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5年春節期間，微信公號“芷蘭齋”發表了當代藏書家韋力先生對北大教授辛德勇的訪談（題為《辛德勇未亥齋：學問是這樣煉成的（上、下）》）。訪談涉及辛教授的藏書、治學往事，順帶提到他的一些學術看法。

        訪談中，兩段文字引起了小編的興趣：

        “我問辛老師是不是很看重這部書（楊守敬《水經注圖》），他的回答讓我有些意外，他說楊守敬雖然做《水經注圖》下了很大工夫，但對《水經注》并沒有太多的獨特發現……”

        “就著這個話題，我們又聊到了顧炎武，辛老師認為把顧炎武列為乾嘉學派的開山人物，恐怕并不是十分恰當，顧炎武雖然反宋學，但他只是反具體的問題，而實際上顧炎武的學問還是宋學，只是顧炎武在某些研究方法上，跟乾嘉學派有一些相符之處，但實質精神上，顧炎武完全是宋學的思想體系。辛老師認為，閻若璩則不同，因為閻的研究方式確實是跟乾嘉學派完全相同者。”

        怎么評價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如何評說顧炎武與乾嘉學術？就此兩個問題，小編約請辛教授撰文進行些補充闡說，以期滿足一些讀者的求知心。于是，有了《關于一篇訪談的談話》（此為原題，現題為編者所擬）。

        

        前不久，韋力先生在其與當代藏書家的系列訪談中，公布了一篇對我的訪談——《辛德勇未亥齋：學問是這樣煉成的》。這篇訪談發布在微信圈子里。我沒有接觸過微信，但北大歷史系保安一見到我就談及此事，便驚訝地發現，其傳播的速度和范圍，都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對我來說，它是悄無聲息地擴散的。在一段時間內，誰都知道了，只有我自己不知道。讓你既驚嘆，又頗感敬畏。

        韋力先生是當代中國最著名的藏書家，我一直都很敬重。敬重的原因，并不在于其藏書之豐獨步天下，而是其品性淡定篤實，一心向學，是現在很難遇到的謙謙君子。大概更多地是出于禮貌和我們的交誼，他這篇訪談，對我頗有過當的私譽，自是愧不敢當。

        韋力先生和我的訪談，時間非常倉促，我沒有專門講述學術看法的意圖，只是在談論一些書籍時牽涉到一些相關的學術問題，自己的表述本來就不是十分清楚，韋力先生因不專門從事古代文史研究，理解和轉述也多少會有些偏差。考慮到這條微信流傳范圍已經很廣，及時、適當地做些補充說明，對關心學術相關問題的人，或許也有一定必要。我就在這里著重談談澎湃新聞記者向我提出的兩個問題。

楊守敬研治《水經注》的成就與不足

        韋力先生在訪談文章中寫道，我們在翻看《水經注圖》時，我談到楊守敬對《水經注》并沒有太多獨特的發現，這當然是我的原話，是在韋力先生問我是不是很看重《水經注圖》這部書時講的，隨口閑談。現在看來，很容易給人以我輕視《水經注圖》或無端鄙薄楊守敬學術研究水平的印象。

        楊守敬對《水經注》的研究，主要有兩項重大成果，一部是文字著述《水經注疏》，另一部就是這部歷史地圖集《水經注圖》。這兩項成果相輔相成，都是《水經注》研究的巔峰之作，是我們今天研治和利用《水經注》的重要基礎，對此，我不僅非常欽敬，而且因承受恩惠殊多，還深懷感激之情。

        不過，在另一方面，就學術研究的深度而言，學術界很多人對《水經注疏》和《水經注圖》的評價，似乎略有過譽之嫌。除了系統性之外，《水經注圖》的貢獻，主要在于把《水經注》記載的古代水道，標繪在清代通行的當代地圖上；《水經注疏》則是把《水經注》所涉及的相關紀事，迻錄到《水經注》本文之下，以便讀者參照。在做這些工作的過程中，若非著力解決其中的種種疑難問題，除了基本的學養之外，更多地需要的是強勁的體力和持久的耐力，而不是高超的智力，楊守敬在上面舉述的這兩項成果中，缺乏的恰恰是精深的見解。

