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三八婦女節”來臨，我們撫今追昔，看看民國時期的婦女節是怎么過的。

從傳入中國到法定節日

        國際婦女節誕生于20世紀初，源于歐美各國的一系列婦女運動，最初并無固定的日期。1910年，第二國際在哥本哈根召開婦女會議，德國代表蔡特金提議將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其后，英德荷俄奧等國紛紛接受，在3月8日舉行固定的婦女示威活動。然而，中國人對此基本是茫然無知的。

        比如，1920年南社文人陸秋心，在新文化運動代表性雜志《新婦女》發表《婦女節與勞動節》。作者介紹了五一國際勞動節，認為勞動節的產生與婦女運動有關，西方的勞動節實際就是婦女節。此種說法當然只是一種道聽途說。其后，《新青年》等雜志的個別文章曾介紹西方以3月8日為婦女節，但并未引起關注。

        將婦女節真正引入中國，并固定為一種紀念活動的大概是鮑羅廷夫人。1924年，鮑羅廷作為共產國際代表駐扎廣州，監督國共合作。鮑夫人向何香凝、鄧穎超、蔡暢等介紹了國際婦女節的歷史，為國民黨起草了一份三八節慶祝綱要，并擬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家壓制婦女、反對多妻制度、立法保障女子參政、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幾個口號。當時國民黨剛剛成立婦女部，由部長何香凝主導，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慶祝大會。廣州各婦女團體、全市的女學生都參加了大會。紀念大會的步驟是，先由組織者慷慨陳詞，痛陳婦女的苦難，呼吁婦女投身革命之中獲得自我解放。其后參加者巡游全市，張貼標語大喊口號。次年，廣州的婦女節慶祝模式推廣到全國。

        1927年的婦女節，國共合作已瀕臨破裂，在武漢還暫時維持著脆弱的聯盟。此時武漢政府的婦女工作，基本被中共控制。據說，當年的三八節大會，有20萬婦女參加，由武漢政府婦女部部長黃慕蘭主持，活動方式與當年的廣州類似。然而，此時的國民黨右派開始反對中共控制婦女運動。慶祝大會結束后婦女游行，國民黨右派花錢買通了一群十二三歲的雛妓，指揮她們光著上身沖進游行隊伍。雛妓沖進隊伍的一剎那，便有人攝下照片四處印發，說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竟然如此有傷風化，舉行躶體大游行。

        國共正式分裂之后，國民黨從共產黨手中奪回了婦女運動的主導權。1929年7月1日，國民黨中政會通過立法，定婦女節為法定節日。為限制中共控制婦運，國民黨取消了大會之后游行的步驟，規定各地只召開紀念大會，并必須有高級黨部派員指導，各機關單位派代表參加，不放假。

        抗戰勝利后，政府才規定婦女節放假一天，工資照發。比如，1946年江蘇省社會處即訓令各縣政府，本日工廠女工亦可休假，工資不得拖欠。1948年的婦女節，臺灣省政府也規定“全省各機關學校婦女職員準放假一天，以資慶祝”。當然，三令五申的另一面意味著，婦女節放假的政策執行得不徹底。比如，1949年3月13日的《申報》報道，上海西南紡織廠女工，在三八節向廠方要求放假一天，未蒙允諾遂全體罷工。廠方叫保人將鬧事工人領回并開除三人，再沒人敢要求放假。可見，雖然保障婦女權益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但實際上連休假權都無法真正得到保證。

國共不同的慶祝模式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婦女節慶祝的主導權基本控制在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之手，慶祝充滿了革命性，活動帶有激進的解放訴求。合作破裂，由國民黨主導的婦女節慶祝已經沒有了以往那種激進的革命色彩，參加者基本是國民黨婦女干部、上層貴婦和城市女白領，與廣大民眾關系不大。每年的婦女節大會仍然例行召開，但演講中呼吁的是追求個人的經濟獨立，不做男子的依附，幾乎沒有政治訴求。至于集會游行，基本被官方禁止。比如，1936年，政府就下令婦女節不準集會游行。不過，北平、上海等地還是由民間自發組織了盛大的示威運動。

        到了抗戰時期，國統區婦女節慶祝的內容更有所變化，那便是基本不提個人的解放，而是利用三八節來宣傳婦女如何支援抗戰，促進全民族的解放。比如，1939年的重慶婦女節紀念大會，由中央黨部主辦，邀請了各婦女團體、各機關單位的婦女代表參加。宋美齡親臨講話。宋美齡不提婦女爭取政治或經濟上的平等，而是號召戰時廣大婦女注意節約、推進生產、扶助軍人、鼓勵丈夫兒子從軍等。由于抗戰時期社會上能容納婦女就業的崗位有限，甚至一度出現了“婦女回家”的呼聲，呼吁女性做一個賢妻良母。婦女節慶祝中，更實質的內容是義賣或募捐。1938年，香港婦女紀念三八節大會，舉行售旗活動，共收獲銀310元，除大會支出外，結余97元，全部撥給女青年會代購軍用雨衣鞋，寄給前方將士使用。

