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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想象明朝:章太炎為何自比劉伯溫

王銳
2015-03-26 11:26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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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章太炎去世之后,各方人士紛紛前來吊唁,所送挽聯甚多。其中徐誦明表彰章太炎:“志在華夏重光、親看再造河山、埋國愿隨誠意伯”。汪怡與陳仲平則稱章氏“平生志愿劉誠意。”都談到他平生頗為推崇輔佐朱元璋打下江山的明初重臣劉伯溫,視后者為自己的榜樣。

        章太炎一生眼界極高,對古今人物從不輕易認可,在各類論著中,多能看到他揚榷前史,點評先賢,觀點在時人看來往往驚世駭俗,好比嵇康“非湯武而薄孔周”。但是何緣故,讓章太炎這般傾心于鄉先賢劉伯溫?這背后顯示出怎樣的心路與思路?又體現了哪些時代特征?

《臺灣日日新報》報道:《章太炎景仰先哲》

劉伯溫:佐明滅元

        劉伯溫,名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博通經史,精于象緯術數。元朝末年舉進士,曾擔任江浙儒學副提舉。時逢方國珍在沿海作亂,反對元政府招撫,立主剿滅,以安海疆,見計不售,深感元朝不足有為,遂棄官還鄉,著書明志。后朱元璋率兵入浙,劉伯溫遂入其幕,規劃方略,深受重用,對朱元璋平定群雄、一統江山做出極大貢獻。明朝建立后,創制諸多法令,以此嚴肅綱紀,同時被封為誠意伯。后因性剛嫉惡,直言無諱,得罪權傾一時的宰相胡惟庸,遭讒言所陷,辭官隱居山中。晚年抱病,胡惟庸延醫探望,飲其藥,病愈重,遂辭世,終年65歲。

        劉伯溫的形象在明朝多以精通方術而著稱。如晚明的張岱在《石匱書》中就認為“蓋文成(劉伯溫)以術合,亦以術見疑”,自身已有不正之處,所以只好“冀人主見諒,明己之終不用術數也。”稱其所言多“英雄欺世之語”。因此清人修《明史》,特別指出劉伯溫以儒者經世致用之學,輔佐人主,臻于治平,以讖緯術數附會其事者,“其語近誕,非深知基者”。

        正如所言,劉伯溫在當時絕非惟擅欺神弄鬼的妖妄之輩。他批判元末政局,指出統治者“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為之”,所用無非掊克之政,所為盡皆朝三暮四之術,致使群盜蜂起而不知御,生民困苦而不知救,官吏瀆職而不知禁,法令窳隳而不知理,倉稟虛空而不知恥。因而主張“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強調“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除亂,抑頑惡而扶善弱。”總之,劉伯溫在元末明初,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希望能在亂世之中拯溺扶危,有所作為。

劉伯溫像

積郁困頓中遙想古人:章太炎為何自比劉伯溫?

        章太炎當庚子年八國聯軍侵華時,目睹時局日非,遂立下決心,堅決走排滿革命之路。十余年間備嘗艱辛,深受牢獄之災,困居異鄉避難,眼見眾多革命同志犧牲,終于在1911年迎來了中華民國的建立。

        看到自己多年心愿得以實現,章太炎頗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將自己的治國主張付諸實踐。他不滿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氣局狹隘,不容其他派系人士,力倡“革命軍起,革命黨銷”,希望團結各方人才致力于國家建設。他一度傾心于袁世凱,希望后者的威望能維持國家統一。但后者終抱專制之心,后來演變成一意帝制自為。對此章太炎甚感氣憤,不顧勸阻,只身進京,當面斥責袁世凱。最后被袁氏軟禁于北京,一時間生死難料。

        面對國事敗壞與身世艱難,困居于北京的章太炎心情極度抑郁。在《檢論》一書中,他寫下《大過》、《小過》等反思清末民初政局的文章,語調異常悲憤懊惱。為了體現氣節,章氏決定借絕食以抗議。據時人回憶,章太炎經常寫下“速死”二字,在與親朋的信中,他也談到自己已乏生念。在這樣的情形下,章太炎想起了劉伯溫。

