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劉浦江先生于2015年1月6日晚二十三時五十七分因病辭世，學界一片痛悼之聲。劉浦江教授是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之《遼史》修訂項目的主持人，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幾年中，他為《遼史》修訂傾注了大量心血。作為受業弟子及項目組成員，我全程參與了這項任務，見證了先生學術生涯中的這段心路歷程，謹將劉浦江教授主持修訂《遼史》之目的、經過及其背后的故事記述于此，以志紀念。

以培養學生為宗旨的《遼史》修訂

        據先生生前回憶，因2006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已在醞釀之中，并已邀請他承擔修訂《遼史》的任務，故在2007年初，他已有讓學生研讀《遼史》的計劃。至2007年5月中旬，中華書局在香山召開第一次修纂工作會議，整個修訂工程正式啟動，《遼史》修訂工作亦隨之全面展開。5月19日，我們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上了第一次讀書課。

        時至今日，我還清楚記得當時的場景：先生與我們六個學生擠在中心辦公室討論他初擬的《遼史修訂工作體例》，并圍坐在一臺電腦前開始研讀《遼史》卷一《太祖紀上》。在那次課上，先生開宗明義地說：“我之所以接受這項任務，主要是想把這項工作用來作為培養學生的一個重要手段，對于學遼金史的學生來說，這是進入專業領域的一個最佳途徑。”

        這番話后來在很多場合又被先生反復強調，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今回首這些年我們所做的工作和得到的收獲，愈發能體會到這其中的深刻含義與先生的良苦用心。

        與其他二十四史修訂組不同，先生主持的《遼史》修訂項目成員并沒有什么“大腕”，都是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學生。整個修訂工作由先生擬定體例，總攬全局，而由學生承擔具體的點校工作。早在正式開始修訂前，他已讓時為碩士研究生的高宇全面搜集訂正《遼史》闕訛的各類文章，匯編成《遼史勘誤》，并附上各卷勘誤索引以便檢閱；又將保存于《永樂大典》殘卷中的十五卷完整《遼史》及若干零散的殘章斷句統統匯集為《〈永樂大典〉引用〈遼史〉匯編》，以供版本校勘；此外又徹查各種金石文獻及新刊布的考古資料，將《全遼文》《遼代石刻文編》沒有收錄的遼代碑刻全部整理出來，并盡量參照拓本核對錄文，集為《遼代石刻新編》，供大家使用。這些前期準備工作不僅為《遼史》修訂的全面展開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對學生而言，這也是一種很好的文獻學訓練。

        《遼史》共有一百一十六卷，我們的修訂程序大致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分頭點校，集體研讀，先生審定。首先，由先生將各卷陸續分配給學生，諸位同學先要仔細核對通校本和參校本，在校勘專用的大字本上，用不同顏色的鉛筆標明版本差異。然后是對各卷內容的全面研究，包括文字錯漏、標點斷句、原校勘記的修改以及新校記、長編的撰寫等諸多方面。在這過程中，我們必須窮盡所有文獻、石刻史料及相關研究論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現問題，并通過自己的分析考辨加以解決，擬寫出文字簡練、表意清晰的半文言體校勘記以供課堂討論。

        自2007年9月以來，先生與我們長年堅持于每周六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在中古史中心的計算機室一起研讀《遼史》，同學們分頭點校的各卷修訂稿都要拿到讀書課上集體通讀討論。所謂通讀絕非一般的翻閱瀏覽，而是由各卷負責人對著投影，將本卷內容（包括標點符號）逐字逐句地念出聲來，每念一段先生還要重新審讀一遍，并就其中的標點修改、文字校勘及所擬校記、長編的內容與大家進行深入討論，統一意見，最后再改定校記與長編的文字表述。有時遇到復雜的問題，我們常常會針對一條校勘記反復琢磨兩三個小時之久，所以一卷《遼史》往往要幾次課才能讀完。故從2007年5月開始修訂，至2013年6月所有分卷點校工作全部完成，一部篇幅不大的《遼史》我們竟讀了整整六年。

        在這六年時間里，我們先后有十二位學生參與了《遼史》修訂點校工作，并從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獲。據先生總結，這項任務對于培養學生主要有以下四點意義。

        其一，通過校訂《遼史》，使大家對宋遼金元時期的傳世文獻和石刻材料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具備了窮盡史料與追蹤史源的能力，為今后的學術成長打下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其二，在研讀《遼史》的過程中，大家對各種史料仔細考辨，撰寫校記時錙銖必較、反復斟酌，從而養成一個實證研究的路子和嚴謹求實的學風。

