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全國其他方言，粵語不可謂不生猛。廣東省電視臺的不少頻道堂而皇之地用粵語播報，節目從新聞到電視劇應有盡有。其次，廣州的地鐵用普通話、粵語、英語輪番報站。

        與之相比，另外一座南方大城市上海的方言就可憐多了，電視上只有少數娛樂導向的節目如《老娘舅》使用滬語，而在地鐵上加入上海話報站的提議更是多次以時間不夠等理由遭拒。

        中國方言眾多，何以唯獨粵語能興旺發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普通話分庭抗禮呢？      

我手寫我口

        但凡一種語言想要上位，除了口耳相傳之外，有書面形式至為重要。不過歷史上中華文化圈長期把以上古漢語為基礎的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雖然唐朝以后，白話文開始發展，但它主要還是應用于非正式的文體，如小說、戲曲等，各類其他方言仍然處于可說不可寫的窘境。

        各類南方方言真正開始書寫上的嘗試得到清朝后期才開始大規模進行。而在諸多方言入文的嘗試當中，粵語顯出一項巨大的優勢——書寫容易。粵語分布于整個漢語區的最南端，遠離中原。但是，除了吸收一些當地土著詞匯以外，粵語在其他各方面都堪稱規整。

        語音上，廣州話能分中古漢語的六個輔音韻尾，四聲各分陰陽，也極少有吳閩方言保留的中古早期甚至上古的特征，可謂是很好繼承了中古晚期漢語的特點。朱熹對此評論道：“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若閩浙則皆邊東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他認為粵語音正，是因為粵人多是從中原正音中心所在地洛陽附近南下的，故有洛音的特點。

        

        詞匯上，粵語雖然在諺語俗話方面極其豐富，但絕大多數都是漢語來源，只是和北方的用法不一樣罷了。如北方人說“挑剩下的”，粵人則用“籮底橙”比喻；北方人說“叫人討厭”，粵人則說“乞人憎”，只要找出正字書寫完全不成問題。

        西方傳教士衛三畏在《漢英韻府》里就認為，寧波話中無字可寫的土詞多過粵語十倍。因此，當西方傳教士忙著創制各種方言羅馬字用以傳教——閩南白話字、閩東平話字乃至蘇州話《圣經》大行其道時，很早就和西方接觸的粵語區卻沒有流行粵語羅馬字。就連教會的粵語教材仍舊老老實實地用漢字，避免了改用拉丁字母書寫容易遭遇的種種社會阻力。

粵語白話文如何書寫？

        粵語白話文就這樣在晚清民國時期開始發展成熟，其中粵劇的功勞不可小覷。早期粵劇使用所謂“戲棚官話”演唱，其音略近桂林官話。劇本也以淺顯的文言寫成。但是隨著20世紀早期粵劇改革，唱腔中越來越多地使用粵語。與之相應，粵劇劇本也有了書寫粵語的需求，很多早期粵語白話文正是粵劇的劇本。

        

        話雖如此，和官話白話文里面有不少于古無據的字（如“這，什么”）一樣，粵語中也存在一些難以書寫的詞語。粵人在碰上這些詞的時候，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粵語白話文相對官話白話文來說，創制比較倉促，顯得有些粗糙。很多粵語字都采取“口”旁加上同音/近音字的方法來充數。如“咗”、“呃”、“嚟”、“喺”、“咁”、“哋”等。

        至于考本字？顯然，當年的粵人對如此費時費工的行為沒有多少興趣。如粵語問“誰”的時候有種說法叫mat1 seoi2，本字其實是頗為雅致的“物誰”，但通行的寫法則是“乜水”，借了這兩個字的音而已。

        

        饒有趣味的是，粵語白話字自身就能反映其歷史不長的特點。例如，“嘢”在廣州話里說je5，意思是“東西”，和“野”同音。但實際上這個詞在18世紀以前的早期廣州話和“野”并不同音，它在粵西和廣西的不少粵語里至今仍讀nje5，這足以說明粵語白話文之“野”。

        作為一種主要出現于非正式場合的文體，粵語白話文在使用上也頗為自由。當下粵港年輕人的粵語白話文中，不但“cheap”之類的英語借詞隨處可見，就連早有約定俗成寫法的“啲”都有不少人不寫，而直接以“D”來代替，其懶惰程度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盡管粵語白話文始終有那么點野路子，也不常在正式場合使用，但到底讓粵語有了相對成熟的書面語，提高了它的地位。而在正式場合，機智的粵人想出了一個很巧妙的辦法——用粵音讀國語白話文，于是我們就聽到在粵語歌曲《上海灘》中，“是”還是si6，不是“系”，“不”還是bat1，不是“唔”。這樣一來雖然地道的粵語未必能上得廳堂，但是粵音則毫無問題。     

