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李長春的新書《遼沈大地改革潮》由人民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發行。

        該書附錄部分收錄的曾任沈陽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的劉尊田所撰寫的《青出于藍勝于藍》一文，記錄了李長春成長為一名領導干部的歷程。

        1985年4月，中共沈陽市委籌備召開第七屆黨代會，會前要做好兩件大事。一要準備起草一個報告；二要做好換屆人選的準備。

        這次黨代會是新老交替的換屆會議，年過70的李濤將從沈陽市委第一書記的位置退下來，誰來接班，變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其實，選拔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早在粉碎“四人幫”后，便提到了日程。這次選拔接班人的工作與往常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文革”耽誤了10年，因此，要解決各級領導干部年齡“上下一般粗”的問題，絕不是選拔幾個人的問題，而是要由下而上、一批批、一層層地選拔。

        為了防止“四人幫”那種“火箭式”的突擊提干，還要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只有當年輕干部進入到區、局級這一層次時，方能較易進入比較高層次領導的視線之內。

        李長春1966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正趕上“文革”，一直等到1968年春才被分配到沈陽開關廠。他最初到車間工段當工人、技術員，其后被選調到電器工業公司、電器控制工業公司，歷任副經理、經理，然后才被選調到市機電工業局任副局長、常委副書記。

        在這個時期，李長春經過了14年，先后上了8個臺階。而每上一個臺階，均離不開其曾所在黨組織的“伯樂”們的培養和推舉。

        1981年9月前后，沈陽市委第一批就選了李長春、任殿喜、周勇順等3位年輕干部，并將他們3位放在市委副秘書長的位置上，以利于近距離地考察和培養。

        1983年，沈陽市委又選拔了一批進了市級領導班子，其中有趙金城、李中魯、劉金增、艾延雋等。

        劉尊田于1982年4月到沈陽市委當秘書長時，時任市委第一書記李濤向劉尊田交待的一項任務，就是搞好傳、幫、帶。劉尊田回憶：“長春、殿喜、勇順3位同志，確實都很優秀，也各有所長，值得我學習之處甚多。特別是長春同志，由于是中央和省委考核的重點對象，而每次考核，我又是一個重點介紹者，自然對長春同志的情況了解多些，印象深一些，也確有不少感人之處，使人難以忘懷。另一方面，我把他作為當時一批優秀接班人的代表，也是作為當時領導班子集體的代表，實事求是地加以敘述，絕不是為什么人評功擺好，這是市委、市政府領導班子集體活動的重要體現，也是我個人經歷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初次見面，改革思路讓領導刮目相看

        劉尊田剛到沈陽市委機關工作時，李長春曾約劉尊田聽他的專題調查匯報。當時李長春作為市委副秘書長，協助管工業的書記劉曾浩抓企業整頓。

        李長春第一次向劉尊田匯報的題目，是反浪費問題。李長春開門見山地說：“關于反浪費，我們過去只強調解決跑、冒、滴、漏，注意揀浮財，而浮財揀得差不多了，運動又如何深入呢？我認為應向深挖底財的方向發展。”

        不等劉尊田問何謂“底財”，李長春接著又說：“所謂底財，既包括產品設計、工業改進，也包括物化勞動的節約，這方面的浪費，也是很驚人的，其潛力是很大的。”劉尊田邊聽邊想：這若沒有專業知識，又不善于思考，是不會想到這一層的。

        第二次是談企業整頓問題，李長春把沈陽國營企業的現狀，概括為“三老兩差”，即產品老化、技術老化、設備老化，產品質量差、經濟效益差。

        由此，李長春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改革思路：“現在就我們企業的現狀，就整頓抓整頓不行，必須將沈陽工業企業的調整、改組、聯合全面地抓起來，否則將影響這個經濟與社會的綜合效益。”

        劉尊田認為，當時國營工業企業的改革，還處于強調廠長負責制，建立完善責任制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階段，李長春卻針對國營工業企業經濟體制和機制上的弊端提出了“調整、改組、聯合”的創意，令人刮目相看。

光明磊落，直白提出敏感問題

        經遼寧省委考核批準，李長春于1982年8月進入了沈陽市委常委，擔任副市長兼市經委主任，又于1983年4月被選為沈陽市長。從此，中國出現了一位39歲的年輕市長。

        李長春出任市長后，就趕上了沈陽市委根據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決定開展的整黨活動。在活動中，李長春主動找劉尊田談心。李長春說：“尊田啊，有一個問題，還沒弄明白，現在總覺得我們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率干不過資本主義。可是，列寧卻說過，歸根到底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決定因素，你怎么看？”

