中國文化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

新世紀發現的鄭振鐸故居

        關于鄭振鐸上海故居的發現，其實是個偶然的機會。2000年年底，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在上海考察時，談及鄭振鐸于20世紀40年代在上海工作多年，對上海文化事業的發展貢獻很大，并對其在滬的舊居表示關切。隨后，徐匯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便開始尋找鄭振鐸當年的寓所。

        2001年7月，鄭振鐸在上海唯一現存的故居被發現。鄭振鐸之子鄭爾康專程從北京趕到現場查看，確認高郵路5弄25號就是鄭振鐸當年的寓所。因市政動遷，鄭振鐸在上海居住過的其它房屋已被先后拆除，高郵路的住所是唯一現存的寓所。

        這是一座二層混合建筑，坐西朝東，白色糙面水泥墻，雙坡頂，建于1935年。鄭振鐸先生1942至1945年在此居住，現在依然為普通民居。

        值得一提的是，鄭振鐸當年的鄰居就是抗戰時期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周佛海，他曾在《蟄居散記》一書中記敘道：

        “過了幾個月，周佛海搬進宅了；整夜的燈火輝煌，笙歌達旦，我被吵鬧得不能安睡。我向來喜歡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點鐘，必定有胡琴聲和學習京戲的怪腔送到我房里來。恨得我牙癢癢的，但實在無奈此惡鄰何！

        更可恨的是，他們搬進了，便要調查四鄰的人口和職業；我們也被調查了一頓。

        我的書房的南窗，正對著他們的廚房，整天整夜地在做菜燒湯，煙突里的煤煙，常常飛撲到我書桌上來。拂了又拂，終是煙灰不絕，弄得我不敢開窗。我現在不能不懊悔擇鄰的不謹慎了。”

        由于鄭振鐸故居被列為徐匯區登記不可移動文物，這座建筑的外觀早已被粉刷一新，絲毫沒有歲月留下的痕跡，只有掛在墻上的黑色牌子提醒著路人這里曾是鄭先生的隱居之地。

鄭振鐸搜書的“第一桶金”：《古今雜劇》

        江南不僅是富庶之鄉，也一直是書香之地，藏書家不計其數。但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后，江南許多著名的藏書樓（卻）在戰火中被毀，那些經過數代經營和積藏的珍本典籍，損失慘重。

        即便是僥幸保存下來的文獻，也大多被藏家后人拿到市場上變賣換錢，維持生計，古籍文獻面臨生死浩劫。當時文獻的交易市場主要集中在上海，許多平時不易見到的珍籍秘本頻頻出現在古書攤肆上，吸引了各地書商紛紛赴滬搶購。

        鄭振鐸當時還是以個人名義收購文獻，也經常光顧書坊。他通過書店朋友打聽到，這些書北上后，大約十分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學社和華北交通公司。因為賣給他們，書商可以獲得好價錢。

        隨后，上海的報紙也報道了中國圖書流入美國的情形：“中國珍貴圖書，現正源源流入美國，舉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遺著，品類畢備，國會圖書館暨全國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發現。凡此善本，輸入美國者，月以千計，大都索價不昂——即以國會圖書館而論，所藏中國圖書，已有20萬冊。為數且與日俱增。”

        這些消息使鄭振鐸十分憂慮，他擔心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國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將來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就不得不到外國去。更何況，華北交通公司是敵偽機關，他們大量收購府縣志等地方史料文獻，顯而易見是為侵略戰爭服務的。于是，鄭振鐸開始緊迫地搶救文獻。

        1938年，鄭振鐸成功收購了明代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由于此書是收錄古代戲曲最多的珍本秘籍，包含了64冊共242種雜劇，因此足以讓研究文學史的鄭振鐸興奮異常，他后來在《跋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一文中詳細記敘了收購此孤本的曲折經歷，并且高度評價此書被發現的價值：