“大殺器”香港

        有了良好的基礎，粵語只能說具備了成為強勢方言的可能。但有這種可能性的方言也不只有粵語一家，成都話、上海話等或多或少也具備這樣一些特質，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有優勢。

        例如，距離廣州沒多遠的東莞說的是土粵語，而東莞人和廣州人溝通起來就很費力。但是對于上海話而言，北到常州南及臺州都能用其較為流暢地“軋山河”，而成都話更是在川滇黔三省大部分地區交流無礙。其實，粵語之所以能發展到如今的地位，還是依靠香港這個“大殺器”源源不斷地輸出文化產品所致。

        香港開埠不久，就以粵語作為主要的交流語言，但是彼時一方面流行的文化產品如戲曲等很難大規模傳播，另一方面作為一個邊陲小鎮的香港并不具備文化產品的輸出能力。一直到二戰以后，隨著廣播、電影、電視在中國的發展和香港自身地位的提高，香港才具備了對外輸出文化的能力。

        不過，當時香港吸納了大量的內地移民，文化界尤甚，因此香港的傳媒產業在一段時間內可謂五彩紛呈，并不只是以粵語為主。除了粵語，當年香港廣播電臺還用國語、上海話、潮州話等方言播音。電影方面，由于國民黨時期推行國語，1937年后更是嚴令禁止拍攝以粵語片為代表的方言片。因此，那些從上海南下，并占據香港電影主流的各電影公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只拍攝國語片。

        雪上加霜的是，早期粵語電影多以粵語長片的形式出現，特別是粵劇長片相當受到觀眾的喜愛。因為對那些鐘情粵劇又有些囊中羞澀的觀眾而言，看粵劇長片既可以飽覽大佬官們的風采，又比進戲院捧場看戲便宜得多。但傳統戲曲由于節奏冗長，不適應快節奏的現代生活，吸引力漸漸下滑。隨著香港人對粵劇興趣的減弱，作為粵語長片頂梁柱之一的粵劇長片也慢慢走向衰落。

        1968年，由粵劇名伶任劍輝和白雪仙主演，投資一百五十萬港幣，歷時四年拍攝而成的粵劇長片《李后主》上映，雖然創下了當時的票房紀錄，但終因成本巨大而虧損嚴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粵語電影一度近于銷聲匿跡，1972年全香港甚至沒有拍一部粵語電影，粵語節目只是在電視上尚占有一席之地。

        

        但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暴動后港英政府開始重視香港華人的文化生活，遂決定扶植以粵語為代表的市井娛樂文化，鼓勵市民多賺錢少鬧事，開開心心生活。在此期間，學校國語教育逐漸消亡，而上海話、潮州話等地方方言媒體也逐步關門大吉。

        進入1970年代后，以粵語為母語的移民后代長大成人。粵語電影開始復興，更被電視反哺，擺脫了之前粵語電影或是俚俗，或是粵劇片的套路。粵語也從一門地方方言徹底完成了雅化上位的過程，相比于制作精良的香港電視節目更是飽受歡迎。

        其時，大陸電視節目多屬宣傳工具，在趣味性、娛樂性上難以和香港電視節目匹敵。于是，珠江三角洲的居民紛紛借助地理優勢架起“魚骨天線”接收香港電視臺的信號。粵地“魚骨”林立的狀況起初令人頗為不安，1980年，《羊城晚報》甚至在《“香港電視”及其他》一文中聲稱香港電視乃是“心靈的癌癥”。但從1992年開始，廣東省電視網絡正式轉播香港電視節目，香港電視節目就這樣名正言順地在廣東落地播出了。

        

        香港輸出的電影、電視節目是如此強大，幾十年間，澳門本地的香山粵語被洗成了廣州粵語，廣東省內粵語區的群眾也普遍通過電視學會了廣州腔，甚至于作為客家基地的惠陽等地不少年輕人也學會了粵語，粵語在嶺南的通達范圍大大擴張，最終形成了在中國影響力僅次于國語的語言。

        不過好景不長，隨著國家推廣普通話力度的不斷加強，廣州媒體已經驚呼“好多廣州細路唔識講白話”（很多廣州小孩不會說粵語）。粵語的強勢地位可能在歷史上終究是曇花一現的盛景而已，但這朵奇葩的美麗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