        其三，大家通過《遼史》研究，可以很快找到歷史的感覺，順利進入遼金史學領域，并迅速占據學術前沿。

        其四，借助《遼史》修訂這個機會，大家掌握了古籍文獻整理的基本路數和學術規范，接受了最嚴格的學術訓練，以后遇到其他文獻都可以從容處理。先生向來淡泊名利，在他看來，《遼史》修訂在培養學生方面所帶來的這些意義才是這項工作的真正價值所在。僅以我個人為例，我本科所學并非歷史專業，自研究生拜入師門，我能快速進入史學大門，最終走上學術道路，就完全得益于參加《遼史》點校所學得的本領。

        需要指出的是，《遼史》修訂組雖然沒有豪華的團隊陣容，但這并不意味著修訂稿學術品質的降低。事實上，經過諸位同學的精心校訂、讀書課上的集體討論以及先生的嚴格把關，修訂稿的校勘質量較之陳述先生的點校本有大幅提升。不僅糾正了原點校本的許多錯誤，改寫了原校勘記，推進了前人研究，而且還發現了不少新問題，增補了大量新校記。

        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修訂組成員撰寫的各種考證文章之中。據初步統計，我們目前已發表與《遼史》辨正相關的札記及專題論文有近二十篇之多，并出版一部專著——林鵠《〈遼史·百官志〉考訂》。這些研究作品既是《遼史》修訂的直接產物，也是先生培育學生的重要成果。

嘔心瀝血：最后階段的統稿及審訂工作

        整部《遼史》的分卷點校工作雖已于2013年6月全部完成，但由于這些修訂稿成于眾人之手，校記表述不盡統一，加之整個校訂工作持續時間很長，前期撰寫的校勘記相對比較粗糙，有待改進，且在后期研讀時又時常會對前期所讀各卷的校記內容進行增刪修改，因此在正式交稿之前，還必須經歷一個統稿的過程，即將各卷文字校勘、標點修正及每條校記、長編重新梳理一遍，統一體例，以求整齊劃一。這項繁重的任務完全是由先生一人獨自承擔的。

        恰在這時，先生的身體漸顯病兆，每況愈下，終至2014年4月確診淋巴瘤晚期。面對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脅，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毫無畏懼地接受現實，其所展現出來的豁達樂觀令人敬佩。不過，始終縈繞于先生心頭、難以釋懷的一樁未竟之事就是《遼史》修訂。病魔的侵襲反而使先生催生出加緊完成統稿工作的愿望。

        在第一次化療回家休養期間，先生高效地完成了約五十卷《遼史》的統稿。之后的兩個化療周期，先生雖體力漸漸不支，但仍繼續勉力工作，遇到比較棘手或有疑惑的問題，他還會通過郵件或電話與我們學生進行討論，反復斟酌校記文字，一絲不茍的態度絲毫未減。例如關于卷一六《圣宗紀七》太平二年的月日錯亂問題，先生在5月30日至31日兩天之內，先后給康鵬和我發了數封郵件再三商討，最后才達成一致，定為校記，其工作之認真細致由此可見一斑。憑著先生驚人的意志，整個《遼史》統稿工作終于在7月全部完成，并于當月22日正式向中華書局交稿。

        交稿之后，先生的修訂工作并未結束，而是馬上又著手編輯修訂凡例、前言及引用文獻三個文件。其中，引用文獻由我代為整理，而凡例與前言則由先生親自執筆。7月24日，先生將其草擬的《修訂凡例》發給大家征詢意見，隨后又根據我們提出的建議做了若干補充和調整。相比而言，修訂前言的撰寫任務更重，它需要對整部《遼史》的編纂過程、內容體例及流傳情況有全面的研究和通盤的把握，其工作強度無異于寫一篇專題論文。

        盡管先生病情有所反復，甚至一度出現肺損傷的癥狀，但他仍不畏繁難，利用化療間隙堅持寫作，并讓學生代為核查材料，斷斷續續地花了兩個月時間終于完成了一篇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修訂前言。此后，先生又精益求精，征求我們的意見，對這篇前言做了一些補充修改。直至11月才最終將定稿后的前言、凡例及引用文獻正式提交。

        與此同時，先生又收到了第一批送審《遼史》樣稿的反饋意見。當時他剛剛做完干細胞移植治療，身體十分虛弱，但他對蔡美彪、劉鳳翥兩位先生指出的修訂稿問題非常重視，很快就將兩份審稿意見清理了一遍，并將需要集體討論的問題列出來，讓大家發表意見。

