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中國社會急劇轉型，已進入“矛盾凸顯期”和“風險高發期”，風險性是這一時期的突出特征，這種風險性已經實實在在地滲透到了各個階層、各個人群，包括官員，其中在“涉地”、“涉房”、“涉礦”以及地方黨政“一把手”等官員的身上表現最為明顯。

        當官高危，是不是個偽命題呢？ 據人民論壇雜志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是一種高風險職業”，并認為官場十大高風險崗位分別為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具體調查內容如下：

        這些崗位可謂“位高權重”，是為人民服務很好的崗位，其成為高風險崗位的背后，反映了怎樣的官場生態和社會生態？

        官員的高風險，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群體的突出特征？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何在？我們應如何加強相關的制度建設，使政府部門的要害崗位不再 “高危”？

一、國土局長

潛規則下的“涉土”官員

崗位風險系數：六星

        風險點：從規劃、定價到審批、監督，權力和風險環環相扣。

        1. 潛規則盛行，難獨善其身；

        2. 競爭激烈，公關勢力強勁；

        3. 監管體系不健全，守法犯法一念間。

        據人民論壇雜志調查結果顯示，62%受調查者認為“國土局長”風險最高，排位第一 。（注：風險系數以該崗位選擇人數百分比為參照，百分比個位數四舍五入，以星級為表現形式。如62％的受調查者選擇國土局長，其風險系數為6個星級。）

權力太大！潛規則面前國土局長紛紛倒下

        “為什么大家都叫‘拿地’，而不用‘拍地’，這說明里面有門道，‘拿地’條件政府可以設置，規劃政府可以改變，一切主管部門說了算。”溫州某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此說到。他甚至直言，土地市場操作基本上潛規則先行。

        2014年7月4日，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長、黨委書記李俊夫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李俊夫涉嫌違紀接受調查,再次暴露出土地交易監督制度的漏洞。廣東不少政商人士表示，對李俊夫出事并不感意外。一位房地產開發商直言：“李俊夫一人肩挑多職，是廣州的財神爺，管著土地收儲、保障房分配、土地出讓、房地產調控等要職，權力太大了。”

        權力大，監管不到位，潛規則盛行，行賄受賄猖獗，使得國土部門成了腐敗案發生的重災區。不僅如此，因為所涉利益錯綜復雜，這一領域不時曝出串案、窩案。

        2009年，海口規劃土地系統窩案5人獲刑，其中海口市規劃局原副局長受賄130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其他獲刑官員分別是海口市規劃局原總規劃師、海口市國土局土地利用科原科長、海口市財政局國庫支付局原副局長。

        2008年，廣東增城曝出土地腐敗窩案，國土部門工作人員與私營企業主勾結作假，騙取國家閑置土地補償資金高達1.45億元，9名官員在此次腐敗案中倒下。

        再早一點，2007年至2008年期間，重慶揪出土地窩案震驚全國，包括原重慶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唐文峰、原市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九龍坡區區長黃云、市規劃局局長蔣勇、原重慶國土房產局副局長王斌等，近10名廳級干部因收受開發商賄賂而落馬。

潛規則——潛伏、違規、法則

        房地產從土地出讓到規劃調整，有很多“貓膩兒”，這已經是這一領域不言自明的“秘密”了。國土官員揮舞手中的權力大棒，在“顯規則”掩蓋下，行“潛規則”之實，以謀求私利，貪污腐敗，使得國土系統的犯罪呈現出——潛伏、違規、又有法律掩蓋的特點。

        以土地出讓“招拍掛”為例，在潛規則下，政府官員按照招拍掛的程序可以通過多種違規方式將土地倒賣到意向中的買主手中，具體方法有：

        一，限定開發商的資質條件，一開始就將大批開發商拒之門外；

        二，拍賣土地時設附加條件，如要求5天內與被拆遷人達成協議，但這些條件可能早就通知給意向買主了，他們早早開始準備，而其他的競買者因為不知情，可能就不得不知難而退了；

