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時，三聯書店再版了張光直先生系列作品（全九冊），是迄今國內出版先生作品最全面的一版。作為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考古學界最富國際聲譽的學者（曾任哈佛大學人類學主任，榮膺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光直先生這些作品大多寫作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在八十年代以來便陸續譯成中文。時值先生去世十二年之際，重讀作品，歷久彌新。

　　這些作品既有用考古學材料建構史前中國的《古代中國考古學》《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也有總結、闡釋商代考古成就的經典之作《商文明》《中國青銅時代》，更有收集了先生大量隨筆、序文的《考古人類學隨筆》，以及回憶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得益于這些豐富的素材，我們可以一窺先生一生的考古心路。

　　作為臺灣第一位白話詩人張我軍的次子，光直先生是位臺省籍人士，可因為青少年時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在抗戰勝利后隨全家返回故鄉，心中始終懷著對古老中國的美好感情。既沒有1949年左右倉促赴臺者的失落，也不似后來海峽阻斷之后出生一代臺灣學者，雖也研究古史，心里卻失落了對古代中國的眷戀。比如，研究西周制度的杜正勝，實際忝列“綠營”，以“羌史”成名的王明珂，在顏色上也頗為曖昧。而這一切在張光直先生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先生身為臺籍，對中國古代文明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正是這種責無旁貸的使命感，使其幾乎以一己之力，將上世紀中后期，中國史前考古的脈絡維系一身，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古代中國考古學》的譯者在2002年版的“譯后記”中寫道：“最近十多年來，張光直先生一直在同病魔作斗爭。……1994-1997年他又數度坐輪椅來到北京，并曾奔赴他念念不忘的商丘考古工地。……先生的身軀雖小，然骨頭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我真正體會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偉大。”

　　2001年初一代考古學巨擘張光直先生在美國麻省因帕金森癥去世。先生去世時，剛過古稀，在普遍高壽的考古學家中算是“英年早逝”。在有限的生命中，先生寫下諸多著名考古學作品，芳澤后世。其中尤以對“商文明”、“中國史前時代”兩方面的成就為最，至今未被超越。“先生的身軀雖小”，卻無愧考古學領域“最后的巨人”。

巨人之跡

　　先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兩項，第一項是眾所周知的對“商文明”的綜合闡述。上世紀中國考古學從無到有，在很大程度上與“商代”的發現有重要關聯。1920年代末，在傅斯年主持下，李濟、董作賓等考古學家發掘了大量包括殷墟在內的史前遺跡，但苦于抗戰動蕩，無法安心整理、研究，內戰后期這批材料中除部分留在大陸，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被攜往臺灣。加上此后1950年代的兩次重大發現，基本奠定了已知商代文明的認識格局。其一是五十年代初“鄭州商城”（早商遺址）的發現，其二是五十年代末“二里頭文化”（夏、商之際）的發掘。

　　但是，兩個原因阻止了當時對“商文明”進一步的整體闡述。一方面，中國考古學基于地層學和類型學的傳統方法，天然缺乏對包括生產、分配、祭祀、權力在內的文化全貌進行系統分析的能力，也更無法從“文化互動”的角度探索文化遺址之間“時空連續性”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恰好在這些遺址發現后，便進入了一系列運動浪潮當中，使得對“商文化”的跟進研究經歷了五十年代的短暫成績后，就在很長時間里步入低谷。當時及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關于商代文明最出色的成果，莫過于陳夢家先生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殷墟卜辭綜述》。只可惜，陳先生在留下這部巨著后，也不幸早逝。

　　張光直先生雖在海外，卻一直關注中國大陸地區的考古成果。同時也接受了當時考古界最先進的“聚落形態研究方法”上的訓練，使他事實上成為將“商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來闡述的第一人。結合考古材料，他從“安陽所見的商代社會”和“安陽之外的商文明”兩個部分進行討論，系統地闡述了商代中后期和早期兩個階段的社會形貌。從“族群”、“都邑”、“軍事”、“祭祀”、“王權”和“方國關系”等多個方面，基本奠定了后來研究者討論“商文明”的主要議題。（還富有遠見地將商代文化與周邊大致同時的其他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齊家文化和清江幾何印紋陶文化〕并置研究。見圖一）翻開今天任何一本介紹商代文化的著作，基本上是不會躍出張先生給出的這幾個討論范圍的，可見其影響之深。

　　張先生的另一項成就意義更大，但知名度反而沒有那么高。即提出了“中國（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論。這個理論的簡單闡述就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出現了包括仰韶（甘、陜、晉、豫西）、大溪（漢水流域）、山背（鄱陽湖平原）、馬家浜（長江下游三角洲）、大汶口（山東半島）、土珠（遼東半島）和紅山（遼西、內蒙東部）在內多個文化區域，“所有的區域文化在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后都更廣泛地分布，而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趨于深化，終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紀中間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地理舞臺”（見圖二）。

　　這一理論是張先生十分看重的成果，最早刊于耶魯大學1968年版《古代中國考古學》，后親自翻譯刊登于《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中，在其《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中也多次出現。雖然沒有像“商文明”研究那么令人矚目，畢竟馬家浜、大汶口等史前文化對于考古專業以外的人士，多嫌陌生，但這一理論其實是對蘇秉琦提出中國史前文化“滿天星斗”論的積極回應。如圖所示，張先生并不認為具體的文化區域是孤立獨行的，在更大的范圍內，相鄰文化區域存在直接影響，通過文化區域與區域之間的關聯，甚至能構成一個閉合的“循環圈”。只是這個循環圈未給出方向。