        此時中共的活動轉入地下，基本采用游行或暴動的形式慶祝三八。1930年，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婦女黨員發出指示，要求利用婦女節與國民黨、資本家抗爭，組織工廠女工示威游行。同時，要求“赤色工會”設法出版婦女節特刊，向國民黨控制的“黃色工會”發起宣傳攻勢等。不過，此種地下斗爭，零星而不成氣候，基本處于旋起旋滅的狀態。中共轉入農村之后，有了屬于自己的陜甘寧根據地，開始重新以大規模的活動慶祝婦女節。

        然而，對中共而言，此時的婦女節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慶祝活動，更多表現為一種對婦女的生產動員活動。由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邊區的條件惡劣，生產物質緊缺，婦女節的目的主要是動員婦女和男子一樣進行大生產，承擔更繁重的生產任務。于是便有了各種勞動競賽和生產競爭，有了“三八紅旗手”之類的評選活動。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逐步被抹殺，全部成為國家大生產下螺絲釘式的個人。此種慶祝形式，一直延續到共和國時代。

表演化與形式化的婦女節

        當然，民國時期很多所謂的婦女節慶祝，都充滿著表演化，且流于形式化。對組織者和參加者而言，不過是一種不得不完成的任務。至于在慶祝大會上說些什么，喊些什么口號，自己未必曉得其真正含義，亦未必真正奉行。

        比如，1931年上海某大學的女學生領袖到復旦去主持婦女節紀念大會。有同學戲劇化地記錄道：“她的言論和去年一樣，什么三從四德是中國婦女的鎖鏈啦，什么親愛的姊妹們團結起來共同反抗男子的壓迫啦……堂堂皇皇。好像我們二萬萬女同胞的解放，經她這樣登高一呼，立即都完成了。然而，回到學校數小時后，該主席的行動，竟使我大驚失色。當日晚餐后，樓上忽然發生暴動。原來是今天上午在復旦開婦女節紀念大會的主席和她同房的多年的好友在兇猛地打架哩。主席果然厲害，幾下工夫，已把敵手的眼部打得鮮血淋漓。敵手終于落荒逃走了。主席并不拍馬追趕，倒反伏在自己床上，像殺豬樣地痛哭起來。”

        一般社會輿論也批評婦女節慶祝的形式化。1946年3月8日《申報》有一篇《三八節的廢話》，諷刺參加慶祝的婦女們只會喊口號，并借參與婦運之名逃避家庭責任：“誰都知這三八節是替婦女出氣的日子。到了這天，婦女們無論做到做不到的，必定開會一次，演說一次，游行一次來紀念它。每年如此，即以中國來說，也有二十幾次了。到了這天，有智識的人站在臺上高呼，沒有智識的人跟在后面狂喊，忙了一天，一覺醒來，頭一天的事全都忘了，照樣有智識的婦女和丈夫鬧意見，受心理上的虐待；沒有智識的婦女被丈夫毒打，受生理上的虐待。文章而不會寫，衣服而不會縫，菜不會燒，飯不會作，小孩子領不了，學生書教不了，鋤頭拿不動，地也不能掃一把，光坐了男人給預備的汽車或三輪車去搞婦女運動，那才真叫笑話呢。”

        至于市井文人，則以一種下流猥褻的心態看婦女節慶祝活動。比如小報《海晶》上有一則《婦女聯合會成立，難為了周巡官》，文章說某年三八節，上海婦女界準備在八仙橋召開大會，由于沒有通知當局，青年會不讓開，警察局也派一位姓周的警官阻止。作者記錄道：“娘娘小姐們嚷著要開會，在群鶯包圍下，嬌聲滴滴的一片開會聲。”周警官被婦女們無禮糾纏了一個多小時，脫身后嘆息道：“今日是女人的世界，女人真是不得了，不得了。”

        還有一家小報以《婦女節的奇怪口號：打到官僚納妾制度》為題報道：“本屆三八婦女節，婦女結隊游行，口號、標語有‘婦女萬歲者’已令人笑歪嘴巴！口號中最刺耳者，為一‘打倒官僚納妾制度’，官僚納妾而有制度，已屬奇聞。一方面向市長致敬，一方面向市長喊‘打倒官僚納妾制度’，是不特未能伸敬仰之意，簡直有意向市長示威開玩笑了。”

        可見，在一般大眾心中，所謂的婦女節慶祝，不過是一種玩笑，一種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