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專家介紹，青銅大鼎歷來為國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銘文者，更用以稱揚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上博此次展出的21件展品均為有銘青銅鼎。<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85.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85.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86.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86.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其中，大盂鼎鑄造于公元前11世紀中葉的西周時期，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之一。鼎腹內壁鑄銘文291字，記載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內容分兩部分，一是康王向盂總結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和殷商亡國的教訓，告誡盂應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二是周康王冊命、賞賜盂的具體內容。該篇銘文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資料，而作為中國古代文字發展到書法藝術的早期作品，也對中國古文字和書法藝術的研究起著標尺作用。<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87.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87.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據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人員介紹，盂鼎及其銘文對西周史和青銅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銅器“標準器”，可作為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的重要參考品。第二，銘文記錄了周康王時期的一次“冊命”。冊命禮是維持周代“封建”等級制度的重要手段，是當時最主要的禮儀之一，多見于西周金文。盂鼎銘文是目前已知記載冊命禮最早的文獻，是研究周代禮制的重要資料。第三，銘文關于商人縱酒亡國的內容，印證了《尚書?酒誥》等文獻的相關記載，并直觀再現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話語。第四，銘文記載周王賞賜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認為是奴隸）合計多達1709人，為此類賞賜已知數量最大者。這一記載無疑是研究周代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的重要史料。著名學者陳夢家曾高度評價盂鼎說：“所見銅器中的重器，此鼎為第一瑰寶。銘文之長雖不及毛公鼎，但內容更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偉。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銘文和體量又都超過虢季子白盤。”有人將盂鼎與同為晚清時期發現的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合稱“晚清四大國寶”，可謂名副其實。<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88.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88.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大克鼎鑄造于公元前10世紀末的西周時期。鼎腹內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他是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周王授予克的職責是上傳下達王的命令。銘文內容分為兩段，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這篇銘文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資料，也是西周書法藝術中的皇皇巨篇。&nbsp;

據專家介紹，青銅大鼎歷來為國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銘文者，更用以稱揚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上博此次展出的21件展品均為有銘青銅鼎。

其中，大盂鼎鑄造于公元前11世紀中葉的西周時期，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之一。鼎腹內壁鑄銘文291字，記載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內容分兩部分，一是康王向盂總結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和殷商亡國的教訓，告誡盂應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二是周康王冊命、賞賜盂的具體內容。

該篇銘文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資料，而作為中國古代文字發展到書法藝術的早期作品，也對中國古文字和書法藝術的研究起著標尺作用。

據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人員介紹，盂鼎及其銘文對西周史和青銅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銅器“標準器”，可作為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的重要參考品。

第二，銘文記錄了周康王時期的一次“冊命”。冊命禮是維持周代“封建”等級制度的重要手段，是當時最主要的禮儀之一，多見于西周金文。盂鼎銘文是目前已知記載冊命禮最早的文獻，是研究周代禮制的重要資料。

第三，銘文關于商人縱酒亡國的內容，印證了《尚書?酒誥》等文獻的相關記載，并直觀再現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話語。

第四，銘文記載周王賞賜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認為是奴隸）合計多達1709人，為此類賞賜已知數量最大者。這一記載無疑是研究周代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的重要史料。

著名學者陳夢家曾高度評價盂鼎說：“所見銅器中的重器，此鼎為第一瑰寶。銘文之長雖不及毛公鼎，但內容更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偉。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銘文和體量又都超過虢季子白盤。”

有人將盂鼎與同為晚清時期發現的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合稱“晚清四大國寶”，可謂名副其實。

大克鼎鑄造于公元前10世紀末的西周時期。鼎腹內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他是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周王授予克的職責是上傳下達王的命令。銘文內容分為兩段，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

這篇銘文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資料，也是西周書法藝術中的皇皇巨篇。

意義重大，“三千年來之至寶”

