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日古典學在中國日漸興盛，不同學者在古典學上的志趣不同，對古典學的理解和研究也呈現不同的訴求。本文展示了劉小楓在古典學上的“問題意識”和思考進路——并非為古典而古典。文章來自劉小楓為編譯文集《古希臘修辭學與民主政制》所寫的“編者前言”。標題系編者所加，原文標題：《古典學與靈魂學》。

劉小楓 網絡圖片

        二十世紀末期，西方學界曾發生過兩場涉及西方古典文史的論爭：一次關于古希臘修辭學，一次關于古典隱微論。這兩場論爭之間沒有直接關系，卻牽涉到相通的問題——即公共言辭、公民教育與民主政制的關系。

        與如今語言學意義上的修辭學不同，古希臘的修辭學實際上是因應民主政制而出現的一種政治理論。我國古代先賢也重視修辭，但我國古學的確沒有“修辭學［術］”這門學問，因為我國古代沒有出現民主政治。古希臘的修辭學出自新派知識人——史稱“智術師派”，而智術師的出現與雅典進入民主政治時代有直接關系，以至于如今有人稱他們是“最古老的民主理論家”。由于智術師派大多是民主政制的擁護者，反智術師派則是貴族政制的擁護者，雅典民主時代出現的圍繞智術師派發明的“修辭學”的古老論爭，實際上是一場關于何種政制更好的論爭。智術師派的文典大多沒有流傳下來，在現存的雅典文典中，今人能夠看到的主要是以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圖作品為代表的反智術師派的文獻。

        顯然，智術師派倡導的修辭學遭到駁斥，無異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優越性遭到駁斥。在“民主”已經被奉為“普世價值”的今天，如何面對古希臘雅典時代的經典作家對智術師派及其修辭學的尖銳駁斥和批判，自然就成了當代西方學界不得不面臨的一大問題。換言之，當代西方學界面臨著這樣一種尷尬：作為民主政治的擁護者，當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派學人成了自己的古希臘先賢所痛斥的“智術師”。為了擺脫這一困境，擁護民主政治的當代西方學者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為雅典的智術師派翻案或為其修辭學正名。這樣一來，他們就讓自己處于與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圖為敵的位置，而他們的智慧又不足反駁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圖。

        這本文選中的前四篇文章反映的就是當代西方政治文化學界所面臨的上述尷尬處境。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在二十世紀末期（大約八十年代），本來屬于古典學研究對象的古希臘修辭學會一度成為政治理論的熱門話題。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古希臘修辭學這個一度熱門的話題在政治理論界已經不再熱門，另一個在八十年代幾乎同時出現的熱門話題卻至今沒有冷卻下來——這就是因施特勞斯喚起對西方文史中的雙重寫作傳統的關注所引發的圍繞古典隱微論的爭議。馬騰的《哲學的內傳與外傳》是一篇標準的古典學論文，簡明扼要地介紹了雙重教誨傳統的古希臘來源；巴格雷的《論隱微論的實踐》和弗拉澤的《古今隱微論》可以讓我們對圍繞古典隱微論的當代爭議獲得一個歷史性概觀。十分明顯，圍繞古典隱微論的爭議，實際上涉及的是如何理解民主政治的正當性問題——古典隱微論的要害在于，自由民主政制并非最不壞的政制——在蘇格拉底眼中，它是次壞的政制。由此可以理解，為何當代的自由民主派政治理論家們一定要揪住這個問題不放。

        無論古希臘修辭學還是古典隱微論，都涉及公共寫作問題，因為，隱微/顯白雙重寫作面對的就是公眾問題。現存西方文典中最早專論公共寫作的完整經典作品當數柏拉圖的《斐德若》——在這篇作品中我們看到，文學青年斐德若迷戀當時著名的修辭家呂西阿斯的文章，蘇格拉底與斐德若單獨對話的重點卻是靈魂的種種類型及其瘋癲問題。這意味著，公共寫作可以出自靈魂的瘋癲，也可以激發靈魂的瘋癲。即便在基礎教育普及的今天，也并非每個識字的人都有寫作的欲望。從某種意義上講，寫作的確是一種靈魂的瘋癲。

        《斐德若》既是寫作論，也是靈魂論——有什么樣的靈魂，就會有什么樣的寫作（比較《王制》中的著名論題：有什么樣的靈魂，就會有什么樣的政制）。公共寫作論與靈魂論在《斐德若》中的重疊，展示的是公共寫作與靈魂政治學的關系。蘇格拉底所揭示的靈魂政治學的要點在于：世人的靈魂天性有高低等級之分——靈魂品質的高低就像大人高過小孩（279a6-7）。蘇格拉底把靈魂等級分為九品（248d1-248e3）：第一品屬于熱愛智慧或熱愛美［高貴］之人（philokalos），第二品屬于好君王，第三品是善于齊家治國的君子（古希臘人稱為politikos［治邦者］），專事摹仿的詩人（poietikos）或藝術家的靈魂為第六品，僅高于第七品的工匠或農人。再往下就是不好的靈魂了：智術師（sophistikos，如今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為第八品，他們被視為蠱惑民眾者（demokopikos）；最低的靈魂品級屬于壞君王——僭主（比較《王制》中的政制等級：民主政制之后是僭主政制）。在這九品靈魂中，與公共寫作直接相關的靈魂類型有三品：熱愛智慧者或美［高貴］的人，詩人（如今廣義的作家）和智術師。第一品靈魂未必熱愛公共寫作，如果他們熱愛公共寫作，肯定不是因為寫作本身，而是為了共同體生活的德性品質。真正天生熱愛公共寫作的靈魂類型恐怕僅有詩人和智術師，但這兩類靈魂未必熱愛智慧或高貴。