        1915年底,章太炎“多惡夢,自為《終制》”。在這篇類似絕筆書的文章里,章太炎預感命不久矣,遂遙想古人,認為自己“功狀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劉文成公”。在他看來,劉伯溫足智多謀,籌策規劃,輔佐朱元璋定鼎中原,驅逐了作為“異族”的元朝。但因性情剛烈,疾惡如仇,最終死于非命。就事功而言,這與他自己立志排滿,參與建立民國極為相似。就個人際遇而言,他當時因面斥巨奸而深陷囫圇,難免一死,仿佛又與劉氏結局如出一轍。凡此種種,讓章太炎覺得這位同鄉前輩的事跡氣節,堪稱自己的表率。世人所常言的章太炎自比劉伯溫,出處便是來源于此。

        不過雖說如此,章太炎依然覺得他與劉伯溫相比,差異猶存。劉伯溫“擇君而事,耦俱無猜”,深得朱元璋信任,況且后者才略過人,能夠建都南京,成就大業。但章太炎卻深感自己“不能知人擇主”,在清帝退位后,他最為憂慮的,乃是避免內亂,保證國家統一,但沒想到卻被袁世凱玩弄,使自己滿腔理想付諸東流。所以章氏認為,他和劉伯溫二人,雖然“性行功狀”極為相似,但“遭世隆汙”,宛若天壤。自己生活的時代污濁卑劣,毫無開國氣象。可見章太炎自比劉伯溫,除了心向往之,還借此表示對周遭的強烈不滿。

章太炎像

革命黨人對明朝的想象:異族人的“驅逐者”和“受害者”

        在寫完《終制》一文后一個月,章太炎又撰寫《<誠意伯集>序》一文,進一步闡述他對劉伯溫的認識。他認為劉伯溫的最大功績,便是輔佐朱元璋消滅元朝。在章氏看來,元朝統治者身為異族,竊據華夏大地,劉氏所為,不僅關系一姓興亡,更和夷夏之辨息息相關。所以他便挖掘劉伯溫生平著作中的“民族意識”,認為后者“分北戎夏之志,往往形于篇什間矣”。而明朝滅亡之后,劉氏后人無一人出仕同樣作為“異族”的清廷。因此章太炎特別強調,自己與劉伯溫“懷志操行大同”。

        章太炎的這番認識,雖然所論者只是劉伯溫,但若擴大視野,則由此顯現出的是他那一輩革命黨人對明朝的特殊情懷。在清末革命黨人的話語里,明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特殊的位置。在他們看來,南宋亡于蒙元,乃是中國大地首次全境被“異族”占據,而朱元璋起兵反元,定鼎中原,建立明朝,絕非歷史上常見的王朝更替,而是驅逐韃虜,光復漢人江山。而明亡于清,使得中國再次淪為“異族”統治。因此對明朝,他們有著十分強烈的“故國情結”。

        1902年3月,章太炎、秦力山、馮自由、馬君武等人在東京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紀念明朝崇禎皇帝“殉國”。他們在宣言中強調“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鼓吹今日應當驅逐清廷,報仇雪恥,光復河山。同時表彰李定國、張煌言、瞿式耜、何騰蛟等南明抗清志士,借此激發廣大民眾的“陸沉之痛”。同一時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成為越來越多人心中的歷史記憶。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晚明遺老的著作也被重新刊刻印行,其學說被廣為傳播,在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章太炎一直聲稱,自己在清末的活動,與其稱為“革命”,不如稱為“光復”。

        革命黨人的宣傳工作,不僅面向讀書識字的知識分子,還致力于鼓動民間會黨,希望后者能成為武裝起義的重要力量。清代以來,像天地會這樣的會黨用“反清復明”作為宣傳口號,所以通過表彰明朝,更易于讓他們接受本源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主義。在以會黨為主體的萍瀏醴起義中,其中的一份檄文里便這樣寫道:“昔在胡元將亡,中原豪杰四起,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揚三尺之劍,奮七尺之軀,以淮右布衣,赴義淮上。遂能掃蕩胡虜,復我冠裳,洵所謂志繼虞夏,功邁陶唐者也。”對朱元璋推崇有加,借此鼓動下層民眾的革命之志。后來魯迅在《阿Q正傳》里描寫阿Q對革命的理解,就是“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著板刀、鋼鞭”。仿佛是沉沒在歷史長河里近300年的“漢官威儀”重新出世。