        當時，劉尊田愣了一下。事后，劉尊田回憶：“說實話，當時，我對長春同志在整黨中能提出那樣的大問題，確是又喜又驚。喜的是，他具有共產黨人追求真理、光明磊落、不隱瞞自己政治觀點的高尚品格。驚的是，在‘左’傾思想遠沒有肅清，而當時整黨主題之一又是在思想戰線上反精神污染。就是在這種情形下，一位年輕干部竟能直白白地提出那樣敏感的問題，著實替他捏一把汗，生怕某些戴有色眼鏡的人誤解他的本意。”

        于是，劉尊田便向李長春提出建議說：“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最好到此為止。”李長春心領神會地笑了，并說：“我這不是向老師請教嘛！”于是，劉尊田心中的擔憂也隨之消除了。

39歲的市長大刀闊斧治理污染

        李長春出任沈陽市長后，大刀闊斧地帶領沈陽人民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和建設。

        在這方面，首推綜合治理南運河。這是沈陽人民在李長春市長領導下，向沈陽最大污染源宣戰，開創了民生工程之最。

        1984年初，李長春在沈陽市長崗位上剛滿一年，有人大代表在人代會上就治理南運河提出了一個議案，并獲得大會一致通過。李長春對此議案極為重視，與市城建部門一起精心研究，提出一個綜合治理方案，提交市委常委會討論。

        沈陽過去的一些老市長也不是不想治理南運河，而是人力、財力和棚戶區居民的動遷和安置這三大難題無法解決，就不得不擱置了。

        當時沈陽地方財政收入的狀況，仍處于“吃飯財政”的狀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財政拮據的狀況下，李長春市長實行“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為人民”的方針，采取軍民大會戰的形式，按照清理、清淤、綠化、建路、管理五大步一一展開治理工程。

        1987年7月南運河疏浚工程竣工后，一個從東到西，總長14.5公里，總面積314萬平方米的帶狀公園，呈現在沈陽人民面前。更使沈陽人民高興的是，他們有了一位年輕有為的好市長。中央一些領導來遼寧視察工作時，也無不光顧帶狀公園，而且是人見人夸。

推行“破產法”，敢為天下先

        1984年初，劉尊田等沈陽市委領導在研究沈陽綜合改革試點方案時，就曾考慮過如何處置那些常年嚴重虧損的企業，但因受“關、停、并、轉”老框子束縛，就放下了。當時，沈陽市委一些領導認為治理長期嚴重虧損企業，通過實行“破產”是一個新思路，但又擔心此舉在全國尚無先例，無人敢開這個先河。

        于是，劉尊田想到了勇于改革創新的年輕市長李長春，便提筆給他寫了個便條，并向李推薦了一篇講“破產法”的文章。幾天之后，李長春在一次市委常委會上鄭重提出了這個問題，并胸有成竹地說：“我們年年抓扭虧為盈，但是有些企業還是年年虧損，吃財政補貼。所謂‘關、停、并、轉’，對相當一部分企業來說，往往是關不了、停不起、轉不活。最后，只有靠行政命令，讓盈利企業吞并它，把一個好企業也拖下水。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了，對那些經營不善、長期虧損、整頓無望的企業，就應當宣告破產倒閉。企業有興有衰、有生有死，方能良性循環。至于破產處理辦法，究竟姓‘資’還是姓‘社’，目前還沒有文件根據，大家可以研究。”

        會后，李長春立即召集有關委、辦、局開會，先成立了“破產”領導小組，自任組長，親自掛帥，實行全過程的具體領導，解決了一個又一個的難題。

        總之，《沈陽市關于城市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破產倒閉處理試行規定》是邊實驗邊修改，并于1985年2月作為沈陽市政府法規性的文件正式公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地方性的“破產法規”。劉尊田回憶說：盡管它還很不規范，但已經顯示出其應有的生命力，并為國家出臺一部《破產法》奠定了基礎。

        沈陽自從試行了“破產法”后，一時名聲自外，一些新聞記者見到李長春市長，有時不免恭維說：“您是我們國家主張實行破產法的第一人。”當聽到這樣的話時，李長春都要當眾鄭重聲明：“在沈陽主張實行破產法的第一人，不是我，是市委老秘書長劉尊田同志。”

        這話是劉尊田離休多年后，從原市集體經濟班主任高志勛那里聽到的。

        劉尊田很感意外，后來鄭重表示：“對長春同志的話，我實在不敢當，在實行《破產法》的問題上，我只是向他介紹了一篇有關文章，只此而已。在沈陽試行‘破產法’的全過程，都是由長春同志親自掛帥，從決策到組織實施，從選點試驗到解決路障，他事必躬親，一手完成的。”

        劉尊田認為：由此可見，長春同志不僅是一位勇于創新、勇于實踐、勇于與時俱進的領導者，還是一位見榮譽就讓、見困難就上的好帶頭人，著實令人欽佩。

        （本文摘編自《遼沈大地改革潮——20世紀80年代振興遼寧的探索與實踐》附錄收入的《青出于藍勝于藍》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