　　這兩項成果可以說是張先生一生探索中國史前史最重要的貢獻，“商文明”研究是對已知商代遺存最全面的總結，“中國（文化）相互作用圈”則是對商代之前古代中國的更深入探索，至今未被超越。當然，由于時代局限，這兩項貢獻也留下了許多值得探索的空間，如果今人稍加注意，或許就能從中發現更多。

巨人之踵

　　光直先生在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過程中擁有超乎常人的敏銳視覺，這兩項成果之間也是相通的。研究新石器時代互動文化圈，就是為了打通商文明與早期文化之間的壁壘。他給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繪制了富有啟發的“互動作用圈”，但沒有判定這些文化相互影響的趨勢，參圖二。同時在“商文明”研究的領域，闡述了商代中國從二里頭到鄭州商城，一直到安陽殷墟的階段特征，以及周邊的其他文化，參圖一。同樣沒給出商文化的來龍去脈。也就是說，他始終未能在這兩者之間找到那個缺失的環節。

　　或許是兩個原因造成了這種遺憾，首先，他直至去世之前，都執著相信，商文化的源頭可能是在殷墟東部的河南商丘——這里是商紂王同宗微子啟在周代延續商嗣的封國——只是這里至今都未能發掘出任何早于西周初期的遺跡。然而，他在《中國古代考古學》中已經非常肯定斷言“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而不是商代早期文化”，這種執念源自對“商人東方（海岱文化）起源”的堅信，以至于他在研究中幾乎沒有提到八十年代發現的“偃師商城”，更不用說，在他去世前不久（1998年）開始發掘（2014年獲批再次發掘）的焦作“府城商城”遺址——因為這些早商時期遺址都在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的西部。

　　其次，受同時代加拿大考古學家布魯斯·炊格爾、英國人類學家杰克·古迪對早期文明及簡單社會“王權”與“神圣祭祀”關系假設的影響，他也對“王權”以外基于物質交換導致的文化流動持保守態度。在“古代貿易研究是經濟學還是生態學”（《中國青銅時代》）一文中，他明確表示，“我不相信在考古學研究上貿易應當當作與文化系統的其他亞系統，如生業、技術、社會與象征等亞系統平行的另一個亞系統來處理。”實際上，強調生產-再分配方式的“物質文化”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已經成為考古學中非常主流的研究范式了，相反關于純粹的“王權”研究，則因其假設體系的失之證明，而日薄西山。或許正是這兩點因素，成為這位考古學界“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修正了張先生判斷上的兩個問題（一、比殷墟（商代晚期）更早的商代早、中期遺址都在其西部，而非其東；二、物質交換其實是文化系統中最關鍵的要素之一，且存在流動趨勢。）之后，重新來看待張先生奠基的史前中國成果，我們或許就能窺到前輩之所未見。

　　如圖二所示，張先生證明了商代之前的東亞存在一個“（文化）相互作用圈”，包括夏人在內的華夏先民，都是這個體系中的部分。而商人的“來龍去脈”，也當受此趨勢影響。周人滅商后，后裔王子祿父曾經向東北方逃遁，而微子啟建立的宋國在黃河下游的商丘。如果這算作商人遷移的“去脈”，那么當我們把商文化從“二里頭”開始（包括偃師商城、焦作府城商城），一直延伸到商亡后的歸宿用曲線連接，就幾乎獲得了一條自西南向東北方向延伸的曲線（見圖三）。

　　那么當我們將圖一和圖二通過對比、疊加、重合，并對照圖三之后，就會發現，圖二中“文化”與“文化”之間互動作用的箭頭不應是雙向的，而是單向的，且將各組箭頭連接起來后，就能形成一個“逆時針”循環圈。當這個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形成的“逆時針”循環圈與“商文化”的遷移方向結合起來時，甚至就可以判斷出商文化的“來龍”。如果我們能確定這個“逆時針”循環的存在，那么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文化發端的過程，就可以形象地描述為一條古人在數千年里沿著逆時針方向在東亞大陸遷移的螺旋曲線。通過這條曲線的反向延伸，我們就能追溯“先商”，乃至“夏代”的腳步。這是張先生為當代研究者留下的遺寶。

　　這樣的趨勢為何沒能從張先生的研究中直接反映出來，既有傳統因素，也有時代原因。一方面是被傳統觀念所束縛，始終將渤海灣以南濱海視作商人起源之地（其實燕山以北的渤海灣以北也能符合“商人東方起源”的傳說）。另一方面，某些對當代考古學發展趨勢的認識誤差，阻礙了他對中國史前文化變遷趨勢的準確判斷。

　　但這些都無法掩蓋他在當時以及今天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對中國史前文明的執著信念和超凡的專業認識，使他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全力推動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并達到了至今無法超越的高度。這是同時代“海峽兩岸”大多考古學者無法企及的，這從張先生獨力完成的作品至今全數集結再版，而某些舉眾力而為的“斷代工程”除了薄薄一冊“階段成果報告”，之后再無音信可得互見。

　　光直先生以“瘦弱”之軀肩扛中國考古學的過去，在考古史中投射高大身影。斯人已逝，智慧永駐，再次翻看先生作品，既是對前輩求真精神的緬懷，也是對今人的一種鞭策和勉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