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上海陸家嘴，一家三口帶著口罩走過陸家嘴天橋。 受擴散條件和上游污染輸送影響，當日上海再遭霧霾侵襲，空氣質量陷入5級重度污染。 澎湃新聞記者 寇聰 圖

        繼2011年下半年PM2.5監測話題引發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之后，最近人們對時下環境污染問題又有了更多的思考與討論。人們不久前還驚詫于北京市市長王安順“提頭來見”的治霾決心，但霧霾又不留情面地如期而至。

        10年前，媒體和民眾似乎還沒有這么關注環境問題。2007年，世界銀行和中國環境保護總局，發布了歷時多年合作調研完成的專題研究報告《中國污染的代價（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但并未形成廣泛社會影響。

        而短短幾年后，民眾對環境需求的日益增長已成為可被感知的變化。這一方面源于人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對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健康愈加重視；另一方面也受益于互聯網迅速發展和非政府組織快速成長推動的信息透明化。

        在環境經濟學研究中，一條倒U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時常被用來解釋環境質量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隨著人均收入增加，環境污染會經歷一個先惡化再改善的過程。從倫敦和洛杉磯等國際主要城市的發展歷程來看，也確實如此。

        推動這些國家和城市跨過拐點、實現綠色轉型的關鍵力量，正是民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以及市場和公共政策對這種需求的有效響應。

        經濟學者會從更微觀的視角，關注如何利用數據進一步識別民眾的需求。到底人們愿意為潔凈的空氣支付多少價格？清華大學恒隆房地產研究中心鄭思齊教授、曹靜副教授、孫聰博士生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NBER的Matthew Kahn教授最近在《不動產金融和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上合作撰文《不動產定價與跨界空氣污染的外部性：來自中國城市的證據》（Real Estate Valuation and Cross-Boundary Air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利用中國80余個城市的空氣質量和房地產價格數據，有效識別了居民對潔凈空氣的支付意愿。研究者利用“跨界”的空氣污染，有效避免了污染與房價之間可能的內生性問題，使估計結果更加“干凈”，同時也印證了這種跨界污染對本地環境和居民生活質量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

        該研究建立在城市經濟學空間均衡的理論基礎上。這一理論認為，人們選擇居住在某一城市，會同時考慮該城市的居住成本（住房價格）、工資收入和生活質量，人們會為城市良好的生活質量支付更高的居住成本，因此，利用住房價格可定量測算出人們對非市場品（環境）的支付意愿。

        這種研究方法是城市經濟學中生活質量研究（Quality of Life）的主要分析方法，已在美國和歐洲部分國家大量采用。但這種研究方法并非直接觀察房價和污染的相關性。如果僅看相關性，環境污染嚴重的城市住房價格應該相對較低，但這似乎與人們對中國城市的觀感相悖：高聳的房價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同時出現于北京等大城市；而昆明等較“綠色”的城市住房價格水平其實并不高。

        事實上，現實中的很多現象，并不如人們最近在關于霧霾的紀錄片中看到的表格和圖片那樣直觀。比如，從圖1就很難判斷住房價格和環境質量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影響每個城市房價的因素有很多。人們為何仍愿意向霧霾籠罩的大城市涌入？是因為，這些城市擁有著豐富的政治、經濟和公共服務資源，有更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生活在干凈又安靜的中小城市里的人們，可以享受藍天，卻難以獲得這些機會。因此，這種研究方法的關鍵，就在于有效控制所有其他因素，來剝離民眾對環境需求的“純效應”。

        做這類實證研究面臨的一個直接困難是，學者實際很難觀察和獲取到除“污染”以外影響房價的所有因素。這種遺漏變量問題會使對環境質量支付意愿的估計產生偏誤。這篇論文在這個方面做了創新。研究者利用周邊城市排放的工業煙塵和粉塵、該城市與沙塵暴發源地的空間距離以及南北方供暖邊界線兩側的斷點差異，作為本地空氣污染的工具變量，解決上述遺漏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問題。這種計量方法上的處理形成這篇論文的第二個貢獻，就是定量描述了跨界污染對于本地污染的影響，以及人們為了避免這種跨界污染的貨幣化支付意愿。

