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2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馮仕政在其個人博客發表文章，抨擊高校科研體制剝削年輕人。

        馮仕政文章稱，目前整個中國高校，科研體制中一個重要的生產關系沒有捋順，名實分離：“出名的不出力，出力的不出名”、“賣名的不賣力，賣力的不賣名”的現象長期存在，已成痼疾。“出名的永遠只在那里賣名而不出力，出力的永遠只在那里賣力而不出名；越賣力就只能越賣力，越賣名就越是能賣名。”

        馮仕政諷刺了這種關系的剝削性：“二者形成一種類似于蘋果與富士康的關系：Apple永遠在那里賣品牌，富士康永遠在那里賣苦力。蘋果好賴還做研發，國內的很多所謂‘大腕’早年也許還干干活，后來完全是靠賣名，甚至賣臉啊！嘖嘖，這樣的好生意，蘋果都沒有輪著！”

        而這種體制下，剛剛入行的青年教師自然就是被剝削者。近年來，高校中青年教師對學術老大、或研究生對導師之間，往往“老板”相稱，也可看做是對這樣一重勞動關系的影射。馮仕政認為，這種關系將影響年輕人的學術獨立性：“年輕人方才入行，既無名也無臉可賣，難免要托庇于人。一旦所托非人，就會掉進上述陷阱中，萬劫不復，從此就只能當富士康，天天給人家賣力啦。‘老板’中仁慈一點的，也會對自己的“門生”從經濟上、職稱上“提拔”一下，但是，‘門生’們獨立的學術生命和學術生涯是再也沒有啦！如果沒有自己獨立的學術生命和生涯，學者還叫什么學者？當然，有一些年輕人甘愿賣命，以羽翼于人做馬仔為榮——其實這樣的人，根本就不配做學者。但絕大多數年輕人，我相信是有獨立的學術情懷，也想開創獨立的學術事業的。這樣的年輕人，怎能夠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一撥又一撥掉進陷阱里？”

        因此，馮仕政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在邀請青年教師參與項目時，要有足夠的激勵性：“一是要好吃，二是要好看。所謂‘好吃’，就是要給報酬和經費，不能讓人白干活，年輕人“啼饑號寒”的，什么都缺，但什么都沒有，不容易。所謂‘好看’，就是要給名。現在很多課題，一個老大承包下來，就讓下面的年輕人去干，最后從科研記錄上看，都記在老大的名下，只算老大一個人的成果。現在能不能改變這種體制，把課題立項直接立到真正干活的人頭上，讓他們今后在官方的科研記錄上也能露露臉，有個名兒。不要說這個‘名’不重要，咱們現在的科研考核、職稱晉升，可都按科研記錄走的呀。俺在大學里混了這么多年，又作為所謂‘領導’管了這么多年科研，太明白這個事兒啦！”

        而在從體制上理順科研項目制中的剝削機制之外，馮仕政認為青年教師要堅持學術事業的獨立性：“不要輕易“入伙”，去傍大腕，當馬仔。真要當年沒瞅準，掉陷阱里了，也要像陶淵明一樣敢于決裂，切忌粘粘糊糊，藕斷絲連，這樣只會越陷越深，被迫決裂的時候代價更大。

        最后，馮仕政向那些在做“老板”的“大腕”們發出懇求：“別這樣，行行好。大家都不容易，相互折騰，何苦來哉。解放年輕人，其實也是解放自己。就像馬克思講的，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固然不爽，資產階級也淪為利潤最大化的奴隸，天天被利潤率逼著跑，就很爽么？”

眾青年學者熱議項目制中的“剝削”：文科社科不一樣，跟對人最關鍵

        究竟馮仕政文章所言的是目前高校科研項目制中的普遍現象，還是僅僅是個別的不公正？澎湃新聞就此問題采訪了多位高校青年教師，發現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多種聲音。