        三，打時間差，如臨放假前一天公布消息，要求競買者在掛牌后3天內交齊保證金，故意排擠外來競爭者；

        四，還有更甚者，內定的開發商在競標時以超乎尋常的高額資金拍得地塊，但實際交易中政府又通過一些政策將高出來的資金退還開發商，土地的實際交易價則是雙方事先商定的價格。所以“招拍掛”的程序看似都走了，實際上和沒走是一樣的。

        在調整規劃和調整容積率方面，更容易操作，只要搞定主要領導即可。因為調整規劃是規劃部門說了算，而規劃調整的過程是封閉運行的，缺乏公示、聽證等程序。據公訴材料顯示，在重慶土地腐敗窩案中，原重慶市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的違法行為就包括幫助開發商調整容積率和調整土地性質和用途等。

        梁曉琦的個案充分暴露出，我國的土地管理部門位重權大，而權力規范和監管機制存在諸多漏洞和薄弱環節，并且有關土地的決策、審判、監督不夠透明、公開，這也是潛規則盛行的原因所在。

根除潛規則 科學評估土地收益

        如何治理土地腐敗？人們理所當然將矛頭指向權力，認為治理腐敗重在完善體制、機制，強化權力制衡和監管，增加決策、審批等的透明度。

        但是，土地領域利益巨大，如果在制衡的表象下實質發生的是權錢結盟，也就是貌似按照“顯規則”實際卻是“潛規則”，法律就會形同一紙空文。沒有科學的土地收益評價體制，空談權力監管，那是無本之木。潛規則提醒我們，對土地收益的評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引入科學評價體系，控制彈性利益和灰色收益，縮小權力尋租空間，才能真正將崗位風險降到最低。

官員感言

        “隨著與開發商接觸逐漸增多，在與一些大款的交往活動中，思想蛻化變色，羨慕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對人生的目的、意義、自身的價值實現等，產生了嚴重認識偏差，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經濟，有錢才有一切，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思想認識上的偏差，導致錯誤越犯越大。”——原江蘇省淮安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 杜建平

二、交通廳長

“高速”腐敗的癥結在哪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半

        風險點：我國公路建設體制市場化程度還遠遠不夠。

        1. 既是行政長官，又是企業領導；

        2. 項目利潤大，尋租很簡單；

        3. 大權獨握，監督匱乏；

        4. 管理松懈，機制不健全。

        近年來，交通廳長落馬事件屢見不鮮，“交通腐敗”問題日趨嚴重。據不完全統計，近20年來，全國被查處的、曾擔任地方交通廳長（正職）的官員達16名，如果算上副廳長，這一數字超過了30名。其中，河南省更是曾先后有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董永安四任廳長相繼落馬，山西也先后有王曉林、段建國兩任廳長落馬，交通廳官的腐敗可謂“前赴后繼”。

        2009年12月28日，陜西省渭南市臨渭區交通局原局長雷建民因犯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渭南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審判庭上，雷建民追悔莫及，“我最終栽倒在自己鋪設的‘腐敗路’上”！

        上述案例只是腐敗交通廳長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輿論稱交通廳長是“高危人群”。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8％的受調查者認同交通廳長崗位風險高，排第二位。

        為了杜絕交通系統的黑洞，中央和地方紛紛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制度、措施，加強了反腐敗的力度。但問題是，法規、政策不斷出臺的同時，腐敗案件反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交通廳長“前腐后繼”，交通干部大面積“塌方”，這反映出交通建設背后的體制確有漏洞。其關鍵在于，目前我國公路建設處于絕對壟斷地位，由政府官員直接操作，使得他們有可能通過壟斷而尋租。具體來說，其體制性缺陷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我國現行的交通投資體制在交通系統內部封閉運行，一項交通建設工程從立項論證、招標設計、施工監理、預算撥款到竣工驗收，幾乎都由交通廳獨家負責或牽頭。這樣，投資、建設、管理、使用“四位一體”與政企不分的弊端，使得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建設項目中既是行政長官，又是企業領導；既是建設者，又是管理者，這就容易使建設項目缺乏相互的制約和監督。

