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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張榮華:康有為的保皇會如何雇傭和培養刺客?
【編者按】
2014年年底,上海朵云軒拍賣行在秋季拍賣會“康同璧舊藏康有為與保皇會文獻專場”中公布了一批重要文獻。其中包含康有為與康同壁、保皇會成員的大量往來信件,及美國、加拿大保皇會各類文件。這批文獻比較完整地記錄了康有為1905年首次赴美的活動。
康有為從1898年戊戌政變之后便流亡海外,輾轉十余年,期間他依托保皇會進行保皇救國,推行君主立憲等政治活動。一直以來,康有為的海外活動并不為世人了解,而他依托保皇會所進行的暗殺活動、資助萬木草堂子弟留學等,更是湮沒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之中。此次朵云軒披露的相關文獻,揭開了他海外流亡活動的冰山一角。為此,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特約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復旦大學歷史系張榮華教授,為讀者呈現康有為的海外流亡生活及保皇會的各類政治活動。

澎湃新聞:從1898年變法失敗后,康有為便流亡海外,16年間,康有為足跡涉及亞、歐、美三大洲。流亡期間,他都去了哪些國家,主要做了些什么?
張榮華:康有為出游16年這個說法并不確實,只是他自己的說法:“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1898年9月底,康有為從上海到香港,再由香港出發前往日本,一直到1914年7月,經由香港回到上海。前后共17年。康有為流亡海外和重返故國,起點和終點都是在上海。

他在海外這些年的具體行蹤至今尚未理清。其中值得注意的,除了首尾兩段時間在日本,主要就是在1904年離開印度,擺脫隱居生活以后的歐美之行,即從1904年6月到1908年底。這段時間在歐美,康有為游歷了像意大利、法國、英國、加拿大、美國、墨西哥、瑞士、瑞典、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奧地利、德國、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這些國家。其中有些歐洲國家實際上是反復出入。比如他對法國、英國、德國,自稱是分別去過七、八、九次。1908年底開始他居住在南洋新加坡。
除了游歷以外,康有為在海外流亡的這些年里,主要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開創保皇會的事業。