        早在1897年,章太炎在《興浙會序》一文里就說道:“秉狼弧之威,致屆胡酋,使食肉之獸,竄身橧窟,華夏故鼎,反于磨室,論功最高,莫若劉文成。”已經開始表彰劉伯溫佐明滅元的事跡。而這篇文章,雖然未曾直接鼓吹排滿革命,但文中稱頌張煌言、黃宗羲等浙籍抗清之士,其反清色彩已然顯露。后來他在民國成立之后自比劉伯溫,便是當年這一思想暗流的顯露與深化,同時也是時代思潮具體而微的體現。當然,章太炎那一輩革命黨人對中國民族關系的認識,或許今天在有些人看來值得商榷。但不管怎樣,欲討論章太炎為何自比劉伯溫,這一時代思潮必須予以正視,否則難以窺探歷史全貌。

章太炎畫像

“知人擇主”、“王佐之才”:最后一代傳統士人的抱負

        人物研究,察言觀行,固然重要,但從其所期許或認同何人,同樣可以借此分析研究對象的自我定位。就近代人物而言,戊戌變法時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多對月照與西鄉隆盛推崇有加,背后就是他們對明治維新的認同與效仿。

        清季以言論影響一代人的梁啟超,時常以中國的福澤諭吉自期,顯現出他致力于啟蒙國民的心愿。張之洞在晚年賦詩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白頭范純仁。”自比于北宋中后期調停新舊黨爭的范純仁,以此表明自己在朝中苦心維持滿漢新舊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章太炎自比劉伯溫,同樣可以從中看到在近代轉型社會里他對自己身份的定位。

        在《終制》一文里,章太炎感嘆自己“迫亟之故,以不能知人擇主”。表明他自期的實踐政治抱負之方式是“知人擇主”,即像劉伯溫一樣,選擇一位才堪大任的“人主”輔佐之。很明顯,這一思想深受中國古代士階層的出處進退之道影響。

        在中國古代,自戰國以來,士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至為重要。孔子云:“士志于道。”孟子云:“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通過教育,士階層具有著豐富的知識,掌握熟練的文字技巧,熟悉歷史故實與禮俗制度,所以大多數在一定年齡之后,便選擇出仕,成為國家官僚體系中的一員,參與國家的治理。擇明主而仕,成為歷代士人實踐“以天下為己任”的最主要方式。

        章太炎青年時代深受傳統教育熏陶,又在晚清大儒俞樾主持的詁經精舍中研習多年,對中國傳統思想與學術深有了解。因此古代士人的立身處世之規范,在潛移默化中對章太炎有不小影響。顧炎武曾說:士之無恥,真無恥也。章太炎在許多著作中對歷代士大夫的氣節多有評論,表彰顧炎武、王夫之這樣的行事高潔者,痛斥王通、李光地等浮夸趨利之輩。這一方面顯示出他對風俗道德的重視,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在內心深處依然以士人自命,所以致力于對士風激濁揚清。

        因此在民國建立之后,章太炎雖然一度參與組黨,但從未像孫中山、袁世凱、徐世昌那樣有過當國家“一把手”的念頭,而是自處于“僚屬”、“參謀”這樣的位置。他除了短暫擔任東三省籌邊使之外,先是向袁世凱歷陳治國之道,南方護法軍政府成立后又擔任秘書長,輔助孫中山聯絡南方各路軍閥。而他對黎元洪長期以來甚為期待,一直為后者出謀劃策,更是成為喜談近代掌故者時常道及的一個話題。

        從章太炎的這些活動中,可以看到十分強烈的輔佐明君成就大業的古代士人性格。因此他之所以自比劉伯溫,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便是章太炎以“王佐之才”自期的自我定位。所以1928年中國青年黨領袖曾琦建議梁啟超與章太炎聯手,共同對抗南方革命黨,對此梁氏門人張君勱便直言“太炎為人,頭腦太舊”。

        即便如此,章太炎雖然身上有古代士人遺風,但同時也具備了近代新式知識分子的特點。他在清末借文字鼓吹革命,憑借的載體便是報刊、雜志這樣的新式媒體。他在學術上的影響力,主要也是通過在各個新式大學里任教的弟子們來傳播。他在民國建立后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發電報,借此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他1920年代以來長期居住在上海這樣四通八達的國際都市,更是與古代不處朝堂便處鄉間的士大夫絕不相同。從這一點來看,章太炎、康有為、嚴復這一代人實為古代士階層的絕響。因此論其生平與學術,新舊之間,需要詳細分疏。今人好談清末民初史事,但若對此無清晰認識,則所論難免流于指鹿為馬、隔靴搔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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