        第二，權力是把雙刃劍，既能造福民眾，又具有與生俱來的腐蝕性和擴張性。為了防止權力濫用，就要用權力來制約權力，建立起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然而，交通管理部門的管理權力過于集中，很容易導致獨攬大權的廳（局）長濫用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

        第三，項目投資體制以及交通建設組織形式上的問題。我國公路建設指揮部形式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內部管理松懈。加之交通行政部門與負責公路建設的公司多為母子關系，筋血相連，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絕對化，這正是交通系統腐敗之源。

三、縣委書記

縣委書記的致命弱點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半

        縣委書記作為全縣的“一把手”，掌握著很大一部分權力。

        1. 權責不一，履職困難；

        2. 維穩基石，考驗能力；

        3. 地位突出，腐敗難防。

        縣官自古以來就是“親民之官”，是溝通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聯系的橋梁紐帶。縣委書記，作為全縣的“一把手”，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位。而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5％的受調查者認同縣委書記的崗位風險高，位排第四。

“一把手”的監督軟肋

        縣委書記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對上，縣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事業相對獨立，縣委書記可以針對縣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說了算；對下，縣委書記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說大事可以抓，小事也可以抓。

        縣委書記面臨的“利益誘惑”也很大。縣一級的城市拆遷、中小國企的改制等“項目”，往往是資金涉及到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重大工程”， 這些項目往往需要那些具有實權的縣委書記“一錘定音”，其中的“利益誘惑”對一般的領導干部而言都是一種考驗。

        縣委不是基層，但緊靠基層；不在一線，但直面一線。縣委書記，主政一方，有“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之險。然而，目前對縣委書記的選用、管理、監督等沒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往往造成縣委書記權力過大而缺乏真正監督，存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問題。

        由于沒有人真正能監督縣委書記，這種權力最容易產生腐敗，他們有的大肆賣官鬻爵富得流油，有的貪污受賄腐敗驚人，有的一心只圖當大官辦自己的事而失職瀆職，對群眾的利益漠不關心，甚至麻木不仁。

        放眼全國，縣委書記腐敗的新聞時有發生。在安徽，僅以阜陽為中心的皖北地區，就先后有18名縣委書記因腐敗被查處。過去四年，河南共查處貪污受賄的縣委書記22名。最為典型的案例莫過于株洲原縣委書記龍國華。在中紀委、中組部聯合印發的《關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進一步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見》還不到十天，龍國華居然頂風做案，突擊提拔調整領導干部100多人，成為倒在中央“必殺令”前最“倒霉”的第一位縣委書記。

        權力過大又缺乏監督，“縣委書記”成為典型的高危崗位之一也就不足為怪。

        縣委書記成了縣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轄范圍內，很難找到可以有效制約他的力量。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一把手”的墮落會直接導致區域政治生態系統的惡化。

真的“山高皇帝遠”嗎？

        一般來說，遠離中心城市的縣一級往往是處于“山高皇帝遠”的“政治地理邊緣”， 使得權責不對稱、“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成為縣委書記工作中的最大困難。在分稅制下，財政分配不合理，地方財力不足，也使得這些書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縣級是突發性公共事件的高發地區，如何保證發展與穩定，是對所有縣委書記的考驗，如果處理不善，“甕安事件”就是前車之鑒。

        這種“政治地理邊緣”，一方面給縣委書記開展工作帶來難度，另一方面，導致了官場潛規則更容易流行。

        縣一級主管的權力過大，干部們會把這個縣看作是縣委書記個人的天下，好一點的會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壞一點的就主動參與買官賣官的潛規則。

        這種現象在一些少數貧困地區表現的尤為明顯，如“千萬縣令”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三光書記”福建周寧原縣委書記林龍飛等都是賣官鬻爵“致富”的貧困縣縣委書記的典型。因為他們處在貧困縣的位置，“要想富，動干部”，除了賣官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么“致富”門路了。一縣幾百科級以上干部的任免權，只要緊緊地攥在縣委書記手里，就是一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財富。