澎湃新聞:提到保皇會,我們知道,這是1899年康有為以勤王為名,在加拿大成立的。這一組織,無疑是康有為開展海外政治活動的基石。保皇會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其主要的活動又是什么?
張榮華:保皇會的名字表述不一。最早被稱作保商會,后來康有為聽從加拿大一個華僑的建議,保商不如保皇,就改名保皇會。又稱中華帝國維新會(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還稱作保救大清皇帝公司。1906年以后,保皇會先后改名為國民憲政會、帝國憲政會及帝國統一黨。短期也曾用過國民黨的稱呼。保皇會雖然是1899年7月在加拿大維多利亞成立的,但它的性質可以看作是戊戌維新變法期間保國會的延續和擴展。
保皇會的宗旨就是三合一,忠君、愛國、保種。或者可以換另一種表述,保種、保國、保工商。成立保皇會的直接原因是在戊戌政變后,康有為向英國、日本等列強求救,請他們出面干預,受到冷遇,不得已將目光投向海外華僑。于是開始轉向借助華僑的力量自立勤王。所以他在海外建立保皇會,目標很明確,就是吸收華僑當中的兩類人:僑商和會黨。
定義這個團體并不容易。過去簡單把它定義為改良派的政治團體,這并不可取。現在說它是一個華僑社團組織,或者時髦的說法,說是國際化特征的松散的海外流亡團體組織,實際上也是隔靴搔癢。過去梁啟超說它是“儼然一政府之雛形”,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就直接定義為“中國未有之大政黨”。這兩種說法實際上更切合康有為心中的預期。因為康有為一直把它當成一個“影子政府”來經營,為他以后回國執政提供實踐經驗。
保皇會的活動涉及眾多領域。政治上,在保皇名義下推行虛君共和制和憲政改革,探索建立現代黨國政治的途徑。經濟上,借鑒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理念、模式和經驗,在華僑當中招股集資,從事投資、開辦實業等工商業活動。文化教育上,支持華僑教育,推行留學規劃,并廣泛刊行各種報紙雜志,深化宣傳的喉舌作用。武備上,保皇會在美國開辦各類干城學校,培養文武兼備的人才。另外還專項資助從事暗殺活動的敢死隊和刺客。
保皇會在各個方面可以說是齊頭并進,戰線拉得很廣。但它內部組織卻很松散。雖然它名義上有總會、分會、支會,但彼此并無級屬關系 。康有為主要依靠個人魅力來掌控這個機構。在保皇會內部,康有為屬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種奇里斯瑪型的領袖人物。保皇會事業的發展與僑民會員對他的崇敬程度是成正比的。一旦康有為的人格受到質疑,保皇會的事業就會停止,甚至倒退。
總而言之,保皇會的各項活動,可以說是被迫中斷的戊戌維新事業在海外的延續和拓展。它的活動性質是變法維新事業的延續,所以研究中國現代化史不應該忽略保皇會譜寫的現代化歷程的海外篇章。當然要深入研究保皇會并非易事。它有點類似于敦煌學,文獻資料分散在世界各個地區,屬于一個國際性的研究領域。也需要世界各國通力合作,才能深入探討。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保皇會有專項資助暗殺活動。此次在朵云軒公布的材料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正是康有為密謀刺殺孫中山的信札。事實上,這并非康有為第一次密謀刺殺。康有為計劃刺殺過哪些政治對手?具體是怎樣的情況?