        首先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師看法不太一樣。例如幾位歷史學系的“青椒”表示，“這種情況我沒經歷也沒聽說過，估計是理工科比較多吧。” 多位文科青年教師表示，對于項目所得分配不均、視老師為“老板”的現象，在理工科中最為嚴重。某位法學院青年教師認為：“（理工科的青年教師）不抱大腿活不了，沒有課題，就沒有資金，實驗設備，就沒有成果。”這一差異大約和現代科學的生產機制有關。歷史、中文等人文科學的知識生產機制大多是個人性的，與同行合作的機會不多，因此也就不存在誰剝削誰的問題。“歷史學界的年輕人都是自己申請課題、自己出成果，沒有給誰打過工。就算加入導師的課題組，也獲利不少，沒見過這么委屈的。”某位歷史系青年教師如是說。

        而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機制介于人文和理工科之間，許多大型社會調查項目，也需要大量人手進行數據采集和整理工作。一位法學院青年教師說：“在社會科學研究里，過去大家都采取作坊制，追求個體化成就，后來學術分工太細了，大家就傾向于團隊研究，在團隊里一定會有較有聲望的人擔任領袖。”因此他們對這一問題的感受就更深些。

        某政治學系青年教師認為：“項目制本質上是個分贓體制，是少數學術寡頭與國家的合謀。就像黨派分贓體系是黨魁得好處一樣，高校項目制中也是學術寡頭好處拿的最多。雖然學術行業的專業獨立性使得它必須采用學徒制，青年人打工跟著長者做無可厚非,但是中國當下那些成名的學者，沒有形成獨立的共同體維護此行當內部的規矩和晉升原則，而是和國家合謀壟斷海量資源，這就有問題了。”

        更多的青年學者認為，這一制度下能否為自己打開職業進步的空間，關鍵在于“跟對人”，某位清華大學的青年教師說：“項目制類似于封建領主制，青年教師是否是受害者，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板”是否公正。其實，以我自己的經歷，一方面，還是有項目給青年學者，一方面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尚未證明自己，參與一些別人的課題可能也有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得看準人，有的“老板”一不給錢，二不給正常的署名權，把年輕人當包身工來用，這種老板還是離遠點好。

        不是說參與大課題就一定人身依附了，小作坊單干就真的自由，反例也比比皆是，人首先選擇自己真愛的問題，恰好遇到絕佳的群體，方法論上也認同，就欣然入伙了。同樣，那些想著吃獨食，卻研究不出眉目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一個人畢竟精力有限，干一輩子就那么點成績，《中國科技史》這種研究肯定不是李約瑟一個人就能干的。

        有的年輕學者真是學術打工仔，純把項目當生意，誰有錢就貼上去，不管自己喜歡不喜歡，今天做反恐怖主義，明天就做食品安全，這真不是他們在身份上附庸于人，而是一開始就打定了抱大腿的主意。一個初衷就要從事獨立研究的人，不會這么干的，他會很精心地選擇自己參與的項目，包括主持者和團隊，就跟姑娘找對象似的。”

        也有人認為，現在的學術生產制度就像企業制度一樣，變成老板與打工者之間的關系其實并無不妥。某位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認為，長期地看，項目制可能是公平的。“教授的能力是拉來項目，然后分給講師干，講師再找學生干。雖然教授不干活，但人家也有不無或缺的貢獻因素。這就像企業家和打工者的關系，不好說前者就一定是剝削者。另外，打工的人熬上去，就又可以讓下面干活了。”所以對于青年教師來說，反正“拉不到活兒”，從給別人干做起更有盼頭。

        而說到此一問題的提升與解決之道，一位同樣來自法學院的青年教師認為，大佬剝削“青椒”這個問題，在當前的學術體制下是無解的。“大佬們就是要找人去干活，不然項目就沒有人做；而青椒們要評職稱，發論文，要學術委員會討論通過。學術委員會就是這些大佬組成的。”

        一個制度的優劣，往往要看它是否有配套制度解決其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這名法學院的青年教師就認為，“在國外，這個問題也不是很好解決，他們的青年教師也是要圍著大佬轉的，好在國外科研人員流動性比較強，所以只要科研過硬，總是能謀個好的差事。所以如果要讓我在這個問題上發表看法的話，我覺得關鍵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科研人才流動體制，如果科研人員想跳槽，原單位不準卡住不放。這樣，大佬們就不敢太剝削你，因為你科研只要足夠好，培養了多年人走了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