        該研究利用了環境保護部數據中心2006~2009年期間發布的85個重點監測城市的PM10數據，以及清華大學恒隆房地產研究中心的多城市同質住房價格數據。在工具變量法的第一步中，研究者發現，跨界污染能解釋城市間PM10差異的20%。這一方面表示這些工具變量有效，另一方面直接反映出目前中國城市間這種跨界污染問題的嚴重——一個城市很難“獨善其身”，“老天爺”會把周邊城市的排放輸送過來。

        在控制城市氣候特征、人口和產業結構等影響因素后，這篇論文發現：跨界傳輸所導致的PM10濃度每下降1個百分點，住房價格能上升0.7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居民為了避免污染的支付意愿很顯著。基于不同時期的比較分析，研究者發現，這個支付意愿呈逐年上升趨勢，說明民眾的環境需求正逐步增強。將城市分類后，作者還發現，這種環境需求隨著城市等級和收入水平呈現有規律的變化，在大城市和收入水平較高的城市，民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更加強烈。

        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將污染企業從本地搬出，曾一度被認為是解決大城市污染問題的一劑良方，但事實很快證明，實際效果并未達到預期，跨區域的污染傳輸，就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除非長期強制實施奧運會或APEC會議期間的嚴格區域性環境管理措施，否則“藍天”在短期內難以成為常態。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區域污染傳輸仍是北京目前最主要的PM2.5污染來源，貢獻率占28%~36%，遠高于本地的機動車排放占比。

        類似的，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上，也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空氣污染物排放來自于廣東的一些工業城市。本文研究者在第一步的工具變量回歸模型中也發現，處于周邊上風向城市的工業煙塵排放強度增加，將導致本地污染物PM10濃度顯著提高。

        該研究表明，要提高城市的環境質量，僅關注于本地污染減排是不夠的，區域性聯防聯控的環境治理顯得尤為重要。

        既然，大城市民眾對環境質量有較強的需求，也有更高的支付意愿，那么將這些“支付意愿”以某種形式匯集起來，轉移至周邊中小城市進行空氣污染治理，或許可以是一種雙贏的方案。這就是環境經濟學中科斯定理的一個典型實踐，即在明確產權的情況下，通過市場協調機制，來解決環境污染跨區域問題。

        實際上，香港特區政府早在2008年就啟動了“清潔生產伙伴計劃”，加強與臨近的廣東省政府在區域環境治理方面的實質性合作。香港政府在此后五年間共計投入9306萬港元，用于位于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業企業安裝減排設備和推行清潔生產。這一合作項目取得了良好效果，該區域的二氧化硫和其他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顯著降低，為此該項目進一步延長至2015年，且增加5000萬港元投資，并有望通過后續項目進一步加強。廣東省政府借鑒這一成功經驗，開始對本省的工業企業進行相應補貼，同時將南部污染企業向北搬遷，以降低對珠三角地區主要城市的環境影響。

        可以說，無論“奧運藍”還是“APEC藍”，背后都付出了巨大成本，但效果卻又是短暫的。推動中國未來長期擁有“碧水藍天”的關鍵，在于城市政策需要響應民眾的環境質量需求。能預見的是，民眾對環境質量日益增長的需求，還將會一次又一次地強烈表達出來，這需要我們的政府明智應對眼下的環境問題以及潛在的環境威脅，遵循市場規律進行體制優化和機制設計，實現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Siqi Zheng, Jing Cao, Matthew E. Kahn and Cong Sun. Real Estate Valuation and Cross-Boundary Air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4, 48(3): 398-414.

        Siqi Zheng and Matthew E. Kahn.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Chicago Press. Forth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