        出現這樣的情況，也并不完全是由于楊守敬研究能力的局限。這首先應該是當時的研究需要和他的志趣使然。《水經注》的研究，在清代中期經過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人對版本文字做出比較全面的校勘之后，迫切需要像楊守敬這樣做出全面的“疏證”并編繪出一部《水經注圖》，這對很多相關的研究，都非常重要，也是深入考辨解析《水經注》中疑難問題的先行工作，所以，我絕無菲薄之意。

        學術研究包含很多內容，做什么研究、怎樣做研究，往往因人而異，有很大差別。盡管在楊守敬的學術文集《晦明軒稿》中，也頗有一些考證《水經注》的論文，顯示出較高的研究水平，但從總體上看，楊守敬本人顯然更看重像《水經注疏》和《水經注圖》這樣的著述。然而，對我而言，卻更喜歡、也更看重解析疑難問題。我向韋力先生說自己更欽佩錢大昕，錢氏專揀硬骨頭啃，努力解決前人回避不碰，或是解決不了、解決不好的頑癥死結，就是想說明，相對于錢大昕而言，楊守敬在這一方面的能力，顯然有所不足。

        談到錢大昕的研究，我知道學術界有很多人和我的看法有很大差別。在這些人中，有不少人是不喜歡錢大昕的研究方法。蘿卜白菜，各有所愛，這當然無可置評。但還有一些人是瞧不起錢大昕，以為他的研究雞零狗碎，對歷史缺乏整體的認識。這樣的看法，恐怕就很不妥當了。

        譬如，與同時人趙翼相比，趙氏的歷史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分散史事的歸納，總結一般的規律性特征，而錢氏則是充分認識和掌握一般規律性特征的基礎上，考辨種種疑難問題。在考辨分析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嚴整邃密的邏輯思辨，而且還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研究者要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從事這樣的研究，對研究者知識和能力的要求，顯然要超過前者很多。清人阮元論學，以為“為浩博之考據易，為精覈之考據難”，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阮氏所說“浩博之考據”，實際上就是像《水經注疏》這樣排比史料的著述，其他典型的著述，如徐松《唐登科記考》、《唐兩京城坊考》，乃至近人嚴耕望的《唐代交通圖考》，俱屬此類）。就這一意義而言，我認為不宜對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做出過高的評價。

顧炎武與乾嘉學術的關系

        韋力先生的文章記述說，我認為把顧炎武列為乾嘉學派的開山人物不是十分恰當，而他并不贊同這樣的看法。其實我對清代學術的變遷，完全沒有花過功夫，了解非常有限，與韋力先生所談的只是讀書、教書過程中實際體會到的一點感想（而且早已有學者不同程度地講述過相同或者類似的觀點），本不值一顧。不過，這一想法，既然已經有人關注，亦不妨再補充談談自己這一毫無理據的直觀感覺。

        早在遜清本朝，時人談及乾嘉學術，就往往以顧、閻并稱，將顧炎武、閻若璩兩人視作開山鼻祖。單純就考辨分析史料的方法而言，這固然無可置疑。但我們若是進一步稍加分析，則不難看到，在顧、閻之間，以及顧炎武與絕大多數乾嘉考據學家之間，其學術旨趣，還是存在比較明顯的分別，貌似而神異。

        清代初年有一批學者，往往針對朱子學說，特別是其最通行的代表性著述《四書集注》發難，如閻若璩著《四書釋地》，毛奇齡著《四書改錯》，顧炎武更是直指朱子理學的基本體系和核心內容（我知道美國知名學者余英時看待這一問題具有與常人不同的特別眼光）。這是顧炎武和閻若璩兩人之間、同時也是顧閻二人與其后乾嘉時期大多數學者的共同點，是這個文化大變遷時代所必然要出現的現象。

        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發展，從漢到唐，是一大階段；自宋迄明，又是另一大階段。宋學是對漢唐學術的反動，在南宋由朱熹而集其大成，遷延至明末乃趨于沒落，因此才會有清代學術振起。宋學因破除漢唐學術的禁錮而興起，清代學術的發生自然要以批判宋明理學為基礎。包括顧炎武在內的所謂清初三大啟蒙思想家，觀念意識，無不如此。

