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剛買一部書，名為《年華錄》。從出生，到離世，一一排列各個年齡里的名人逸事。排到八九十歲以后，逸事殊少，多徒存鄉里姓名而已。舊說以為人生七十古來稀，惟仁者壽，故已毋須旁及其他。這部書的作者，是陳橋驛先生的浙東鄉前輩，有清一朝的博學鴻儒，寧波人全祖望。聽到陳先生去世消息時，我正翻看這部書。先生享年九十二歲，隨手一查，在這一年齡下，僅記有宋人文彥博以下六人，除了“明洪武間吳縣林文友年九十二，太守魏觀延為上客”這一條外，其余五人，都僅記在這一年齡過世。這樣一對比，先生的離去，似乎不會令我太感驚詫。

        

        2011年11月，浙江大學為先生舉行九十華誕慶賀會議。作為門生，我前去祝壽，并代表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恭致賀詞。慶壽典禮，場面宏大，連同接下來的壽宴，從早晨八九點到午后一點多，時間延續頗長。先生步履健捷，精神矍鑠，自始至終。會前、席間，與新朋舊友，侃侃相談。其間紹興音調濃重的英語，亦連篇大段，隨口而出；特別是登臺答謝，思路清晰，章法嚴整，言辭精準，僅帶一枚小卡片作提示，就一口氣講了幾十分鐘。整個慶壽活動期間，腦子和腿腳都看不出一絲老邁衰弱的跡象，吾輩后生小子無不嘆服。前兩個月在鳳凰衛視上看“我的中國心”欄目對先生的專訪，情形尚差相仿佛。轉瞬間先生溘然長逝，這實在出乎意料。

        悼念學者的離世，多稱述其學術成就。在這一方面，很多人會首先提到先生的《水經注》研究。研究《水經注》，耗費先生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成就斐然，但就先生所從事的學科——歷史地理學來說，陳橋驛先生還有比這更大的建樹。

        

        中國的歷史地理學科，是在承受傳統沿革地理學余緒的基礎上，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創建發展起來的一門學科。在創立這一學科的過程中，侯仁之、史念海、譚其驤三位先生堪稱開山祖師，陳橋驛先生則是緊隨其后，貢獻最為卓著的學者。

        歷史地理學與傳統沿革地理學的區別，關鍵在于引入地理學的觀念和方法。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前期，陳橋驛先生在《地理學報》上相繼發表的《古代鑒湖興廢與山會平原農田水利》和《古代紹興地區天然森林的破壞及其對農業的影響》這兩篇文章，在總體上，把歷史學的根底和地理學的手段，緊密融為一體；在具體研究過程中，還把歷史自然地理的要素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聯結成為有機的統一體。文章眼光獨到，論證精湛，至今仍有典范意義；特別是對于在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地方性區域研究來說，更是無與倫比。先生這些研究，對創立和推動這一學科發展的貢獻，與三位祖師差可比肩，而且隨著學術的進一步發展，彌久而彌光。

        做歷史研究，很多人首先著力關注研究的理論、范式、方法、手段以及對問題的選取等等方法論問題，這固然重要，陳橋驛先生若是沒有這樣的思索，就不會取得上述歷史性的成果。但若是束書不觀，徒自聒噪什么樣的文章是好文章，怎樣做才夠層次，則難免令人齒冷。歷史研究的成果是否具有學術意義，觀點是否值得后來人認真看待，其最根本的基底是對歷史事實乃至古代社會生活常識的認知，是對史料的充分把握和深入辨析。細心關注先生上述研究成果的學者都會看到，先生為此投入了大量先期準備工作。在請教有關寧紹平原歷史地理研究的問題時，先生告我，1983年出版的《紹興地方文獻考錄》一書，就是當年他從事相關研究時為全面深入地掌握地方文獻而做的基礎工作。建摩天大廈，先要打下足夠深的地基。在這一方面，先生亦堪為楷模。

        陳橋驛先生生長于紹興，有著江南人共有的聰穎機敏，同時還有更多浙東人的剛毅倔強。對學術，既有超逸靈通的見識，又異乎尋常地自信執著。幾乎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無論是精熟的英語，還是歷史學知識、文獻學知識、地理學知識，幾乎每一門學科都是自學而來。1965年，先生剛剛四十出頭，就在學術界奠立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往的經歷表明，若無世事阻礙，自可寫出更多垂范于學術史上的重頭文章。

        在青年時期頗具傳奇經歷的先生，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在他生活的這片山河上會出現那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改革開放之后，先生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年輕時起即開始研治的《水經注》上，碩果累累，并倡導建立起來一門新的學科——“酈學”，廣受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推崇。我也是在讀碩士學位的時候，有幸聽先生集中講了近一個月的專題課程，才初開其蒙，對《水經注》產生了日益強烈的興趣。但后來讀先生有關《水經注》的論著，在敬重的同時，總感覺以先生的天資、眼光和學術素養（特別是對《水經注》研究的深厚積累）而論，在深度上，有那么一些令我略微遺憾和惋惜的地方（先生在世時，我就在一篇書評里委婉地表述過這一想法）。有很長一段時間，對此迷惑不解。后來，與先生閑聊，談到學術界不端現象時，先生不止一次談到，“文化大革命”讓他意識到人生只是一場戲，沒法太過認真。我這才領悟到，所謂時事易人，自有不得已者。

        我的博士論文是由先生主持答辯通過的，所以，與先生通信，我都是按照舊時習慣，以門生自稱。其實先生對我的栽培呵護，有常人所未嘗蒙受者，恩德之深，絕不止限于這一形式。按社會常理來說，先生升遐天界，我是不該在這個時候談這些想法的。但我覺得時下長者往生，有些贊頌，已經超過了正常的禮節，甚至頗有造神的意味。我不想這樣。除了虛心學習，沒有任何理由苛求于師長，但我們有責任要求自己更加嚴肅認真，更加努力。緬懷前輩，在表達衷心敬仰的同時，我還想比照他們的足跡，更好地走過自己有限的學術人生。（2015年2月12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