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月26日沙特空襲也門胡塞武裝開始，在亞丁灣護航的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開赴也門執行撤離中國公民的任務，到30日圓滿結束，需要撤出的571名公民全部安全撤離。

        如此反應迅速、部署周密的撤僑行動是對我國海外利益維護體系的又一次絕佳檢驗，在為最高當局的協調部署與人民解放軍的執行能力點贊之余，我們還應冷靜思考此次撤僑對于中國未來海外利益保護帶來的戰略啟示。

        眾所周知，國際社會中任何一個戰略力量中心的實力以本國為源頭向外擴展時，因距離摩擦而出現的距離衰減規律發揮著顯著的作用。因此，一國為了維護其不斷擴大的海外利益，要么借助盟國，要么建立海外軍事基地，或者兼而有之。也門撤僑行動得以如此迅捷完成，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正是由于中國軍艦正好在也門附近巡航，此種動態的軍事存在方式與我國其他實力資源相結合，才確保了國家實力的遠距離投送與海外利益保護的實際行動能力。

        而2011年利比亞撤僑雖然成功，但中方與周邊國家的應急協調，以及從國內和外海對商船、飛機及軍艦的臨時調動，充分說明海外軍事存在的缺失對我國海外利益保護手段綜合運用效率的影響。2014年馬航MH370客機失聯后,中國缺乏海外軍事基地作為支撐點，嚴重限制了搜救能力，更是凸顯了中國擴展海外軍事存在的緊迫性。因此，新時期研究中國海外軍事部署的關鍵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在哪建立、怎樣建立的問題。

4月2日，在也門亞丁港，臨沂艦靠岸后，海軍陸戰隊隊員迅速跑下舷梯，在劃定區域警戒。新華社 圖        

        從戰略原則來看，短期內中國軍隊不會建立西方式的海外軍事基地，但不應排斥按照國際慣例建立若干海外戰略支撐點。事實上，中國海軍自2008年12月開始在亞丁灣和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可視為我國運用軍事手段維護海外利益所做的有益嘗試，應該作為我國未來海外軍事存在的主要方式，與此同時不斷擴展沿線配套的戰略支撐點。中國海軍第一批護航編隊在長達四個月的護航期間內，都沒有在任何港口停靠，導致了補給和醫療受損情況的出現。即便后來的護航編隊采取靠岸補給的辦法部分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但由于補給點不固定等問題，且僅限于供應基本物資，仍然無法替代基地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護航行動只是防御性質的，且只能針對特定的區域行動，如果在該區域之外的重要水域出現緊急事件時無法迅速趕到現場，靈活性和覆蓋面均不足。

        因此，中國應前瞻性地規劃戰略海上通道，特別是印度洋沿線的戰略支撐點，分層次、分批次地拓展補給基地，并保障其良好運轉。一是各類艦船的食物、油料等物資的補給點與維修點，如孟加拉國吉大港、也門亞丁港、阿曼薩拉拉港等，補給方式應以國際商業慣例為主；二是相對固定的艦船綜合補給站點、靠泊口岸、人員休整點與情報信息收集站點，如緬甸科科群島與實兌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塞舌爾馬埃島、吉布提吉布港等，獲取方式以短期或中期協議為主；三是功能較為完善的補給、休整、大型艦船與武器裝備維修中心以及綜合后勤保障中心，如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使用方式應以中長期協議為主。

        當然，此種戰略定位必須與東道國的國內環境保持協調，始終堅持以經濟合作為基礎的原則，在不威脅對方國家安全與主權的前提下，適當地進行軍事合作。一旦涉及到中長期的租用或共管，我國必須靈活運用外交和商業手段，增大對東道國經濟援助或軍事交流的力度，維持補給基地的合法性。同時，我們應借鑒美國海外軍事部署的冗余性（abundance）原則，既不過多布點，又保證特殊情況下基地的可替代性。

        在此基礎上，中國應在印度洋沿線進一步擴展聚焦低級政治領域、以維護經貿和能源利益為主、以臨時性任務為導向且更加多元、靈活、機動的軍事存在方式。短期來看，聚焦于打擊海盜、海上搜救、海洋災難救援、沖突預防等人道主義援助領域的雙邊及多邊聯合軍事演習應成為拓展的重點。聯合軍演既能滿足印度洋沿線各利益攸關方對于海洋通道安全公共產品的需求，也能夠保障中國以一種非制度化、敏感性低的形式，提升與相關國家的政治互信水平和軍隊的專業化、可操作性以及協調行動能力。

        與此同時，中國應嘗試擴展軍艦互訪、派駐軍事訓練人員和顧問，建立技術停靠站、聯合情報站、小型偵查與追蹤設施等形式。近年來美國通過與東南亞各國達成災害快速反應協議，為美國在災害來臨時部署軍事人員、救災物資及服務設施等提供程序框架的做法尤其值得我們思考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