        12月4日晚，他給大家發信說：“各位，我把大家反饋的意見做了一個匯總，從中大致可以看出諸位的學力及學術判斷力。從反饋的情況來看，意見比較紛歧，等中華書局把所有審稿意見發來之后，我們有必要在讀書課上將有紛歧的意見討論一下。”信中流露出先生對學生學術能力的關切和對《遼史》修訂稿高度負責的態度。這時離先生去世僅有一月，這封信竟是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先生的郵件。

        此后，先生病情反彈，腫瘤復發，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已無力繼續伏案工作，但他仍對《遼史》審訂念念不忘。就在先生離世的半月前，他還打來電話，與我討論耶律儼《皇朝實錄》的流傳過程及《遼史》的史源問題，并說等來年春天做完第二次干細胞移植身體恢復后，要來參加讀書課，跟大家一起討論《遼史》審稿意見。可惜天不遂人愿，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在我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遺憾！

        在剛開始化療時，先生曾說：“我的學術研究計劃只能暫時擱置了，但《遼史》的統稿工作不用去圖書館，我還可以在家接著做。”就這樣，始終對學術事業難以割舍的他，將生命最后階段的所有精力和心血都傾注在了這部《遼史》之上。乃至病危之際，他還不忘將《遼史》后續的審訂及出版事宜托付給我們學生，并叮囑我們將來還要把《遼史》修訂長編及人名、地名索引也整理出版，以便學界利用。他為遼金史研究、為學術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拳拳赤子之心實在令人動容感佩。

付出青春的六年，傾注生命的《遼史》

        2013年6月14日，我們收到先生的來信：“各位，歷時六年的《遼史》修訂工作將于明日結束，今晚翻看這些年來的修訂檔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兩封郵件發給大家分享。”次日，我們讀完最后一卷《遼史》，歷經六年多的分卷修訂工作暫告一段落。那天先生非常興奮，在讀書課上興致勃勃地總結起過去六年的收獲與感悟，當時的情景被我們用攝像機記錄了下來，這也成為先生生前最后一段影像資料。

        在那次總結會上，他回顧了這些年修訂《遼史》的大致經過，清點了每一位參與同學所點校的卷數以及發表的文章，并再次重申他接下這項修訂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培養學生。隨后，他又談到遼金史研究的現狀，并指出遼史研究對于《遼史》這部史籍的依賴性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我們通過這些年的研讀，對《遼史》一書有了最全面徹底的了解，其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他還著重分析了《遼史》讀書課帶給我們的收獲和每個人的學術成長軌跡，大家經過《遼史》點校的嚴格訓練，打下了良好的文獻功底，養成了實證研究的習慣和嚴謹的學風，在學術上非常順利地入門，具備了獨立的研究能力，這正是先生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不過同時，他也敏銳地指出了我們的局限與不足。因這些年我們大多浸淫于遼史，以致眼界過于狹窄，缺乏通史的訓練與知識面的拓展，長期來看，這將嚴重制約我們的學術發展。先生就是這樣一位令人敬佩的導師，他既為學生的進步與成長而欣喜不已，又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及時指正我們存在的問題，盡量不走彎路。在他看來，培育出能力全面、視野廣博的新一代遼金史學人，才是訓練學生的終極目標。

        此次課后，陳曉偉博士給先生復函，列出諸位同門參與《遼史》修訂的起止時間，并稱“這就是我們的青春”。很快，先生再次發函稱：“這是收獲豐厚的青春，這是無怨無悔的青春！”

        誠如先生所言，對于我們學生來說，六年青春光陰的付出換來的是學術上的巨大收獲。然而對于先生而言，這部《遼史》牽扯了他太多的精力，從起初擬定工作體例，到后來每周一天的研讀討論，再到最后階段繁重的統稿與審訂工作，先生為培養學生、為修訂《遼史》一直傾注著大量心血，并最終燃盡了自己。不過，正如我們付出的青春是無怨無悔的那樣，我想先生為學術事業所做的一切也是無怨無悔的。

        如今回想那付出青春的六年，面對這部傾注生命的《遼史》，我等弟子惟有秉承先生遺志，傳承先生學術，盡心盡力地完成余下的《遼史》修訂工作，順利出版，才不枉負我們逝去的青春，才能告慰恩師不朽的英靈!■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