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陜西省眉縣出土。傳同出的還有一形體較小的“盂鼎”（現器已不存），為方便標識，故稱形體大的鼎為“大盂鼎”。盂鼎出土后先后為當地鄉紳郭氏、縣令周廣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蔭等所有。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在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具體出土的時間最晚不超過光緒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鐘、盨等，皆為克所作之器，因此習稱大鼎為大克鼎，小鼎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為潘祖蔭所得，潘祖蔭同時擁有舉世雙絕，愛不釋手，特辟一室“攀古樓”專藏，并鐫刻印章曰“寶藏第一”。此后雖戰亂紛繁，雙鼎仍保存完好。<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295.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295.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潘祖蔭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將雙鼎運回蘇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為保護國寶費盡全力，特別是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達于女士決定將兩鼎再次入土埋藏，躲過了日軍的數次搜查，得以安然保全。解放后，潘氏家族看到黨和政府重視文物保護，潘達于女士在1951年7月6日主動寫信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信中說，國家的文物不應再予收藏，而應公諸人民，由于上海即將建立博物館，愿將家藏六十年的兩鼎獻給國家，以供廣大人民欣賞研究。<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296.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296.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1951年，潘達于女士無償將大盂鼎、大克鼎捐贈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52年上海博物館成立，雙鼎成為了最重要的“鎮館之寶”。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際，大盂鼎應征北上，藏于當時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自此，兩鼎南北兩館各鎮一方，互相輝映。

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陜西省眉縣出土。傳同出的還有一形體較小的“盂鼎”（現器已不存），為方便標識，故稱形體大的鼎為“大盂鼎”。盂鼎出土后先后為當地鄉紳郭氏、縣令周廣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蔭等所有。

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在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具體出土的時間最晚不超過光緒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鐘、盨等，皆為克所作之器，因此習稱大鼎為大克鼎，小鼎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為潘祖蔭所得，潘祖蔭同時擁有舉世雙絕，愛不釋手，特辟一室“攀古樓”專藏，并鐫刻印章曰“寶藏第一”。此后雖戰亂紛繁，雙鼎仍保存完好。

潘祖蔭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將雙鼎運回蘇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為保護國寶費盡全力，特別是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達于女士決定將兩鼎再次入土埋藏，躲過了日軍的數次搜查，得以安然保全。

解放后，潘氏家族看到黨和政府重視文物保護，潘達于女士在1951年7月6日主動寫信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信中說，國家的文物不應再予收藏，而應公諸人民，由于上海即將建立博物館，愿將家藏六十年的兩鼎獻給國家，以供廣大人民欣賞研究。

1951年，潘達于女士無償將大盂鼎、大克鼎捐贈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52年上海博物館成立，雙鼎成為了最重要的“鎮館之寶”。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際，大盂鼎應征北上，藏于當時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自此，兩鼎南北兩館各鎮一方，互相輝映。

背后護寶人：將兩鼎入土埋藏，躲過日軍搜查

自潘達于無償捐獻盂克雙鼎，半個多世紀以來，雙鼎同展機會可謂屈指可數。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大盂鼎、大克鼎兩鼎陳列展出。2004年，在捐贈人潘達于女士百歲壽辰之際，國家文物局、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曾舉辦大盂鼎和大克鼎聯合展出。<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4/596.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4/596.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此次“鼎盛千秋”特展為盂克雙鼎時隔17年再次聯合展出。除了大盂鼎與大克鼎，展覽還將呈現另外19件殷商晚期至春秋戰國有銘青銅鼎，包括秦公鼎、劉鼎、寧女父丁鼎、父庚祖辛鼎等，展出青銅鼎均為上海博物館1952年成立以來，源自社會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贈。此次特展雖然展品不多，僅21件，但除了盂克雙鼎，其它展品也頗具看點：首先，展覽年代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戰國，涵蓋整個青銅時代的發展高峰；其次，展覽幾乎覆蓋了所有鼎的造型；再則，展示的所有青銅鼎都帶有銘文，為流傳有序的歷史名品。據悉，此次特展也是為了獻禮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感恩并弘揚捐贈者的愛黨愛國情懷，激發博物館合作的文化傳承力量。

自潘達于無償捐獻盂克雙鼎，半個多世紀以來，雙鼎同展機會可謂屈指可數。

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大盂鼎、大克鼎兩鼎陳列展出。

2004年，在捐贈人潘達于女士百歲壽辰之際，國家文物局、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曾舉辦大盂鼎和大克鼎聯合展出。

此次“鼎盛千秋”特展為盂克雙鼎時隔17年再次聯合展出。

除了大盂鼎與大克鼎，展覽還將呈現另外19件殷商晚期至春秋戰國有銘青銅鼎，包括秦公鼎、劉鼎、寧女父丁鼎、父庚祖辛鼎等，展出青銅鼎均為上海博物館1952年成立以來，源自社會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贈。