        原監利縣委書記杜在新在悔過書中提到，有人曾提醒我前任監利書記有“八大金剛”神通廣大，要我謹慎小心免得重蹈復轍。而我呢？一到監利就被代某、胡某、蘇某等人盯上了，汽車行進的方向完全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事實說明，除了要加強對縣委書記的培訓和教育，還必須進一步完善機制、改革體制、創新制度，加強對縣委書記行使權力的監督與制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普通老百姓真正成為監督的主力軍和生力軍，將極大地彌補“山高皇帝遠”的制度缺陷和僥幸心理。

一個縣委書記的自白

        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我懷著一顆火熱的心和抱著干一番事業的想法來到定遠，1990年我被選為副縣長。那時我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所以在金錢方面比較淡泊。我常跟家屬講，如果是一些農民、工人、困難戶送一些農副產品來，拒絕不了，怎么辦？就拿家里的煙酒跟他交換。這樣我內心比較平衡。

        現在是市場經濟社會，人們都講究交換。交換這個詞原來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交換這個詞已經遠遠沖破了商品交易領域，而進入了政治領域、人事領域和思想領域，甚至成了人們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一個因素。現在的人又講求實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東西都不帶，只是嘴上說“老領導啊，感謝你呀”之類的話，你離開后，老領導可能不說，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會說你這個人盡耍嘴皮子，盡玩虛的，這樣你搞了兩次人家還理你嗎？當然不理！

        所以，我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原因就是價值交換這個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觀念里面。第二個就是講究實惠，實惠這個詞已經被我更加具體化了。（陳兆豐被喻為安徽省第一巨貪，110頂官帽賣了150萬，于2006年落馬。）

四、公安局長

公安局長的“白與黑”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

        風險點：較之于其他部門，公安機關擁有廣泛的權力，其管理及職責范圍涵蓋行政執法及刑事司法兩方面。

        1. 社會關系網復雜，誘惑重重；

        2. 流血犧牲，人命關天；

        3. 壓力巨大，危險重重；

        4. 一言九鼎，監督薄弱。

        近幾年來，不斷曝出的黑幕讓一些公安局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去年7月20日，中紀委官網公布：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市公安局長武長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專利在天津交通領域牟取不正當利益。據悉，武長順擔任交通管理局長11年，擔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11年，發明的34項專利與智能交通等領域相關，而掌握其專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經營范圍也與其管理領域多有重合。專家分析，這種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購過程中及對專利人的獎勵環節存在利益交換。

        據此前媒體消息，原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曾發明多達150項專利。

        此外，湖南耒陽公安局原局長肖強，河南南召公安局原局長李平，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亮……一個個公安局長相繼落馬。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1％的受調查者認同公安局長崗位風險高，位排第三。

        這些落馬的公安局長，如果把他們的履歷翻到十年以前，很多都是“根正苗紅”的“優秀干警”、“明星警察”，有的甚至是“明星局長”，著名“打黑局長”。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有的公安局長落馬竟然是打黑打到自己。7年前，湖南耒陽明星公安局長肖強榮膺“打黑英雄”稱號，獲取榮譽無數；7年后，他被自己發動的打黑風暴席卷，鋃鐺入獄；2000年9月19日，文強活捉中國頭號悍匪張君，聲名遠揚，10年后，文強在重慶打黑中為自己的官場生涯畫上句號。

