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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宮里的新兒童:文藝尖兵、兒童外交家、科技小能手
一直以來,中國福利會少年宮都是重要的對外宣傳窗口。從五六十年代創辦之初,直至今日,一些來訪外賓、團體都會到少年宮參觀,看看中國少年兒童的成長風貌。
也正是中福會少年宮這一特殊的功能,少年宮在挖掘、培養少年兒童才能的同時更著意于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天才兒童”。
唱歌、演戲樣樣來,我們都是文藝先遣兵
少年宮有個小伙伴藝術團,這是包括了戲劇、舞蹈、民樂、合唱等在內的少年兒童文藝團體。他們常常需要接待外國來訪的領導人、代表團;另外,節慶活動中舉凡有少年兒童的演出,基本就由他們演出,比如五一、六一、十一等節日的匯演活動以及慰問軍隊、農村的演出等等;再者,上海電影制片廠、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上海廣播電臺等文藝單位需要少年兒童演戲、配音或者朗誦時,都會到少年宮來挑小演員。
談起當年演戲、配音的經歷,姚善一印象深刻的是跟小伙伴同吃同玩,晚上結伴回家的情形。
“上影廠、美影廠需要兒童的群眾演員、配音,或者廣播臺需要兒童參與演出廣播劇、朗誦,都會找我們去。我們參與這些活動沒有報酬,沒有接送的車子。有時候演出結束,卸妝收拾完都十一點多了,老師就會交代男孩子護送女孩子回家。馬路上前前后后就這么結伴走。有時候下部隊演出,趕上吃飯時間,當兵的吃什么,我們就吃什么,幾個饅頭,一碗菜湯,就是這么簡單,還是很開心。”
五六十年代在少年宮合唱組學習的艾妮妮等人談起小時候經歷過的演出,則是興致勃勃地向記者講述了大型歌舞《東方紅》背后的故事。
那是1964年,適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2周年,同時上海解放15周年,上海3000多名專業和業余音樂舞蹈工作者編排了一場“充滿革命激情”的大歌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作為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會的揭幕演出。如此大規模的演出,在上海尚屬首次。

“我們合唱組30名小伙伴參與演出,當時是在文化廣場進行,周總理來了,場面很大,演出效果很好。周總理看了很激動,說要把這臺演出搬到北京去,給毛主席看。我們聽說了,特別高興,想著終于可以去北京了!”遺憾的是,這次演出人員太多,無法都能到北京去。最終只有上海的十六位主創人員去了北京,對這場演出再做修改、編排,于是有了在北京演出的《東方紅》。不過,這并未絲毫影響到他們的自豪感,說起這場演出,三位老學員精神頭兒十足,他們說,這是上海的驕傲。
少年宮的舞蹈組、戲劇組、合唱組等學員都是當時少年兒童中的文藝先遣兵。他們中的一部分,也是由少年宮直接走入了專業道路。當時東海艦隊文工團、南京軍區文工團、上海木偶劇團等文藝單位都會到少年宮招錄學員,一些“小伙伴”由此成為文藝從業人員,比如導演江海洋,著名配音演員倪康,他們都是與姚善一、丁汕一起在少年宮學習、玩耍過的小伙伴。還有歌唱家陳海燕,因為演出歌劇《江姐》,被稱為“最難忘的江姐”,她少年時也是合唱組的學員。
兒童外交家:印象深刻的外國香水味兒
丁汕出身于文藝家庭,父親丁然、母親張鴻眉抗戰時期投身戲劇事業,1949年以后都是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演員、導演。他八歲時就隨母親為動畫片《好朋友》中的小鴨子配音。因為自身條件不錯,又有家庭影響,1956年,小學三年級的丁汕就通過選拔,錄取到長寧區少年之家戲劇隊,一年后,他又去了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少兒演播組,做廣播劇、朗誦。1958年他考進少年宮時已經有些表演經驗了,是專業水平不錯的學員。所以,他經常演主角。
丁汕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接待外賓的演出。五六十年代,與中國建交的多是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代表團來訪中國,常常會來少年宮參觀,于是,小朋友們就有相應的演出接待任務。

“相對來說,我們戲劇隊接待外賓演出的機會沒有舞蹈隊、合唱隊、民樂隊那么多,但是也不少。我見過很多領導人,外國領導人有西哈努克、蘇加諾、金日成,中國領導人見得較多的是周恩來、劉少奇、王光美,最多的是宋慶齡女士。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國領導人身上的香水味兒。我們戲劇隊的房間不大,五六十平米的一間房子,領導人一來,還帶有陪同、翻譯等人,人多房間小,大家彼此的距離很近。那時候,外賓身上香水味兒對我們少年兒童來說還是挺新奇的。
“一般國外領導人來訪,上面都會讓指導老師關照我們,臺詞說得慢一點,聲音響一點。這樣一來,我們挺緊張的,不像平常表演那么自如。周總理會在旁邊跟我們說,小朋友,不要怕,爺爺聽得見,好好演。那時候,對我們來說,這是很溫暖、親切的。
“外國領導人之外,我們還會接待國外的各個代表團,比如少年兒童代表團、婦女代表團等等,接待他們沒有像接待領導人那么正式。通常流程是代表團來參觀,然后我們就停下排練活動表演一段排練好的劇目,結束了拍拍手,送禮物。那時候,外賓給我們送的禮物,鋼筆一類的要上交,紀念章這樣的小東西也可以自己保留,我就保存了幾枚。”