        然而，我們若是拋開其相互對立的學術主張不談，單純審視其治學宗旨，也很容易看到，顧炎武的學術研究和朱熹一樣，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和社會意識。他鑒于明末的流弊而強烈反對宋明理學對超然的心性完善的追求，更加強調直接經世致用，所做研究，都服從于這一根本目標。亭林先生運用精密的考證方法來分析古代經典、禮制和各項典章制度，乃至風俗文化，在本質上，正是對朱熹在建立其理學體系的過程中所強調的格物致知這一治學路徑的繼承（朱熹所說“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便是對這一治學路徑的形象表述），并努力使其研究更具有客觀性。

        做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顧炎武似乎是想做一個新時代的朱熹，創立一套新的學術思想體系。從顧炎武的各項代表性著述來看，從《日知錄》，到《天下郡國利病書》，都帶有濃烈的宋代浙東學術的色彩，即通過辨析梳理古今政事的得失、各項典章制度的優劣，引以為借鑒，從而達到經制天下的目的。我說顧炎武與朱熹的共同點，或者說顧氏學術與宋學的共同性，就是即此而言。

        相比之下，閻若璩治學，就更多出自對學術問題本身的興趣。閻若璩在《潛邱札記》中曾引述徐乾學的話說：“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在《四書釋地》一書中，他又“再四慨嘆，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這樣的話，很形象地體現了后來大多數乾嘉學者的治學旨趣，即主要是出于探究未知事物的興趣來做史事考據，不再像顧炎武那樣懷揣經制天下的目的。

        所以，雖然顧炎武和閻若璩一樣，其考據方法，對清代乾嘉學術的發生、發展，具有重要開拓意義和深遠影響，但從治學目的上看，真正代表乾嘉學術方向的早期學者，應該是閻若璩，而不是顧炎武（當然乾嘉時期仍然有人追慕于顧炎武之后，譬如與錢大昕同時的著名學者趙翼，就更多地繼承了顧氏的路徑）。

學術問題要少“談”慎“講”

        在這里發表這篇談話，我猶豫再三。像上面所說的兩個問題，不拘對錯，都膚淺至極，沒有什么學術價值。對古代文史研究中的問題表達觀點，需要在專門的學術刊物上，做出深入、具體的論證。未經科學論證的觀點，即使碰巧說對了，也沒有什么意義。俗話說瞎貓碰死耗子，你胡說一萬個觀點，總能碰對一個。

        一段時期以來，講學、游學的風氣日盛一日，由南奔北走而擴展至動輒飛越東西兩洋，甚至由高端大佬下降至本科少年精英，出現嚴重的低齡化傾向。在學術著述方面，則是以“講”和“談”做標題、書名的論著，像雨后春筍，急驟涌現。局面很像是穿越到了明朝末年。不管是顧炎武之經制天下，還是閻若璩之自得其樂，他們做出成就空前的學術創見，都是有懲于明末學術的空虛浮泛。我不愿意在非學術報刊上輕談學術問題（除非是先已做過比較專門的研究，再在報刊上就社會比較普遍關心的問題，述說相關結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自對學術史的這一認識。

        除此之外，我主張少“談”慎“講”學術問題，還有一個技術性的原因，這就是大部分問題，很難三言兩語講述清楚，往往會造成誤解。同時，隨口而談的話，不需要標注出處依據，以訛傳訛的情況，往往會很嚴重，至少其準確性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折扣。

        關于學術上的誤解，譬如我曾撰寫專文，論證明代不存在銅活字印書，至少沒有文獻和文物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在韋力先生與拓曉堂先生合署的《古書之媒》這部書里，兩人以對談的方式，對我這一觀點，洋洋灑灑地做了很多評議。雖然韋力先生很謙虛地說沒有看懂我的文章，可拓曉堂先生卻在根本不知道我說了什么的情況下，對拙說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批評。即使酒喝多了，在飯桌子上胡侃，這也有些過分，更何況寫成文字，廣泛流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