張榮華:孫、康關系的研究歷來引人注目。二人雖在1899年后結怨甚深,但還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對孫中山而言,他不止一次地說過,戊戌政變后,清廷全力追捕緝拿康梁,反而減輕了對革命黨人的壓力,從而使革命黨人獲得更多活動空間。所以間接地要感謝康梁為他承擔的風險。而康有為認為孫中山和榮祿一樣,要派刺客刺殺他。比如他在印度的時候就認為,日本人宮崎寅藏就是孫中山派去刺殺他的。但對于刺殺孫,康有為更多只是說說而已。他在布置刺殺任務的時候,只是榮祿的方面布置得多一點,從沒有去布置刺殺孫中山。在這次朵云軒公布的給他女兒的信之前,從沒聽康有為提及。之前南長街梁氏檔案里面保存的康有為給梁啟勛的信里面 ,康有為也曾痛罵孫中山,但未提起要刺殺孫。
這次密謀刺殺的由頭主要是1905年下半年,梁啟超寫信告訴康有為,孫中山要派留日學生進京刺殺光緒皇帝。這使康有為大受刺激。因為他期待有朝一日回國執政,而回國執政的前提是光緒親政。如果光緒被孫中山刺死,就等于擊碎了康有為的回國執政夢。這是他難以容忍的。所以這個消息令康有為非常震怒,才出現信中讓他女兒要陳岳崧出面行刺。后來大概覺得梁啟超的消息不靠譜,也就不了了之。

保皇會確有雇傭刺客的具體規劃和專項預算。用康有為自己的話說就是“養俠”、“辦事”。辦事在康心里有特指的含義,就是辦暗殺的事。這方面的活動,因為隱秘性比較強,康有為在給親信子弟的私信里面也不愿多說,諱莫如深。
因為按他的說法,辦事與談道不同,“談道貴陽,辦事貴陰”。所以他引用孫子兵法說:“難知如陰,不動如山。所以沉深靜密者,乃能辦事。”在保皇會內部,康有為手下的兩大副會長,管轄的具體職責就是梁啟超是負責陽的談道的一面,徐勤是負責陰的一面,管辦事。現在有關刺殺的信息,只在康有為跟徐勤的信里面有所披露。徐勤給康有為的信里面就更直白地講,荊、聶之事他認為是中國第一要事 。這和康有為的認識比較相同。梁啟超雖然不管刺殺這一面,但他通過寫文章,鼓吹刺殺之道。典型就是1905年發表的《中國武士道》。《中國武士道》里面鼓吹荊軻、聶政之事 ,代表了中國悠久的暴力文化傳統。
保皇會籌劃刺殺的對象,首當其沖的就是慈禧跟榮祿。其他還有張之洞、李蓮英、李鴻章、劉學詢、董福祥這些人。像梁鐵君因為謀刺慈禧而被殺,以及在日本槍殺劉學詢,這已經是廣為人知的事。而刺殺董福祥,了解這件事的幾乎沒有人。一般認為董福祥是病死的。實際上按照康有為給梁啟超的信,回答梁啟超懷疑養刺客投錢過多,成效甚微時就提到,你梁啟超不管這方面的事,我有另外的人布置下去。董福祥就是一個顯明的成果。
根據最新的研究,在康有為的兄長康有儀1904年秋給梁鼎芬的告密信中的敘述,保皇會在北京、上海、陜西一帶布置刺客的規模相當驚人。僅僅派駐上海的刺客就有110人。在北京,開店鋪的、開茶館的那些兩廣的人士,十有八九是康有為布置的刺客。或許康有儀出于邀功的目的,有夸大其詞的嫌疑,但這潭水水深難測卻是事實。
除了重金雇用像陳士廉、梁元理這樣的豪杰之士,康有為還有計劃地培養刺客。如康有為在和美國保皇會負責人譚良的來往信中,就經常談起如何“養五十”。有研究認為這是養五十名刺客,實際上是誤解。“五十”是指留美的女學生薛錦琴,是代用李商隱的詩“錦瑟無端五十弦”。針對慈禧太后偏愛女留學生這個特點,康有為有意識地讓保皇會出資,讓薛錦琴到美國去留學,待畢業后回國,伺機行刺慈禧。她在美國就住在譚良家里,一切生活起居都由譚良來供養。但按照譚家人的觀察,薛錦琴壓根就沒想準備刺殺慈禧,她只是想沾光,由保皇會全額資助到美國留學。她還動員好友雷潔瓊,跟她一起騙保皇會的錢,但雷潔瓊沒有去。可見保皇會在培養刺客方面,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錢投進去之后,人家就不干事了。

