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章太炎去世之后，各方人士紛紛前來吊唁，所送挽聯甚多。其中徐誦明表彰章太炎：“志在華夏重光、親看再造河山、埋國愿隨誠意伯”。汪怡與陳仲平則稱章氏“平生志愿劉誠意。”都談到他平生頗為推崇輔佐朱元璋打下江山的明初重臣劉伯溫，視后者為自己的榜樣。

        章太炎一生眼界極高，對古今人物從不輕易認可，在各類論著中，多能看到他揚榷前史，點評先賢，觀點在時人看來往往驚世駭俗，好比嵇康“非湯武而薄孔周”。但是何緣故，讓章太炎這般傾心于鄉先賢劉伯溫？這背后顯示出怎樣的心路與思路？又體現了哪些時代特征？

劉伯溫：佐明滅元

        劉伯溫，名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博通經史，精于象緯術數。元朝末年舉進士，曾擔任江浙儒學副提舉。時逢方國珍在沿海作亂，反對元政府招撫，立主剿滅，以安海疆，見計不售，深感元朝不足有為，遂棄官還鄉，著書明志。后朱元璋率兵入浙，劉伯溫遂入其幕，規劃方略，深受重用，對朱元璋平定群雄、一統江山做出極大貢獻。明朝建立后，創制諸多法令，以此嚴肅綱紀，同時被封為誠意伯。后因性剛嫉惡，直言無諱，得罪權傾一時的宰相胡惟庸，遭讒言所陷，辭官隱居山中。晚年抱病，胡惟庸延醫探望，飲其藥，病愈重，遂辭世，終年65歲。

        劉伯溫的形象在明朝多以精通方術而著稱。如晚明的張岱在《石匱書》中就認為“蓋文成（劉伯溫）以術合，亦以術見疑”，自身已有不正之處，所以只好“冀人主見諒，明己之終不用術數也。”稱其所言多“英雄欺世之語”。因此清人修《明史》，特別指出劉伯溫以儒者經世致用之學，輔佐人主，臻于治平，以讖緯術數附會其事者，“其語近誕，非深知基者”。

        正如所言，劉伯溫在當時絕非惟擅欺神弄鬼的妖妄之輩。他批判元末政局，指出統治者“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為之”，所用無非掊克之政，所為盡皆朝三暮四之術，致使群盜蜂起而不知御，生民困苦而不知救，官吏瀆職而不知禁，法令窳隳而不知理，倉稟虛空而不知恥。因而主張“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強調“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除亂，抑頑惡而扶善弱。”總之，劉伯溫在元末明初，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希望能在亂世之中拯溺扶危，有所作為。

積郁困頓中遙想古人：章太炎為何自比劉伯溫？

        章太炎當庚子年八國聯軍侵華時，目睹時局日非，遂立下決心，堅決走排滿革命之路。十余年間備嘗艱辛，深受牢獄之災，困居異鄉避難，眼見眾多革命同志犧牲，終于在1911年迎來了中華民國的建立。

        看到自己多年心愿得以實現，章太炎頗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將自己的治國主張付諸實踐。他不滿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氣局狹隘，不容其他派系人士，力倡“革命軍起，革命黨銷”，希望團結各方人才致力于國家建設。他一度傾心于袁世凱，希望后者的威望能維持國家統一。但后者終抱專制之心，后來演變成一意帝制自為。對此章太炎甚感氣憤，不顧勸阻，只身進京，當面斥責袁世凱。最后被袁氏軟禁于北京，一時間生死難料。

        面對國事敗壞與身世艱難，困居于北京的章太炎心情極度抑郁。在《檢論》一書中，他寫下《大過》、《小過》等反思清末民初政局的文章，語調異常悲憤懊惱。為了體現氣節，章氏決定借絕食以抗議。據時人回憶，章太炎經常寫下“速死”二字，在與親朋的信中，他也談到自己已乏生念。在這樣的情形下，章太炎想起了劉伯溫。