        《斐德若》雖然僅是蘇格拉底與文學青年斐德若的單獨對話，但話題針對的是在雅典民主時代鼎盛時期活躍的智術師忒拉緒馬霍斯和他的學生呂西阿斯，以及其他所有同時代的著名修辭家——《斐德若》是柏拉圖提到智術師和修辭家最多的作品。在蘇格拉底看來，智術師們的文章雖寫得漂亮，言辭雖然厲害，靈魂品級卻算不上優秀，因為他們的靈魂天性并不向往（遑論理解）高貴的東西，而是熱衷“對世人能說會道和呼風喚雨”（《斐德若》2736）。我們知道，在《王制》開篇討論何謂“正義”的場合，忒拉緒馬霍斯“如同一頭野獸”跳起來，用激憤的言辭撲向蘇格拉底，指責蘇格拉底說的一套是“胡說”，并就何謂“正義”發表了一通詭辯（《王制》336b以下）。蘇格拉底沉靜地與他展開論辯，并輕易擊敗了他的詭辯——在此之后的整整九卷中，蘇格拉底都不是在與忒拉緒馬霍斯討論何謂“正義”，似乎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忒拉緒馬霍斯根本差不少嘴。不過，我們從《王制》中對忒拉緒馬霍斯所知實在甚少，并不清楚他是怎樣一個知識人。在《斐德若》中柏拉圖則讓我們看到，蘇格拉底對斐德若說：

        在我看來，談論老年和貧窮扯得來催人淚下，那位卡爾克多尼俄斯人[忒拉緒馬霍斯]的力量憑技藝威力才大哩。這男人厲害得既能讓多數人激憤，又能靠念咒哄激憤的人們昏昏欲睡，這是他自己說的哦。而且，無論是誹謗[他人]還是擺脫隨便哪里來的誹謗，他都極其得心應手。（《斐德若》，276c7-d2）

        可以看到，蘇格拉底清楚知道忒拉緒馬霍斯的靈魂樣式：他是厲害的善于蠱惑多數人的智術師。由此可以推想，正因為蘇格拉底知道有什么樣式的靈魂就會有什么樣式的言辭或文章，他才會在《王制》中以簡要的辯駁來駁斥忒拉緒馬霍斯的詭辯，并不與他進一步討論嚴肅問題——畢竟，蘇格拉底知道，這種人的靈魂根本沒法理解嚴肅問題。

        在蘇格拉底看來，任何與文字打交道的人都應該懂得，“[自己]所寫的東西其實微不足道”（278c9），除非“與正義的或好的事情的真實沾邊”（272d6）。畢竟，言辭或文字天生具有這樣的政治性質：要么為了教誨、要么為了勸說（277c5-6）。換言之，言辭或文字既可被用來蠱惑多數人，也可被用來施行政治教育——劉勰所謂“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啟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文心雕龍?原道第一》）。既然如此，任何與文字打交道的人首先必須而且應該搞清楚什么是真實的正確和不正確，什么是真實的好或壞，而非憑靠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或生花妙筆鼓吹時髦的政治意見。針對雅典民主時代的修辭家，蘇格拉底毫不客氣地說：

        無論是已經寫過還是將要寫，替常人寫也好、替民政寫也罷，立法也好、寫政治文書也罷，如果他以為[自己的]文中有什么極為牢靠、明晰的東西，那么，這個舞文者就當受到如此譴責——無論是否有人說出譴責。畢竟，無論醒著還是在睡夢中，只要對正確與不正確、壞與好稀里糊涂，就絕對逃脫不了[有人]憑靠真實提出的譴責，哪怕烏合之眾全在捧它。（277d6-e2）

        可是，問題在于，并非任何類型的靈魂都有熱情和心志去搞清楚什么是真實的正確和不正確，什么是真實的好或壞。換言之，無論熱衷政治還是熱衷文字（甚至熱衷學問）的人，都未必關心真實的正確和不正確、真實的好或壞。因此，對于無論熱衷政治還是熱衷文字（甚至熱衷學問）的人，蘇格拉底要求我們首先需要辨識其靈魂類型。反過來，蘇格拉底也要求與文字打交道的人首先必須搞懂世人靈魂的天性差異，針對不同的靈魂天性采用不同的言辭樣式：“給五顏六色的靈魂提供五顏六色、和音齊全的言辭，給單純的靈魂提供單純的言辭”（277b9-c3）。民主政治文化的寫作論基于普遍人性論，由于這種人性論抹去了世人靈魂的品級差異，無論詩人還是公共知識人的寫作就很容易成為自我欲望的表達，僅僅追求吸引眼球。在搞公共寫作的人的靈魂中，不再有蘇格拉底所說的那種熱愛智慧的熱情（《斐德若》279a8-b1）。

        西方近代幾百年的歷史被稱之為走向現代民主政制的歷史，伴隨這個歷史進程的是，源于俗語研究的語言學日益成為基礎性學科。眾所周知，自索緒爾以來，源于啟蒙運動的語言學變得越來越智術化，二十世紀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及其文論把這種智術化推向了極致。在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學界，語言學及其文論幾乎成了執牛耳的學科——我國學界晚近三十年也很快跟上了這一步伐。可以說，現代的語言學庶幾相當于雅典民主政制時代興起的修辭學。不過，迄今我們還沒有明確意識到，智術化的語言學與現代民主政治文化具有相輔相成的內在關聯。戈斯曼的論文雖然題為“文學教育與民主政制”，主要討論的卻是二十世紀結構主義文論關于民間口傳與文學寫作的差異論，其隱含的問題是：寫作是否應該是大眾的事情。由此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古典的寫作論：正是由于遺忘了靈魂的政治學，滿足于實現普世的欲望，公共寫作就不會再有高貴的沖動把人們的靈魂引向高貴偉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