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西南聯大的群星閃耀時

曾于里

2021-06-05 08:56

來源：澎湃新聞

于5月29日全國公映的紀錄片《九零后》，是一部很容易被忽略的佳作。這里的“九零后”，指涉的倒不是出生于1990年代之后的年輕人，而是一群平均年齡超過90歲的老人。與此同時，這里的“九零后”也誠如電影英文名“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所言，有“恰同學少年”之意，即紀錄片著重記錄了這群年過九旬的老人的少年時代。

《九零后》海報

這群“九零后”包括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兩彈一星功勛王希季，國際翻譯界最高獎項獲得者許淵沖，《呼嘯山莊》譯者、翻譯家楊苡，《讓子彈飛》原著者、作家馬識途等等。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西南聯大學生。

楊振寧

馬識途

楊苡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生靈涂炭，哀鴻遍野，國內諸多大學相繼被日寇占領或轟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這三所學校，為了尋得一塊安靜的書桌，紛紛南遷。學子們先是在長沙停留，奈何日軍的鐵蹄很快到來，他們只能再次往中國的西南轉移，前往昆明，并在這里組建了西南聯合大學。

從1937年8月開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辦學，西南聯大前后共存在8年零11個月，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段傳奇。其保存了抗戰時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養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優秀人才，其中有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2位兩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師。

西南聯大的校徽由此而來

以導演徐蓓的說法，《九零后》想要回答的這個問題：“西南聯大為什么能？”或者說，如此殘酷的戰亂背景下，這樣的教育奇跡，是怎么發生在西南聯大的？

徐蓓此前就曾經執導過5集的高口碑紀錄片《西南聯大》，這一次《九零后》的敘事手法與之有所差異。《西南聯大》更偏向于上帝視角的客觀敘述，整體而全面地復盤相關重要史料；《九零后》偏向于主觀敘述，以十幾個“九零后”的“口述歷史”連綴起西南聯大的發展脈絡，并凸顯出這群聯大學子的學生視角和生命體驗；就連文案部分，也主要選自聯大學子的日記、散文、詩歌、書信等。

可以說，《九零后》是聯大學子個人生命史與西南聯大校史的一次交匯。

西南聯大為什么能？我們可以從當時西南聯大校歌里的這一句“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找到答案。成為“人杰”，是聯大學子的共同志向。

王希季

國破家亡的背景下，聯大學子經歷太多的離亂與遷徙，就像楊苡說的：“明明是在自己國家的土地，我們卻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廣州、香港，從香港到越南海防，從海防再坐火車去昆明。”他們看到太多殘酷與死亡，就像王希季回憶跑警報時看到的場景：“我繞著城墻走，城墻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慘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慘。”

亡國的危機籠罩著每個人，落后就要挨打是昔日中國正經歷的血淋淋的教訓。聯大學子深知他們必須成為“人杰”，他們必須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與使命。“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這份拳拳愛國之心，這份建設祖國、報效祖國的強烈動力，讓西南聯大爆發出巨大的能量。

西南聯大不僅匯聚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批學生，也匯聚了當時一批最優秀的教授，比如梅貽琦、聞一多、沈從文、陳寅恪、羅庸、吳大猷等。雖然因為電影時長問題，學子們回憶老師的一些篇幅不得不忍痛刪減了，但從諸多細節，觀眾還是窺見西南聯大的學術氛圍的自由寬松。

譬如在回憶起文科教育的輪流教授學制時，許淵沖與楊振寧的觀點就截然相反。許淵沖認為，這是中國最好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文學課。楊振寧就認為，這種上課方式不太好，不太系統。這反映的不僅是文理生思維的差異，更折射出當時治學氛圍的開放包容，學子們也均有獨立的思想與判斷。有最好的教授，有最好的學習氛圍，所以西南聯大能。

許淵沖與楊振寧對輪流教授學制的不同看法

雖然西南聯大暫時地讓師生有了一塊讀書的凈土，但來到這里與享福沒有一丁點關系，相反，大家都吃了不少苦頭。教室是鐵板房，墻是土夯起來的；一間茅草房宿舍要住四十個學生，宿舍里滿是臭蟲……學子們一開始被臭蟲咬得夜不能寐，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教授們也非常清貧，他們不得不早出晚歸干點兼職的體力活來貼補家用。

但大家未曾有絲毫退縮。哪怕是跑警報時，也不耽誤讀書、學習與業務探討。就像汪曾祺說的：“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于憂患，已經很‘皮實’了……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每個人對學術、對報國，都懷揣著一種非常純粹而堅定的信念，這讓他們在炮火紛飛中有一種超然的淡定。以鄧稼先的評價，就是“pure”（純粹、純潔）。

楊振寧回憶道，“稼先贊賞一個人，或一個行為的用語是pure。誰的思想純潔，境界高尚，他就說這個人真pure。他的這個標準，既評價別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學們干脆就叫他pure。”一個“pure”的人，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剛毅堅卓的人。這種“pure”與性別無關，與年齡無關，它是一種精神狀態，可以貫穿一個人的生命始終。

所以我們看到，這群“九零后”年過九旬依然在發光發熱。翻譯家楊苡至今仍然堅持著“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潘際鑾笑著說，他每天干的活可不比年輕人少；鄭哲敏每天還上半天班，幫后輩們攻克技術難題；許淵沖仍筆耕不輟堅持著他的翻譯事業，“堅持將近一百年也是不容易的”……他們的“pure”，是“西南聯大為什么能”最有力的說明。

《九零后》的記錄富有意義。它不僅為我們還原了有關西南聯大的一段“口述歷史”；它的記錄本身，也是“搶救式”的，是與時間的賽跑。紀錄片中出鏡的聯大學子，平均年齡已經96歲，關于他們的每一次記錄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像《九零后》與《西南聯大》制作時間僅間隔兩年，《西南聯大》里十多位老人里能夠聯系上再次采訪的只有兩位，有的老人與世長辭，有的老人因為身體狀況不佳不允許拍攝；而《九零后》制作期間，就有三位老人猝然長逝。紀錄片的影像由此具備歷史“活化石”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