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抗日戰爭期間，許多僑民居住在敵對國的領土或殖民地，那么，這些僑民如何自處？在戰爭的裹挾下他們如何選擇？近年來，這些問題成為中日學者研究的一個重要關注點。這里選摘四篇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兩篇由日本學者撰寫，兩篇由中國學者所作，兩篇論述在華日本居留民，兩篇探討滯留日本和朝鮮的華僑，以便讀者得窺一斑。

朝鮮華僑：由“親日”轉“抗日”

菊池一隆：《“親日”與反日——抗戰時期朝鮮華僑的艱難抉擇》，《抗日戰爭研究》 2011年第4期        

        盧溝橋事變后，滯留朝鮮的華僑不得不謀求與日本的和睦。在中國駐朝鮮總領事館被迫二選一的情況下，漢城總領事范漢生因南京陷落，他選擇了支持華北偽臨時政府。以漢城、仁川為首的朝鮮所有領事館和普通華僑都陸續轉變態度，支持偽臨時政府。不僅如此，他們還呼吁日本各地的領事館支持北京的偽臨時政府。

        也就是說，支持華北偽臨時政府的呼聲是從朝鮮華僑影響到日本華僑的。而朝鮮華僑聲明支持偽臨時政府要早于日本華僑，是因為地理位置上更為接近，而且與華北地區的聯系也較為緊密。

        南京汪偽政權的成立以及日本對它的承認對華僑來說鼓舞人心。因為它意味著華僑自此從“敵國”國民變成了“友邦國民”，同日本成為平等互惠的伙伴關系。所以朝鮮各地都以總領事館為首，紛紛召開慶祝大會，并且派代表去南京參加慶祝大會。華僑贊同“反共和平建國”、“東亞新秩序”的主張，積極為國防捐款、“獻金運動”奔走，踴躍參加勤勞奉公的動員和防空準備。上述種種舉措都可看出，朝鮮華僑為了保全自身，采取了與日本和睦的手段。

        隨著戰事的發展，華僑與日本殖民政府的矛盾擴大。朝鮮華僑一邊嘗試外交斡旋，一邊進行暴力抗爭。1941年后，日本當局以間諜為名肆意抓捕僑民，并且嚴刑拷打、捏造罪名，對此，汪偽總領事館采取了指責殖民地當局，營救華僑的舉措。

        部分朝鮮華僑加入八路軍，參加中國的抗日斗爭，并在搜集糧食等經濟情報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特別是作為抵抗運動一部分的游擊式縱火給日本統治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擊。日本對此極度恐慌，反應過度，因此冤案頻發，即使是極少一部分人犯事，也要一網打盡所有嫌犯。

        朝鮮在地理上和大陸連接，而且與山東的海上交通聯系便利，日本無法阻止抗日勢力進入朝鮮，所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這種斗爭日益白熱化。

留日華僑：為艱難維生而“助紂為虐”

臧運祜、張展：《戰時日本華僑的生活狀態——基于汪偽大使館有關檔案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 2013年第1期

        抗日戰爭爆發后，滯留日本的華僑有大約2萬人。迫于形勢，他們不得不同國民政府劃清界限，轉而依附偽政權。不僅如此，一些華僑還沖擊中國大使館，要求將使館移交華北偽政府駐日辦事處。

        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成立后，日本一些僑團組織了慶祝活動，僑民接受汪偽政權于次年設立的大使館的保護。可是汪偽大使館由于經費支絀，領館人員內訌不斷，他們處理僑務的能力亦值得懷疑，這就導致了汪偽領事館僑務工作的弱化。此時在日華僑僑團勢力得到增強。以商會為代表的在日僑團，掌握了汪偽部分領事館的外延權力。僑團還要負責“平時國際往來送迎，一般獻金貯金、災變慰問捐款，官署機關之祝賀，問候參觀視察團體之贈送”等事務。僑團對華僑的直接控制力得到了加強，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組織“勤勞服務運動”，該運動是日本征集戰時勞動力的一個途徑。

        戰爭后期，隨著日本侵略戰爭形勢的江河日下，日本政府實行更加嚴格的戰時物資管制政策，實行嚴格的配給制度，華僑的生產、生活陷入困窘。不僅如此，華僑還受到僑案、獻金運動、“勤勞服務運動”等配合日本侵華戰爭的運動的沖擊。他們被迫獻金給南京偽政府和日本政府，給日本政府做廉價甚至免費勞動力。