相較起來,合唱組在接待外賓方面的經驗更多,而且對內對外,演出節目也略有不同。
“一般對內的活動,我們唱自己的歌,比如《讓我們蕩起雙槳》《思念毛主席》《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等。接待外賓的話,我們會選擇演唱他們國家的歌曲。比如,金日成來了,我們就唱《金日成將軍之歌》。這首歌是我們的指導員吳克辛在去抗美援朝前線訪問演出時帶回來的,而且還教會我們用朝鮮語唱。”說到這,艾妮妮、周正彪等幾位合唱組老學員就哼唱起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來了,就唱阿爾巴尼亞的歌。古巴的領導人要來的時候,我們老師自己編排了一首《要古巴不要美國佬》:要古巴不要美國佬,給他一個大拳頭……。”

新時代的科技小能手
少年宮從創辦開始,就特別注重孩子的動手能力、理性思維。以前少年宮有航模、船模、機械等興趣組,改革開放后,少年宮緊跟時代率先組建了計算機中心。
作為計算機中心最早的指導員,王頌贊年輕時在部隊服役,當時接觸過計算機,退伍后他在上海業余工業大學(現在的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學習,同時做少年宮機械組的指導老師。后來,少年宮成立計算機中心,他即任計算機中心的指導員。可以說,他經歷少年宮計算機教育事業從無到有,以至今天的全部過程。
“計算機中心是隨時代發展出來的。以前,我在做機械組的指導員時,就已經指導我們的同學操作數控機床,通過編寫程序,做平面零件模型。當時孩子都是沖著好玩來的,很有熱情。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悄然來臨。少年宮就組建了計算機中心。最初,我們計算機中心沒有計算機,只有計算器。當時是跟旁邊的三五四三廠合作,我們買進他們的計算器,他們的工程師來少年宮給學生上課,學習二進制、數字技術原理。當時孩子們對這些已經是很感興趣了。
“直到1978年楊雪蘭女士從美國帶著她的兒子來我們這里交流,給我們展示了他的蘋果第二代計算機。我們才看到計算機。1979年,少年宮就買了這臺計算機,這才開啟我們的計算機教育。”

少年宮當時也是花了大價錢買了這臺計算機,相對于學員數量來說,這臺計算機遠遠不能滿足孩子們的需要。于是,王頌贊規定,兩人一組每人只能上機操作15分鐘。等候的同學就用卡紙制作的鍵盤練習打字。“這也是沒有辦法。不過同學們都很有熱情,都努力練習用卡紙鍵盤打字提高速度,這樣上機的時候能夠多做幾個程序。”
“那時候,孩子們一放學就跑來我的教室。有些人就納悶,怎么天都冷了,電腦教室還開著兩個風扇。說起來也是笑話,計算機中心的學員男孩子多,當時進機房都是要脫鞋的,男孩子都穿跑步球鞋,一脫鞋子,臭得呀!”雖是說笑,王頌贊談起那時的學員很是欣慰,他們有學習熱情。
1984年鄧小平參觀上海展覽館參觀十年科技成果展,當時13歲的少年李勁在計算機前為其演示操作,看后,鄧小平即說這樣一句話:“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抓起”。“計算機娃娃”李勁就是王頌贊的學生。
“少年宮在這方面的教育是很超前的,特別是鄧小平這番講話以后,我們更敢于放手去做。”王頌贊對孩子們的教育十分用心,他帶孩子們到碼頭、工廠、證券交易所等地參觀,讓孩子們在生活中發現問題,然后引導他們利用計算機解決問題。比如,如何利用計算機軟件程序實現集裝箱更有效率的工作。2000年,少年宮計算機中心還為團中央跨世紀的少年雛鷹行動做了三項貢獻:利用WORD為少先隊做了第一份電子小隊報;為少先隊集會做了第一份的PPT演講稿;還做了第一個少先隊的網頁。
在王頌贊的指導下,少年宮計算機中心也走出了不少人才,比如當年微軟最年輕的研究員李勁,如今的小米副總裁洪峰、光速中國創投的董事總經理宓群等等。
雖然說,少年宮現在可以面向更多的孩子開放,也不再像以前實行嚴格的考評淘汰,而是鼓勵學員多元化發展,比如現在的計算機中心除了程序開發之外,還有計算機動畫、計算機音樂等項目。但對于少年宮所具有的“精英教育”的特點,王頌贊同樣也表示認同。
“都說中國人的理想好像很遠大,我們學員當初進來也有要當比爾?蓋茨、喬布斯這樣的想法,其實不是沒有可能。我這些年的工作,可以用兩個字概括:發現。發現學生的潛能、發現學生的問題、發現學生的興趣,從而培養他們。”
計算機是個不斷推陳出新的領域。王頌贊直言自己是和學生一起成長的。他說,少年宮一直都有“小先生制”,就是讓大學員指導小學員。一直以來,王頌贊都與過去的學生保持聯系,時常請優秀弟子回到少年宮給現在的學員講座、培訓。

“洪峰就回來給我們的學生講過幾次,一次是講小米的創業過程,一次講了小米的幾款軟件。李勁的表弟李聰,現在在英特爾公司工作,每周六下午一點半,他都會到少年宮給同學們講課,他的領域比較前沿,是人工智能方面,可以讓孩子們了解很新的資訊。還有宓群,他組織了國際講師團,每年會有人來給同學們講課。我們之所以這么做,就是要不斷給同學們新的知識,開闊視野,激發他們的興趣。計算機教育是尤其不能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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