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個展柜前足足佇立了一個小時。在恒溫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只來自3000余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33公斤，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于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制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質量和制造的效率？

        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400人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制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寧馨兒。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與驚嘆之余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為出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一直沒能超越這只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家之一。

        中華民族是一個善于經商，而且是特別善于并樂于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于此道，并以“商”為國號，此后歷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家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于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合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于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币虼?，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10世紀的宋代，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時，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產量，棉紡織業的生產規模是英國的6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了長達千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后，它竟遠遠落后，受各國欺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

        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產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300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33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后出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家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家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致，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中國家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面，最繁榮的大都市出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后，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臺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讓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里，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了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后，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后世學者的詬病。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制了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于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于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nbsp;      

        為什么中國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為什么中國經濟會在一個高起點的水平線上長時間地徘徊？為什么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中無法孕育出資本主義？到底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些情況的發生？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且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歷史的宿命之中？  

        本書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在書中出現的工商人物，要么默默無聞，要么在另外的歷史敘述中被臉譜化、妖魔化，當我從眾多的正史、野史和地方志記中將之一一挖掘出來的時候，其數量之眾多，面目之變形，命運之詭異，每每讓我充滿訝異，更多的時候是有點兒沮喪。        

        在沉浸于創作的那些晝晝夜夜，我的腦海中每每出現一個又一個身影模糊的工商業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商人，或企業家。他們行走在廣袤的國土之上，或疾行，或躑躅，或彷徨，在他們身后的時空幕景上，是一出連續上演了兩千多年的砍殺史。在所有的歷史時刻，這些人從來沒有當過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記載中，他們要么被忽略不計，要么就躲在最后的那個黑暗角落。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正是這些工商業者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從一把池鹽到一塊麻布，從一把鐵刀到一座城池……      

        我無意為他們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長的陳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當代的立場，書寫昔日的國家，與發生過的歷史重建關系，與已逝的前輩溝通，并試圖以私人的方式詮釋中國的企業史。        

        逝去的人們已不再歸來，正在出發的我們卻需要尋覓到自己的記憶。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紀念版）前言，發表在“吳曉波頻道”。澎湃新聞“翻書黨”經授權轉載吳曉波頻道所有吳曉波專欄。本文原標題為“尋覓自己的浩蕩記憶，再度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