        戰爭時期的華僑，因戰爭而缺失了祖國應有的保護，又加之傀儡政權的“外交”不但無作為，反而助紂為虐，成為日本侵華的幫兇，華僑的權益任由侵犯，生計困窘，生活維艱。        

天津日本居留民：服務日軍，不遺余力

小林元裕：《中日戰爭爆發與天津的日本居留民》，《抗日戰爭研究》 2014年第2期

        中日戰爭爆發前，天津的日本人數為9373名，朝鮮人 1962名，臺灣籍人74名，總計11409名。1937年7月中旬之后，天津居留民團長臼井忠三帶領80余名日本居留民團的干部引導日本居留民，主要負 責接待到達天津的日本部隊，為日軍的侵華戰爭服務。

        天津總領館于7月13日接到外相訓令，要求“關于滯留支那各地居留民的撤退事宜，應依據各地領事的形勢判斷來適當執行”，于是，總領館決定對天津日本居留民進行就地保護。北平同樣采取了就地保護居留民政策。

        然而，青島卻是另一番情況。雖然青島是華北日本居留民最多的城市，卻因當時日本政府認為上海戰況惡化而決定向上海派兵，以致難以保護在青島的日本權益和居留民的生命財產，而最終采取了強制撤離的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居留民既是受日軍保護的對象，同時也是被監視的對象，尤其是那些“不良分子”和“危險人物”。日本雖然在天津實行了就地保護政策，但仍有6000多居留民離開了天津。

        為了補充力量保衛居留民，協助正規軍的侵華戰爭，天津居留民團組建了“天津日本義勇隊”，40名義勇隊被召集組成警備甲班第一小隊，他們被編為駐屯軍司令官 屬下部隊，配屬小笠原警備隊。此后，隨著天津戰事的爆發，義勇隊隊員達到570余名，其中還有一個由朝鮮人組成的特別班。義勇隊因為戰事告一段落，于8月7 日解散。

        在天津的戰事結束后，在天津的日本居留民開始了“戰后”的“后方”生活。他們慰問軍隊，配合物資配給的工作，承擔郵遞業務，對居留民的數量、各種物資進行調查，打掃保潔，防疫疾病。      

廣州日本居留民的轉折點——太平洋戰爭

張傳宇：《淪陷時期廣州日本居留民研究》，《抗日戰爭研究》 2014年第2期

        抗戰爆發前夕，日本在廣州的居留民有500余人，他們聚居于沙面租界。抗戰爆發后，廣州的日本居留民在1937年8月18日受命全體撤離。

        1938年11月12日，日本平民再次獲得前往廣州的許可。1年3個月后，日本人即出現在廣州。此后日本居留民（戰時在廣州日本居留民包括朝鮮籍、臺灣籍，下同）的人數快速增長，到1938年底已經超過千人。這種增長態勢大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1942年1月廣州的日本居留民達到13395人的峰值，是戰前的20余倍。而后則轉而遞減，到1944年7月，包含沙面租界在內的廣州日本居留民已不足1萬人，回到1940年1月的水平。

        這種以太平洋戰爭爆發為頂點的拋物線式人口波動極具特殊性，因為在上海以及華北淪陷區的主要城市中，日本居留民在1942年后仍然持續增長。作者認為導致人口減少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居留民遷往新近淪陷的香港，而太平洋戰爭后珠三角占領地物資供給的匱乏，則可能是深層原因。

        通過對居留民職業狀況的統計，作者得出如下結論：“公司職員、銀行職員、商店店員、業務員”群體一直是廣州日本居留民的主干；1938年11月后“藝妓、娼妓、酌婦”等日本女性群體人數劇增；此外，1940年日籍“國家及地方官吏”的人數較1939年增長1倍有余，這與1940年5月汪偽廣東省政府及廣州市政府成立后，日籍聯絡官大量進入偽政府的情況有關。

        為了便于管理，日本居留民將廣東日本居留民會升格為居留民團，居留民團將日本居留民的居住地域劃分為13個區，在每個區內設置町內會，每個町內會內又組織數個鄰保班。日本占領當局通過居留民團將觸角延伸至當地日本居留民基層，并通過控制物資配給將日本居留民的日常生活置于其統制經濟政策的直接影響下。

        淪陷時期的廣州，以太平洋戰爭為分水嶺，日本居留民群體的發展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太平洋戰爭前，日本居留民人口迅速增長，并控制了當地的經濟命脈。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廣州日本居留民群體在人口規模萎縮的同時，其經濟活動和主要團體的發展都受到了當局政策的嚴重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