康有為過于看重暗殺的作用和意義,后來自己反受其殃。康有為在歐洲游歷之后,最后相中瑞典,準備在回國無望的情況下,定居在瑞典終老。他在那邊買好地皮后,卻在1908年8月份匆匆出逃。這是因為,他和他貼身的親信隨從兼保鏢林兆生鬧翻了。林兆生不僅在海外廣泛傳播謠言,污蔑康有為各種各樣的丑事,還聯絡瑞典黑手黨、燒炭黨,暗殺康有為。康有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得已逃離瑞典,而且從此以后再未回到瑞典 。康詩集中那首奇怪的長詩《不敢再來行》背景即在此。

澎湃新聞:通過康有為這起暗殺孫中山的計劃,我們看到保皇會與革命黨在海外的彼此爭斗。今人大多對兩派思想上的攻訐有所了解,但其背后往往也有實利上的沖突。保皇會與革命黨同時立足海外,都希望得到華僑的支持。當時兩派在爭奪華僑的支持方面有怎樣的沖突呢?
張榮華:保皇會主要吸收兩類會員:僑商、會黨。海外華僑的上層富裕階層,也就是僑商,大多較容易接受康有為灌輸的君主立憲觀念,在政治上、經濟上多支持保皇。因為他們自己也想通過花錢捐官,有朝一日光宗耀祖,回家鄉謀個一官半職。而康有為把保皇跟救國等同起來,將對宗族、對地緣的認同,上升為對朝廷祖國的認同。在經濟上通過招股的形式,由康有為做出口頭許諾,以后加倍返還。把政治信仰和經濟利益捆綁在一起,就很容易吸收那些僑商。康有為的保皇會在北美吸收的僑商的數量是非常多的。
相對來講,革命黨是遲到者,在爭取僑商方面完全落于下風。但革命黨人在普通底層的華僑中認同感比較強。最突出的是對華僑的會黨組織的爭取。中國古代秘密結社,到了海外以后變成了會黨,像三合堂、致公堂等。不同的會黨,統稱為洪門。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里面專門講到美國當地華僑的會黨組織,聲勢非常之大。北美的華僑當中,據說十有八九都是洪門中人。
孫中山與康有為對于洪門的拉攏態度實際上是一樣的。康有為在1899年,在加拿大已經贏得了洪門的支持。孫中山到了美洲后,也如法炮制,在華僑當中廣泛宣傳。孫的策略是他們是新革命黨,而洪門的前身,明末清初的秘密結社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老革命黨。老革命黨人和他的新革命黨人應該是一家人。這實際上就破解了康有為的宣傳伎倆。康有為的伎倆是把救國與保皇聯系起來,而孫中山是從歷史上說老革命黨和新革命黨是一家。
后來,因為保皇會在經濟上的困難,當初對華僑予以豐厚回報的口頭承諾沒有兌現,使得華僑倒向孫中山革命黨一邊。當然這也有種分化的現象。洪門內部本身就分化為兩派,并不像現在研究所說的,1905、1906年以后基本上倒向革命黨。實際上始終贊同康有為理念宗旨的,在華僑之中大有人在。這個情況在南洋也是這樣。像丘菽園也是這樣。丘菽園一開始對康有為的資助非常多,后來他和康有為反目成仇,就資助孫中山的事業。但他和康有為的個人私交一直很好 。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薛錦琴是由保皇會全額資助留學的。其實流亡期間,康有為從保皇會的經費中專門拿出一部分用以資助萬木草堂子弟留學讀書,包括梁啟勛、麥鼎華、徐良等人。康有為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舉措?
張榮華:康有為流亡海外多年,一直相信有回國執政的一天。所以怎樣培養各類專門人才,以備將來執政的需要,也就成為康有為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實際上,他從1900年起就零星地派遣萬木草堂弟子親信留學海外。而形成長期的保皇會資助的留學規劃,大概是在1905年底。這一年,他正式定下第一批大概40個人到歐洲、美國、日本留學,接受專業的、先進的知識教育。所以他在年底發函要求橫濱、上海、香港各地的保皇會,推舉候選人的名單,由他來斟酌確定。而在他本人預先確定的資助留學對象中,包括梁啟勛、麥鼎華、徐良、羅昌、王家駒、林鐸、周國賢等,幾乎是清一色的親信子弟。像徐良是徐勤的兒子,王家駒就是王覺任的兒子,羅昌這時正在和他女兒鬧姐弟戀,周國賢是他的貼身親信、英文翻譯。這也反映了康有為鮮明的用人唯親、唯舊的理念。他最相信的還是保皇會當中萬木草堂的學生。
康有為要求保皇會每年撥付三萬元作為資助留學的專款,具體由洛杉磯保皇會的會長譚良來負責。譚良為確保留學的費用資金不斷源,便建議開酒店,將經營所得專門用來資助留學。在他的建議下,康有為1906年在芝加哥開辦了瓊彩樓酒店。康有為評價它是“興學育才之舉”。后來因為財務運轉不暢,及保皇會內訌,很快資助留學對象縮減為每年不超過十個人。1909年后,保皇會的財政滯脹嚴重,康有為也退縮到南洋,來往信中已經不再提及資助留學的事情。
保皇會資助的學生雖然人數少,但是在民國的政法界、文教界、科教界都留下了活躍的身影。比如他的女婿羅昌,回國以后在北大英語系和徐志摩、溫源寧齊名。現在有關中國近代留學史的研究,實際上應該補上萬木草堂留學史這一章。

澎湃新聞:錢穆曾說:“南海早年, 實為歐洲文明之謳歌崇拜者, 其轉而為批評鄙薄, 則實由其親游歐土始。”您怎么看待錢穆的評價?
張榮華:錢穆的這篇長文(《讀康有為歐洲十一國游記》)是典型的斷章取義,是借康有為的酒杯來澆自己心中的塊壘。為此還不惜曲解康有為的原意。
比如,其中摘錄最長的是德國游記中的《萊茵觀壘記》。錢穆引述的段落原意是講歐洲列國分治自立,彼此之間戰爭不斷,流血不止,使得遺留至今的古堡、戰場的遺址觸目皆是。相反中國幾千年長治久安,民眾免于流血沖突,所以今天在中國可以憑吊的古戰場遺跡寥寥無幾。
但康有為這段話的結論是禍福相倚、得失相照。他認為歐洲因為常年戰爭競爭,直接后果就是今天在政治上超越了中國。這才是這篇文章最后的結論,其重心所在。而錢穆抹去了這段重要的結論,反從文章其他地方摘錄了幾句,拼接在下面,感慨中國人因為一統格局而免于戰禍,對歐洲人因小國寡民的政治而飽受劫難表示同情和哀傷之情。
錢穆接著認為康有為是要證明歐洲的政治破碎黑暗,民生憔悴。這就和康有為的結論完全不同。如果只讀錢穆這篇文章,而不去對照康有為原稿的話,就不會察覺錢穆的這個嫁接術。如此斷章引述,完全曲解了康有為的原意。
這其實也是錢穆蔑視康有為的另一種表達法。錢玄同曾在日記里說:“錢賓四最討厭康有為,故所作康有為學術述評,對康氏說的是一無是處。”這是我們今天拜讀錢穆相關論述所要了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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