此次特展雖然展品不多，僅21件，但除了盂克雙鼎，其它展品也頗具看點：首先，展覽年代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戰國，涵蓋整個青銅時代的發展高峰；其次，展覽幾乎覆蓋了所有鼎的造型；再則，展示的所有青銅鼎都帶有銘文，為流傳有序的歷史名品。

據悉，此次特展也是為了獻禮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感恩并弘揚捐贈者的愛黨愛國情懷，激發博物館合作的文化傳承力量。

時隔17年，盂克雙鼎滬上再聚首

大盂鼎、大克鼎與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稱“海內三寶”。三件青銅大鼎均于清末年間在陜西出土，由于三鼎出土時間、地點相近，且均為西周國之重器，被譽為“海內三寶”。<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370.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370.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眉縣禮村。此鼎鑄造于公元前11世紀中葉的西周時期，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之一。鼎腹內壁鑄銘文291字，記載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大盂鼎立耳、圓腹、粗壯三足。口沿下飾有一圈饕餮紋帶，足上鑄獸面并有扉棱及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銅鼎的典型式樣。<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371.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371.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出土于陜西扶風法門寺任村，鑄造于公元前10世紀末的西周時期。鼎腹內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記載了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及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大克鼎整器威嚴厚重，口沿下裝飾變形獸面紋，腹部寬大的紋飾波瀾起伏而富有節奏感，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372.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372.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img alt="" width=""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373.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5/373.jpg" height="" data-width="" data-height="" data-id="0"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class="img_default">毛公鼎于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岐山，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毛公鼎銘文長度接近500字，在所見青銅器銘文中為最長。銘文的內容可分成七段，記述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興朝政，乃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國家內外的大小政務，并飭勤公無私，最后頒贈命服厚賜，毛公因而鑄鼎傳示子孫永寶。毛公鼎經陳介祺、端方、葉公綽、陳永仁等人收藏，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大盂鼎、大克鼎與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稱“海內三寶”。三件青銅大鼎均于清末年間在陜西出土，由于三鼎出土時間、地點相近，且均為西周國之重器，被譽為“海內三寶”。

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眉縣禮村。此鼎鑄造于公元前11世紀中葉的西周時期，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之一。鼎腹內壁鑄銘文291字，記載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

大盂鼎立耳、圓腹、粗壯三足。口沿下飾有一圈饕餮紋帶，足上鑄獸面并有扉棱及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銅鼎的典型式樣。

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出土于陜西扶風法門寺任村，鑄造于公元前10世紀末的西周時期。鼎腹內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記載了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及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

大克鼎整器威嚴厚重，口沿下裝飾變形獸面紋，腹部寬大的紋飾波瀾起伏而富有節奏感，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

毛公鼎于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岐山，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毛公鼎銘文長度接近500字，在所見青銅器銘文中為最長。

銘文的內容可分成七段，記述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興朝政，乃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國家內外的大小政務，并飭勤公無私，最后頒贈命服厚賜，毛公因而鑄鼎傳示子孫永寶。

毛公鼎經陳介祺、端方、葉公綽、陳永仁等人收藏，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大盂鼎、大克鼎與毛公鼎合稱“海內三寶”

<img alt=""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3/554.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3/554.jpg" width="2768" height="2768" data-width="2768" data-height="2768" data-id="137893554" class="img_default">6月18日，“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開展，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戰國的有銘青銅鼎21件。時隔17年，潘氏家族捐贈的大盂鼎、大克鼎在上海重聚。澎湃新聞帶你解鎖“活”起來的文物。澎湃新聞記者：鄒橋見習記者：蔣鈺導播：胡岑編輯：顧亞敏、石軼君實習生：彭慧、邢露文、朱佳雯<img alt="" style="max-width: 420px; height: auto;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3/572.jpg" data-src="https://image.thepaper.cn/image/137/893/572.jpg" width="1125" height="1125" data-width="1125" data-height="1125" data-id="137893572" class="img_default">&nbsp;

6月18日，“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開展，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戰國的有銘青銅鼎21件。時隔17年，潘氏家族捐贈的大盂鼎、大克鼎在上海重聚。澎湃新聞帶你解鎖“活”起來的文物。

澎湃新聞記者：鄒橋

編輯：顧亞敏、石軼君

實習生：彭慧、邢露文、朱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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