        1915年底，章太炎“多惡夢，自為《終制》”。在這篇類似絕筆書的文章里，章太炎預感命不久矣，遂遙想古人，認為自己“功狀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劉文成公”。在他看來，劉伯溫足智多謀，籌策規劃，輔佐朱元璋定鼎中原，驅逐了作為“異族”的元朝。但因性情剛烈，疾惡如仇，最終死于非命。就事功而言，這與他自己立志排滿，參與建立民國極為相似。就個人際遇而言，他當時因面斥巨奸而深陷囫圇，難免一死，仿佛又與劉氏結局如出一轍。凡此種種，讓章太炎覺得這位同鄉前輩的事跡氣節，堪稱自己的表率。世人所常言的章太炎自比劉伯溫，出處便是來源于此。

        不過雖說如此，章太炎依然覺得他與劉伯溫相比，差異猶存。劉伯溫“擇君而事，耦俱無猜”，深得朱元璋信任，況且后者才略過人，能夠建都南京，成就大業。但章太炎卻深感自己“不能知人擇主”，在清帝退位后，他最為憂慮的，乃是避免內亂，保證國家統一，但沒想到卻被袁世凱玩弄，使自己滿腔理想付諸東流。所以章氏認為，他和劉伯溫二人，雖然“性行功狀”極為相似，但“遭世隆汙”，宛若天壤。自己生活的時代污濁卑劣，毫無開國氣象。可見章太炎自比劉伯溫，除了心向往之，還借此表示對周遭的強烈不滿。

革命黨人對明朝的想象：異族人的“驅逐者”和“受害者”

        在寫完《終制》一文后一個月，章太炎又撰寫《<誠意伯集>序》一文，進一步闡述他對劉伯溫的認識。他認為劉伯溫的最大功績，便是輔佐朱元璋消滅元朝。在章氏看來，元朝統治者身為異族，竊據華夏大地，劉氏所為，不僅關系一姓興亡，更和夷夏之辨息息相關。所以他便挖掘劉伯溫生平著作中的“民族意識”，認為后者“分北戎夏之志，往往形于篇什間矣”。而明朝滅亡之后，劉氏后人無一人出仕同樣作為“異族”的清廷。因此章太炎特別強調，自己與劉伯溫“懷志操行大同”。

        章太炎的這番認識，雖然所論者只是劉伯溫，但若擴大視野，則由此顯現出的是他那一輩革命黨人對明朝的特殊情懷。在清末革命黨人的話語里，明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特殊的位置。在他們看來，南宋亡于蒙元，乃是中國大地首次全境被“異族”占據，而朱元璋起兵反元，定鼎中原，建立明朝，絕非歷史上常見的王朝更替，而是驅逐韃虜，光復漢人江山。而明亡于清，使得中國再次淪為“異族”統治。因此對明朝，他們有著十分強烈的“故國情結”。

        1902年3月，章太炎、秦力山、馮自由、馬君武等人在東京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紀念明朝崇禎皇帝“殉國”。他們在宣言中強調“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鼓吹今日應當驅逐清廷，報仇雪恥，光復河山。同時表彰李定國、張煌言、瞿式耜、何騰蛟等南明抗清志士，借此激發廣大民眾的“陸沉之痛”。同一時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成為越來越多人心中的歷史記憶。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晚明遺老的著作也被重新刊刻印行，其學說被廣為傳播，在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章太炎一直聲稱，自己在清末的活動，與其稱為“革命”,不如稱為“光復”。

        革命黨人的宣傳工作，不僅面向讀書識字的知識分子，還致力于鼓動民間會黨，希望后者能成為武裝起義的重要力量。清代以來，像天地會這樣的會黨用“反清復明”作為宣傳口號，所以通過表彰明朝，更易于讓他們接受本源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主義。在以會黨為主體的萍瀏醴起義中，其中的一份檄文里便這樣寫道：“昔在胡元將亡，中原豪杰四起，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揚三尺之劍，奮七尺之軀，以淮右布衣，赴義淮上。遂能掃蕩胡虜，復我冠裳，洵所謂志繼虞夏，功邁陶唐者也。”對朱元璋推崇有加，借此鼓動下層民眾的革命之志。后來魯迅在《阿Q正傳》里描寫阿Q對革命的理解，就是“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著板刀、鋼鞭”。仿佛是沉沒在歷史長河里近300年的“漢官威儀”重新出世。

