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深圳晚報》記者在報道歌手姚貝娜逝世時，假扮醫生助手潛入病房拍攝遺體的舉動，在引發了公眾的憤怒，同時也在媒體圈內引發了關于記者報道倫理的一場大討論。媒體人是否已由于自身的不當行為，已成為公眾眼中對等待著壞消息的貪婪禿鷲？目前大部分媒體人在一致批評《深圳晚報》的同時，也有不少說法認為記者的做法屬于操作性問題，還不需要上升到倫理層面來討論。

        真相與倫理的斗爭貫穿整個新聞業發展史，真相與人心，孰輕孰重？就此一問題，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傳媒與設計學院教授何鎮飚投書澎湃新聞，認為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在于尊重新聞價值。

饑餓蘇丹的誤讀

        最近關于記者是禿鷲，或者媒體是禿鷲的說法正在成為網絡輿論熱點。“禿鷲”的說法，來自1994年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獲獎作品《饑餓的蘇丹》，圖片上一位奄奄一息的黑人小女孩正艱難地爬行在去往救濟所的路上，她的背后，是一頭冷酷的禿鷲。這張照片的攝影者是南非自由攝影記者凱文卡特。事實上，凱文卡特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媒體記者，他一直受多家媒體雇傭，1993年被路透社全職雇傭。自由攝影記者和媒體記者有比較大的區別，譬如卡特的相關費用，主要由自己承擔。照片拍攝于1993年年初的蘇丹，當時蘇丹戰亂頻繁，發生了嚴重的大饑荒。在拍完照片之后，凱文科特將照片版權售予美國《紐約時報》，于1993年3月26日刊發。由于照片巨大的視覺沖擊力和感染力，引發了全世界對蘇丹大饑荒的強烈關注，各國政府紛紛呼吁停止蘇丹內戰，給予人道援助。照片也因此獲得普利策獎。但是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人致電紐約時報，詢問照片中女孩的下落。卡特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于是受到一片指責。根據卡特當時的自述，他等待了20分鐘，希望真實記錄下這一刻，甚至他想拍到禿鷲展翅的鏡頭。最后，他按下了快門，趕走了禿鷲，并放聲慟哭，想擁抱自己的女兒。

        令人意外的是，1994年7月28日，凱文卡特被發現自殺身亡，年僅33歲。公眾猜測，獲獎照片的倫理拷問直接導致了他的死亡。新聞學院在講述《饑餓的蘇丹》時，也往往會導入媒介倫理的話題。但事實真如此嗎？從1994年到2008年，各類關于凱文卡特之死的文字、采訪、紀錄片等還是展示了多方位的可能。在卡特去世當天，給他帶來無盡榮譽和指責的《紐約時報》發表Bill Keller寫的《凱文卡特，以蘇丹照片獲得普利策新聞獎，33歲去世》一文，詳細介紹了他的死因。綜合多種國外資料，卡特的自殺并不是《饑餓的蘇丹》直接導致的。學者們和記者們普遍認為，直接死因有兩個。首先是卡特的好友肯奧斯特布魯克的意外身亡，他倆和格里格馬力諾維奇、喬席爾瓦四人被稱為“幫幫俱樂部”。1994年4月18日，也就是在卡特獲得普利策獎的6天之后，幫幫俱樂部來到約翰內斯堡附近的小鎮Thokoza，就在卡特回城去取照片的當口，他從收音機里聽到好友肯在搶戰中去世，馬力諾維奇身受重傷。卡特非常自責，表示他自己才是應該中彈的人。而他在自殺前見的最后一個人，就是肯的遺孀。另一個自殺的原因則是貧困，雖然獲得普利策獎，但是并沒有為他帶來經濟上的改善。他必須接一個又一個危險的工作，而接連幾次工作失誤，又使他陷入交不起房租的窘境。正如他在遺書中寫道“房租的錢、養孩子的錢、債務的錢，錢！”而卡特的父親則認為，“工作帶給凱文太多恐懼和憎惡。”

        2006年8月17日，美國HBO頻道播出了一部記錄短片《凱文·卡特之死：幫幫俱樂部的傷亡》，再次用紀錄片的形式講述了幫幫俱樂部的故事，展現了獨立攝影師對新聞業的貢獻以及自身的窘境，梳理了凱文卡特之死的復雜性。

        因此，把卡特的自殺，和《饑餓的蘇丹》照片中的新聞倫理聯系起來，認為卡特是因為違背了媒介倫理而內疚自殺，顯然是夸大的。卡特并非因為在新聞倫理的自責中去世，他時刻面對死亡和暴力，承受了無法繼續承載的心理壓力與喪友之痛。事實上，卡特的照片引起了世界對蘇丹饑荒的高度重視，他也盡力保護了被拍攝者。只是，在讀者們看來，他可以做得更好。

