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6日，第二屆“淪陷區研究”工作坊在杭州市臨安召開，本次會議由杭州師范大學浙江省民國史研究中心、杭州市臨安區委黨史研究室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聯合主辦，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杭州師范大學等40余位學者與會。為期兩天的會議，主題鮮明、內容豐富，與會學者良性互動，青年學者的新生力量得到展示。

淪陷區研究工作坊始于2019年，由杭州師范大學浙江省民國史研究中心和《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共同發起，雖歷時不久，但其學術價值為各方肯定，在豐富抗戰史研究方面展現出重要的學術地位。

本次工作坊，共有29篇論文入選，分為6個專題，每場討論4-5篇論文。會議先由學者宣讀其論文，再由評議者評議，然后進入自由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均可發言，最后論文作者進行答辯解疑。入選論文大致分為四個方向：一是對傳統淪陷區研究主題的細化探討，包括汪偽政權黨政關系、日偽對經濟的統制與掠奪、日偽的奴化教育、宣撫政策、鐵路殖民化等；二是對淪陷區個體與群體的研究；三是對淪陷區文本的解讀；四是對淪陷區醫療衛生與社會救濟的研究。

會議合影

工作坊特邀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王建朗會長、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曹必宏副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士華研究員、南京大學張生教授、南開大學江沛教授、杭州師范大學袁成毅教授、《抗日戰爭研究》高瑩瑩副主編等多位學者，與淪陷區研究的各位學者展開對話。

在自由討論中，前輩學者給出很多中肯點評和建議。

王建朗指出，雖然抗戰勝利的主導力量是正面戰場，但淪陷區人民無論是對日本的積極抵抗還是消極抵抗，其貢獻都不可忽視。從地域上看，淪陷區是中國經濟、教育較為發達的地區，這些地方淪陷之后，這里人們如何生活、他們的命運如何，都是抗戰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根據地人民全力爭取抗戰勝利的單一面向，淪陷區人民要維持在日本統治下的生活，他們的面向呈現復雜性。比如有些論文中提到的淪陷區人民白天被迫修鐵路、晚上破壞鐵路，這是其特有的面向，在解放區是不存在的。這種復雜性讓淪陷區研究更具挑戰性，但是目前的研究還沒有完全呈現出這種復雜性。此外，王建朗還指出本次工作坊社會史的文章比較多，而通常熟悉的政治史、軍事史文章比較少，他希望以后的研究中這兩個方面能有所加強。

曹必宏指出，本次工作坊中的29篇論文涉及內容比較廣泛，包括政治、軍事、經濟、音樂、報刊、衛生防疫等，但在資料使用方面仍有所欠缺，一方面是日文資料欠缺，另一方面是對現有檔案資料利用不足。他也提出，對于淪陷區民眾的研究，如生活狀況尤其是心態方面的研究依舊較少，這也是值得學者日后關注的領域。而在淪陷區交通的研究上，曹必宏認為，淪陷區的交通方式非常復雜，有共產黨的、國民黨的、日軍的，這幾者間的互動，也亟需學術界進行深入的探究解釋。

江沛指出，在國統區、根據地與淪陷區三個區域的研究中，淪陷區研究最薄弱，尤其缺乏日文資料的使用。他強調，在做淪陷區研究時，除了注重已有的國際維度、國家維度、經濟維度和社會維度等，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邏輯維度”。在討論抗戰時期的生活時，包括組織的運轉或者社會的變動，學者們一定要盡可能回到那個時代，去體會過去與現在的差異，將“時空倒置”，再從理性客觀的角度，從生活的邏輯思考問題。比如研究抗戰時期的民眾，其實面對的是在戰爭狀態下群體的生活和他們的悲慘遭遇，這就需要回到人性的立場上討論。在“寧死不做亡國奴”的背景下，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選擇留在淪陷區生活？他們為什么不走？研究者需要理解這些問題，需要看到民眾掙扎于民族國家立場和個人生活之間的痛苦中，需要細致地探討這種復雜性。此外，江沛還指出淪陷區的研究一定要具體深化，抗戰史研究當然要有宏觀性、理論性，但實際上很多具體問題都沒有解釋清楚，因此深入研究是必須的。

張生認為，抗戰史學界過去有一段時間在國軍、國民黨、國統區等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近年來，又在八路軍和新四軍、共產黨、根據地研究方面獲得很大成績，尤其是根據地的組織、干部、社會等都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些都說明抗戰史研究蘊藏著巨大的學術潛力。但是目前對抗戰時期淪陷區的研究還沒有取得更大的突破，一些西方相關研究者近年來也逐漸銷聲匿跡，似乎淪陷區在全世界都被人“忽視”了。張生指出，淪陷區有中國1/3的面積、1/3的民眾，其內在的張力與沖突十分豐富。在那段時間與空間里面，人們的生存狀態極其值得研究，可以從大歷史的角度去觀察中日在東亞歷史性的相持和爭奪，及其所造成的個體命運和生命史的變化。

袁成毅指出淪陷區、國統區、根據地既是政治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如果從地緣格局來看，抗戰前全國大致可分為國民黨能夠控制地區，還有國民黨名義上控制但事實上控制不住的地區以及中共控制的區域——這構成抗戰爆發前地緣政治的國內格局。抗戰爆發后，在中日雙方的軍事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國統區、淪陷區和根據地的地理格局，而這一格局是在不斷變化的，這個變化過程值得學界繼續探究。

會議現場

陶水木就史料的調查與使用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他指出，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青年學者更擅長通過網絡挖掘史料，但這并不代表史料的利用率提高，在搜集史料的基礎上，應根據自己的主題、寫作思路與論述的語氣，確定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引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史料，而非簡單的大段引用。

高士華指出，近代以來尤其是甲午戰爭以后，日本的侵華有其階段性，最后、最瘋狂的階段是全面侵華戰爭。日本侵華在軍事行動之后就是對占領區的統治，它的軍事行動與對占領區的統治是一體的，二者應該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此外，高士華認為淪陷區研究一直存在概念不清的問題，共產黨、國民黨、日本幾方力量是流動的，此消彼長，學界需要進一步打開研究思路，將其放在動態中進行研究。

高瑩瑩提出，淪陷區研究實際已經有了非常多的學術積累，最近20年來，海外檔案的挖掘與利用越來越多。就細節與個案方面，前輩學者已為淪陷區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尤其是對地方檔案的使用，還有外文檔案的使用，他們做出了模范的示范。傳統淪陷區研究的幾大方面，如日偽政權、奴化教育、愚民宣傳、偽軍、經濟掠奪等，雖然在本次會議中體現的不多，但在以后的研究中肯定有所深化。此外，她肯定了青年學者所體現出的相當的專業性和敏感度。

周東華在最后總結時說，相比于兩年前的第一屆淪陷區研究工作坊，第二屆投稿論文更多、入選論文涵蓋范圍更廣、選題更加豐富，說明抗戰史學界對淪陷區研究越來越關注，具有多語種運用能力的年青一代學者也在逐漸成長。但也呈現出一些需要進一步討論的話題，如淪陷區研究傳統議題的深化問題、淪陷區研究的理論與范式問題、區域性個案的呈現與比較問題、中共與淪陷區關系問題、西方人士與淪陷區關系問題等。希望在南開大學召開的第三屆淪陷區研究工作坊，能夠在這些方面有所呈現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