        早在1897年，章太炎在《興浙會序》一文里就說道：“秉狼弧之威，致屆胡酋，使食肉之獸，竄身橧窟，華夏故鼎，反于磨室，論功最高，莫若劉文成。”已經開始表彰劉伯溫佐明滅元的事跡。而這篇文章，雖然未曾直接鼓吹排滿革命，但文中稱頌張煌言、黃宗羲等浙籍抗清之士，其反清色彩已然顯露。后來他在民國成立之后自比劉伯溫，便是當年這一思想暗流的顯露與深化，同時也是時代思潮具體而微的體現。當然，章太炎那一輩革命黨人對中國民族關系的認識，或許今天在有些人看來值得商榷。但不管怎樣，欲討論章太炎為何自比劉伯溫，這一時代思潮必須予以正視，否則難以窺探歷史全貌。

“知人擇主”、“王佐之才”：最后一代傳統士人的抱負

        人物研究，察言觀行，固然重要，但從其所期許或認同何人，同樣可以借此分析研究對象的自我定位。就近代人物而言，戊戌變法時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多對月照與西鄉隆盛推崇有加，背后就是他們對明治維新的認同與效仿。

        清季以言論影響一代人的梁啟超，時常以中國的福澤諭吉自期，顯現出他致力于啟蒙國民的心愿。張之洞在晚年賦詩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白頭范純仁。”自比于北宋中后期調停新舊黨爭的范純仁，以此表明自己在朝中苦心維持滿漢新舊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章太炎自比劉伯溫，同樣可以從中看到在近代轉型社會里他對自己身份的定位。

        在《終制》一文里，章太炎感嘆自己“迫亟之故，以不能知人擇主”。表明他自期的實踐政治抱負之方式是“知人擇主”，即像劉伯溫一樣，選擇一位才堪大任的“人主”輔佐之。很明顯，這一思想深受中國古代士階層的出處進退之道影響。

        在中國古代，自戰國以來，士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至為重要。孔子云：“士志于道。”孟子云：“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通過教育，士階層具有著豐富的知識，掌握熟練的文字技巧，熟悉歷史故實與禮俗制度，所以大多數在一定年齡之后，便選擇出仕，成為國家官僚體系中的一員，參與國家的治理。擇明主而仕，成為歷代士人實踐“以天下為己任”的最主要方式。

        章太炎青年時代深受傳統教育熏陶，又在晚清大儒俞樾主持的詁經精舍中研習多年，對中國傳統思想與學術深有了解。因此古代士人的立身處世之規范，在潛移默化中對章太炎有不小影響。顧炎武曾說：士之無恥，真無恥也。章太炎在許多著作中對歷代士大夫的氣節多有評論，表彰顧炎武、王夫之這樣的行事高潔者，痛斥王通、李光地等浮夸趨利之輩。這一方面顯示出他對風俗道德的重視，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在內心深處依然以士人自命，所以致力于對士風激濁揚清。

        因此在民國建立之后，章太炎雖然一度參與組黨，但從未像孫中山、袁世凱、徐世昌那樣有過當國家“一把手”的念頭，而是自處于“僚屬”、“參謀”這樣的位置。他除了短暫擔任東三省籌邊使之外，先是向袁世凱歷陳治國之道，南方護法軍政府成立后又擔任秘書長，輔助孫中山聯絡南方各路軍閥。而他對黎元洪長期以來甚為期待，一直為后者出謀劃策，更是成為喜談近代掌故者時常道及的一個話題。

        從章太炎的這些活動中，可以看到十分強烈的輔佐明君成就大業的古代士人性格。因此他之所以自比劉伯溫，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便是章太炎以“王佐之才”自期的自我定位。所以1928年中國青年黨領袖曾琦建議梁啟超與章太炎聯手，共同對抗南方革命黨，對此梁氏門人張君勱便直言“太炎為人，頭腦太舊”。

        即便如此，章太炎雖然身上有古代士人遺風，但同時也具備了近代新式知識分子的特點。他在清末借文字鼓吹革命，憑借的載體便是報刊、雜志這樣的新式媒體。他在學術上的影響力，主要也是通過在各個新式大學里任教的弟子們來傳播。他在民國建立后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發電報，借此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他1920年代以來長期居住在上海這樣四通八達的國際都市，更是與古代不處朝堂便處鄉間的士大夫絕不相同。從這一點來看，章太炎、康有為、嚴復這一代人實為古代士階層的絕響。因此論其生平與學術，新舊之間，需要詳細分疏。今人好談清末民初史事，但若對此無清晰認識，則所論難免流于指鹿為馬、隔靴搔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