        有人說，公安局長本來就是在染缸邊沿行走，每天與各種刑事犯罪、違法行為、地痞流氓、黑社會打交道，容易墜入染缸。公安局長雖然是“白道兒”的人，但是管的是“黑道兒”的事，在這個各取所需的社會里，如果無視黨紀國法，背離正確的價值觀，公權就會與黑社會結合，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后果極其惡劣。“黑老大”或直接繳納“保護費”；或讓“保護傘”在其長期盤踞的行業、企業入股分紅，甚至直接成為幕后老板。各種不當得利就此通過“黑老大”們的巧取豪奪，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保護傘”手中。同時，“保護傘”使他們繼續逍遙法外。金錢和利益就像一塊磁性很強的磁鐵，公安局長時時刻刻都要使出渾身解數，防止被吸住，在“黑”與“白”之間搏斗。

        為什么這些落馬公安局長行走在“白與黑”之間？有人說，當上局長以后，接觸的世界不一樣了，于是耐不住公務人員依靠工資的簡樸生活，在一些“富人”面前內心失衡。

        在中國政法行政體系中，公安局長們大都身兼要職，要么是市委（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要么是副市長（副縣長），位高權重。如果公安局長再兼職政法委書記，權力的觸角還能伸進法院、檢察院。公安局長一旦偏離了應有的執政理念，濫用職權，危害比一般干部要大得多。

五、組織部長

“官中之官”的困境

崗位風險系數：四星半

        風險點：組織部長，掌握著官場中最為人看重的權力，處在最為敏感的地位。

        1. 地位微妙，高度敏感；

        2. 官場內外，層層壓力；

        3. 制度缺陷，考驗最大。

        在很多人眼里，組織部長是“管官的官”，是“官中之官”，上可以直接擔任黨的書記或者行政主官，下可以“號令百官，莫敢不從”。組織部掌握著最為重要的選人用人的權力，處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位。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47％的受調查者認同組織部長的崗位風險高，位排第五。

組織人事權的強大吸引力

        權力越大，關注的人就越多，需要處理的關系就越復雜，工作的難度就越大，面臨的各種誘惑也更多。對上要向黨委負責，協助書記選好人才。對下要同各個部門的領導人協調好關系，了解掌握各級各部門官員的基本情況，為用人決策提供參考。對外，組織部是經受“糖衣炮彈”攻擊最多的部門，不僅要抵制來自公共權力體系外的考驗，更重要的是要面對體系內部“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的侵擾。

        這種侵蝕無孔不入，有時簡直難以抵擋。在巨大的利益，有時甚至是親情的攻勢下，意志不堅者腐化墮落，正直清廉者不勝其擾。前者如韓桂芝之流，利用職務之便，賣官鬻爵。從擔任組織部副部長起，十年間先后為63人或其親屬在職務晉升、職務調整等方面謀取利益，以權換錢，受賄金額高達700余萬元。后者像組織部長中的“老實官”，在工作中不得不時時小心，事事提防。

        筆者采訪的幾位在基層工作的組織部長感嘆“組織工作很難做，組織部長不好當。”一位組織部長甚至告訴記者，過年的時候不敢回家，躲在縣中學的教室里。老朋友想來看看他，經過家人的層層通報才在簡陋的校舍里見了一面。他說“送禮的送卡的實在太多了，招架不住啊。”由此可見，當好組織部長之難。

        選不好干部是失職，更大的考驗是腐敗的侵襲，稍有不慎，就可能觸犯國法。公共權力系統是一個巨大的“磁場”，而組織人事權在這個磁場里具有最強大的吸引力，那些落馬官員，都是掉進這個權力的漩渦，無法自拔，最終身敗名裂的。韓桂芝，1996年擔任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涉及“新中國以來最大賣官案”，被判處死緩。徐國建，在擔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及鹽城市委書記期間，收受賄賂640余萬元，死緩。段義和，1976年齊河縣委組織部干事，1990年省委組織部處長。1998年濟南市委組織部長，2007年7月制造驚世駭俗的“濟南汽車爆炸案”炸死情婦，2007年9月伏法。曾經的前呼后擁，曾經的一言九鼎，在宣判的那一刻都成為遙遠的迷夢，炙手可熱的權力在那一刻化為冰涼的手銬。個中滋味，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難以抵擋的誘惑