        “其實，我在劫中所見、所得書，實實在在應該以這部《古今雜劇》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書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時而得到了二百多種從未見到過的元明二代的雜劇，這不該說是一種‘發現’么？肯定地，是極重要的一個‘發現’。不僅在中國戲劇史的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說來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里，或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里，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獲。這個收獲，不下于‘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鈔本的發現。對于我，它的發現乃是最大的喜悅。”（《劫中得書記》，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新序）

聯名上書，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

        盡管偶然擁有發現《古今雜劇》的喜悅，但是依靠鄭振鐸個人的財力搶救流失民間的古籍始終是杯水車薪。鄭振鐸想到借助國家的力量，于是找到商務印書館元老張元濟、私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柏丞以及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先生一起聯名上書政府。

        1939年年底，由鄭振鐸起草，張元濟等人聯名給在重慶的政府當局、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處寫信、發電報，要求撥款搶救文獻。1940年1月5日，5人又聯名致電重慶政府，痛陳江南文獻遭劫的危急狀況，以及文獻散失后將帶來的嚴重后果，強烈要求當局立即撥款搶救。

        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的朱家驊對此很支持，決定借助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力量，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合作搶救。中英庚款董事會成立于1931年，有華籍董事10人，英籍董事5人，負責管理歷年由英國退還中國的數百萬英鎊庚款的用途。

        1月13日，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秘密抵滬，與鄭振鐸等人取得聯系，商定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專事上海一帶的古籍文獻收購。鄭振鐸還起草了《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其經費取自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國立中央圖書館之費用。

        從1940年春到1941年冬，前后不過兩年的工夫，他們卻搶救、搜羅了大量重要文獻，將各藏書家散出的古籍大都收歸國家所有，共征集善本古籍3800余種，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種。

        當時北平圖書館（即現國家圖書館）編有館藏圖書善本目錄4 冊，記錄館藏善本書目僅有3900種。而鄭振鐸等5位愛國志士所搶救征得的善本圖書差不多相當于北平圖書館所藏善本的總數。

 “狂臚文獻耗中年”

        經鄭振鐸等人的努力，文獻保存同志會先后收購了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順德鄧氏“風雨樓”、吳興劉氏“嘉業堂”和張氏“適園”等著名私家藏書樓的大量典籍，使之盡歸國有。其中80多種珍品于1941年7 月輾轉運往重慶，國立中央圖書館接到這批書后，曾開了展覽會，轟動一時。

        鄭振鐸后來曾在抗日戰爭上海“孤島”時期的日記《求書日錄》的前言中對自己的工作總結道:“‘狂臚文獻耗中年’，龔定盦的這一句話，對于我是足夠吟味的。從‘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間，我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許多朋友們都走了，許多人都勸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會躲過一切災難的。我自信對于‘狂臚文獻’的事稍有一日之長。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羅致、訪求文獻，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盡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經得到的文獻。”

        “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說：為了搶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工作，沒有人來做，我只好來做，而且做來并不含糊。我盡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這一分力的成果。在頭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熱忱吸引住南北的書賈們，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廣東，西至漢口的許多古書與文獻。沒有一部重要的東西會逃過我的注意。我所必須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時，偽滿的人在購書，敵人在購書，陳群、梁鴻志在購書，但我所要的東西決不會跑到他們那里去。我所揀剩下來的，他們才可以有機會揀選。”

        正是靠著如此的責任感和自信力，鄭振鐸才能不顧個人安危，在艱難時世中為國家搶救和保存了大批古籍，堪稱我國現代最大規模的一次圖書搜藏之舉。

        葉圣陶先生在1981年為三聯書店出版的鄭振鐸遺作《西諦書話》所作序言中對鄭先生的功績評價道:“當時在內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舍不得離開上海，哪知他在這個艱難的時期，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正在做這樣一樁默默無聞而意義極其重大的工作。”

        八年抗戰，軍人的崗位自然是在前線殺敵，而對于普通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崗位不就是維系民族國家的文化精神于不墜，在炮火廢墟上盡力保存文化重建之種籽嗎？在這一點上，鄭振鐸先生將被后人永遠銘記。

        （參考文獻：鄭振鐸《蟄居散記》、《劫中得書記》、《西諦書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