不可愛的新聞界

        2008年邁克舒德森出版了《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一語道破了新聞界成為眾矢之的的意義和價值：維護民主。也許批評者們看不到圍在女歌手病床外的所謂“狗仔隊”和“民主”有著怎樣的關聯。

        我在個人微博表達過，記者守護在歌手的病床之外，并不違背新聞倫理。女歌手是娛樂明星，帶給人們動聽的歌聲，通過媒體，公眾了解并喜歡女歌手的演唱，關注她的各類事件。這些事件，包括明星們希望通過媒體展示給公眾的，也包括明星們不希望公眾獲知的、對于他們本身并沒有正面價值的新聞事件。但是對于媒體來說，不論正面或者負面的新聞，公眾都可以并且應該知道。只是，媒體還需要面對一個倫理的問題。

        關于公眾人物的定義，只是常見于西方媒體和學術圈，國內并無所謂“公眾人物”的概念，也沒有公眾人物的言行與新聞報道之間的關系界定。但是，中國新聞界正在遵循這種約定俗成，譬如文章和馬伊琍的“周一見”等等。事實上，西方的“公眾人物”主要是指政治人物，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事關公眾利益，時刻在媒體的監督之下，因此也有“公眾人物無隱私”這種說法。而娛樂明星，是通過讓渡隱私權，獲得媒體的報道的，因此，他們只是享有部分的隱私，更多的隱私已經被媒體曝光所取代。

        那么女歌手的離世，記者們被批評為嗜血，又關民主何事？新聞界是一類行業，一種職業，一個專業。正如舒德森在《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開篇所討論的，阿倫特認為真理和政治之間存在恒久的緊張關系：不同于“規范性真理”，由事實和事件所組成的“事實性真理”有其本質上的脆弱性，容易被權力挾持威脅，因此需要一些與權力保持距離的制度性建構，特別是學術、司法和新聞業的獨立地位，以捍衛民主賴以維系的事實性真理。舒德森指出，公眾必須容忍并保障新聞業的“不可愛”或甚至是“討人厭”的諸般表現，因為正是他們受法律與政治文化保障的“頑固”和“傲慢”，確保了新聞業得以對直面權力并且敢于對權力說真話。所以，記者的不可愛，不是因為嗜血，更不是因為禿鷲，而是為了新聞界的立場和話語權。

倫理的兩難與堅守

        關于西方的媒介倫理，我曾總結為十六字：探求真相，最小傷害，獨立負責，保持透明。那么首先就是探求真相。雖然我也曾經引用福柯的名言“沒有真相，只有話語，只有權力。”但是，探求真相，則是媒體的天職。這16字互相約束，但并不互相矛盾，這種彼此約束，就形成了媒介倫理的兩難。譬如探求真相和最小傷害。記者進入病房，當然就是探求真相，但是如果沒有遵循最小傷害，那么就面臨著尋求真相和避免傷害，哪個更重要的問題。因此這里突兀出來一個問題，真相的價值幾何？對于女歌手辭世而言，并沒有更大的新聞價值值得讓記者去傷害家屬。在機場剛剛獲知航班失聯的乘客家屬同理。我們會發現，關于新聞價值的討論之所以會貫穿整個新聞研究史，并非邏輯黑洞，而是具有基礎意義。對于戰地記者而言，記錄戰爭比參與戰爭重要，因為戰場上的士兵成千上萬，而記錄戰爭的，只有幾個戰地記者。記錄戰爭是記者的職責，和士兵贏得勝利是一樣的。而凱文卡特之惑就在于，記錄真實固然重要，但舉手之勞可以拯救一個孩子，這和尋求真相并不矛盾，這20分鐘的希望記錄驚人影像告知世人，和讓一個孩子處在危險之中，就成為了媒介倫理的兩難。雖然，禿鷲是腐食類動物，主動攻擊人類的概率微乎其微。

        從國內的新聞環境來看，把守候在病房的記者稱為“禿鷲”就是一種危險的誤讀。重大傷亡責任事務現場，也有大批記者，他們千方百計獲得傷亡者名單，核心目標是監督政府或者企業。名人病床之外的記者，并非等待死亡，然后交稿下班，這顯然是用惡意揣測想象了記者的職業道德和生存現狀。

        雖然，在我國新聞報道環境并不樂觀，但這不是逃避新聞倫理的理由。正如有律師所暗示的那樣，中國的法制環境并不比新聞環境優越，但是律師和法律工作者們，卻在努力維護法律的專業地位。新聞從業者一談專業主義，一談新聞倫理就抗拒，就覺得是書齋之言，對中國新聞業的發展，并無積極意義，也會招致更多的“禿鷲”之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