        我們現在的體制還存在漏洞，違法違規的事有時比較隱蔽難以查處。可就是這一兩次的伸手，很可能就成為腐敗的開端。有許多人在組織部長的位子上，沒有把握住自己，滑入犯罪的深淵。家人的請托、朋友的介紹、甚至是僥幸心理使得他們走上幫人升官，替己斂財的邪路。

        一個好制度可以造就一批好官員，一項不完善的制度，使得不少好官員“疲于奔命”，很多庸官貪官“飛黃騰達”。有時我們的制度規定是好的，可是恰恰執行人員在執行過程中“把經念歪了”，使制度空轉。 任命一個干部一般要經過下面的程序：某個位置出現空缺后，由“相關方面”提名，然后進行組織考核。可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些程序被大大簡化。

        安徽的周光全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作為市委書記，上述的組織程序在他那里簡化為“買官者送錢——周光全授意——組織部考察——周光全在市委常委會上任命”。在這里組織部就成為了執行書記授意的機關，一切的考察程序成為了走過場。組織部長當然難辭其咎。

六、建委主任

崗位風險系數：四星半

        風險點：建委在城市建設各個領域，事無巨細，都能管一把。

        1. 工作直關民生，利益交錯；

        2. 涉及專業標準，社會監督乏力；

        3. 項目資金龐大，油水多。

        建委工作事關民生，房產開發、拆遷安置、基建項目招投標，利益錯綜復雜，建委的一個決策可能會引發社會穩定問題。為建設項目保駕護航，各路商人可以對建委官員使出各種糖衣炮彈，能否抵得住誘惑，是對建委主任的一大考驗，個人職業風險和權力以及誘惑級別更是成正比關系。

        原（重慶）大渡口區建委主任畢傳瀑的“為官經”：第一步，先后多次收取老板“好處費”，膽子越來越大。第二步，收了好處費再借給行賄老板。在大渡口進行城市路燈改造過程中，畢傳瀑在工程發包中給予某公司照顧，該公司老板分5次送給畢傳瀑好處費14萬元。

七、安監局長

崗位風險系數：四星

        風險點：說安監局長是“時刻坐在火山口上”一點不為過，“安全工作無小事”。

        1. 權力分散，有心無力；

        2. 地方保護，壓力重重；

        3. 奸商腐蝕，無孔不入；

        4. 安全問責，利劍高懸。

        新華網輿情監測分析中心數據表明，從2012年6月至2013年1月，短短半年里，有11名省市各級安監局局長因貪污、受賄或瀆職被轉崗或被起訴、停職。

        每一級安監局長都承擔著比其他部門更為重要的責任，都牽動著比其他部門更為重大的利益。安全生產事故一直都是輿論關注的焦點，“出了安全事故，必須名正言順地對相關官員進行問責，這是對生命和法律的尊重。”

        安監系統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多方面的壓力和挑戰，目前雖然實現了垂管，但是仍存在體制機制問題，不得不時刻面對地方保護主義的壓力；長期積累的不安全因素的集中爆發使得局長不得不時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不知道”安監局長的尷尬

        2010年3月15日，河南省新密市東興煤業有限公司發生火災，造成25名礦工遇難。記者在新密市礦難現場找到了時任新密市安監局局長王瑞林，問了他10多個關于礦難的問題，他大都表示“不知道”。

八、市委書記

崗位風險系數：三星半

        風險點：處于省縣之間的市一級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層，同時肩負城市發展和農村建設的重任。

        1. 承上啟下，雙重責任；

        2. 權傾一方，監管困難；

        3. 仕途拐點，關鍵時期。

        市委書記，作為下轄數個甚至十幾個區縣的“一把手”，有些還兼任省委常委，可謂位高權重，周圍絕不乏溜須拍馬者、投機鉆營者。加之，這些人地位高，影響大，監管起來就更加困難。另外，市委書記上任時一般年齡在50歲左右，面臨“仕途拐點”，前進一步就進入高級干部行列，原地踏步就面臨“仕途天花板”。

 “一把手”落馬帶來官場“地震”

        十八大后的反腐風暴，先后打落了6名在任的省會城市市委書記，分別是西寧的毛小兵、廣州的萬慶良、昆明的張田欣、太原的陳川平、濟南的王敏和南京的楊衛澤。

        第一排左起：楊衛澤、毛小兵、萬慶良

        第二排左起：張田欣、陳川平、王敏

        而在2006年，發生了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為首的郴州官場集體腐敗案，涉及158名黨政官員和商界人士。“在郴州，我李大倫說了算。”市委常委會成了他的“一言堂”。在李大倫當權的后期，干部的選拔多與金錢直接關聯，“看票子的厚度決定位置升遷”。

九、國企老總

崗位風險系數：三星半

        風險點：獨特的亦官亦商的地位，使得不當利益觸手可及。

        1. 壟斷地位，監管困難；

        2. 亦官亦商，近水樓臺；

        3. 龐大利益，觸手可及；

        4. 賄賂陷阱，無處不在。

        反腐專家李永忠認為，在十八大后的兩年多的時間內，反腐主戰場開始打破膠著狀態，盡管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但腐敗內部已經開始出現松動，比較優勢已取得，“亟須開辟反腐第二戰場，那就是國企央企重災區的反腐。”

        據統計，十八大后，國企、國有公司落馬高管達74人，除13人級別信息不明外，廳級以上的高管有60人。其中，副部級高管有4人，分別是華潤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宋林，中國石油然氣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王永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李華林和中國鋁業公司原總經理孫兆學。基于特殊地位和優勢的央企成為國企腐敗的重災區，落馬人員共有36人，幾占半壁江山。

        一邊是“紅頂商人”的稱謂和一言九鼎的市場地位，一邊是龐大的受賄數額和超高的“入獄率”，這使得國企老總成為人人羨慕的工作，同時也成為高危崗位。“國企老總拿了多少錢？該拿多少錢？”這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賄賂的陷阱時時處處存在，防不勝防，難以招架。

撈不了“權”就撈“錢”

        廣重企業集團原董事局主席、總經理王勝杰說，“我始終覺得不太公平，那些農民包工頭原來也是斗大的字不識幾個，后來都是干這干那發了財。我們在國企干活，干了一輩子，長時間兢兢業業，最后也沒什么更多的收入。所以我就想通過辦公司、持股等得到一些利益。”

十、房管局長

崗位風險系數：三星

        風險點：作為政府為房地產管理設置的最后一道重要監督關卡，房產管理局可謂職責重大。

        1. 盡責則防御房產糾紛，瀆職則間接制造房產糾紛；

        2. 盡責則完善住房保障，瀆職則縱容投機倒把。

        在職責和利益面前選擇前者還是后者？在民眾利益和商家利益之前，向前還是向后？這些問題成為房管局長職業風險的風向標。他可以選擇在房產測繪管理中，把黑心房產商繩之以法，也可以選擇與房產商同流合污。制度不完善，監管不到位，再加上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缺失，都可能使得他們在利益的誘惑下邁上不歸路。

 “天價煙”局長周久耕遭遇“人肉搜索”

        2008年歲末，當房價開始下跌，身為南京市江寧區房管局局長的周久耕，卻放言阻止開發商低價售房，此言一出，周久耕躥紅網絡。有網友通過“人肉搜索”，指出周久耕平時抽1500元一條的“天價煙”、戴10多萬元一塊的名表……在鋪天蓋地的網絡輿論攻擊下，當地紀委對周久耕展開調查。

        安徽省銅陵市原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吳廣春：“我不僅沒有管理好自己，也沒有管理好我的家庭，我所收受的錢物，有90％是我的親戚朋友托我的愛人轉送的，這些我最親的人一步一步地把我送上了法庭。”

（資料來源：人民論壇、人民網、新華網、中青報、第一財經日報，人民論壇記者 王聿楓綜合整理，原題：《官場生態，哪個崗位風險系數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