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論語》作為一部主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恐怕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一部古代儒家經典，其中的很多名句我們都耳熟能詳。然而你可知道顏回吃飯所用的“簞”是什么東西？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到底是用什么樂器演奏出來的？孔子眼中有益心智的游戲又是怎樣玩的？

       

簞：竹子編的圓形飯盒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顏回住在貧民窟，即“陋巷”。從戰國陶文資料來看，“巷”是一個普遍的地緣行政單位，“巷”的下面是“里”。顏回住的“陋巷”，應該是貧民居住區的某個“里”，不是家族合聚，而是孤單的獨門獨戶。

        顏回這樣的貧寒之家，生活條件非常差。只有一個竹器“簞”裝的飯，一個葫蘆瓢裝的飲水。“簞”，鄭玄注是“簞，笥也”。邢昺說，鄭玄注釋《曲禮》時提出“簞”是圓的，“笥”是方的。說“簞”就是“笥”，只是為了方便表述，因為二者都是同一類的竹器。竹笥，是用竹子編制的器物，可以裝衣服，也可以裝食物。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中發現了一些竹笥，有的裝有絲綢衣物，有的裝有漆器、銅器，有的裝有各類食品。在其中，有一個被稱為“圓竹笥”的器物，徑長23.3厘米，高5.4厘米，其中裝著銅鏡和鏡衣（見下圖）。根據鄭玄、邢昺的解釋，可以確定，這件圓形的竹笥就是“簞”。這種圓形竹笥“簞”，也見于包山楚墓的二號墓 、江陵九店東周墓 。可知，屬于非常流行的常見器物。

左為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簞”，右為江陵九店東周墓出土之“簞”

        顏回所用的圓竹笥“簞”，也就是這一形象，其大小、容量，差不多也就是個飯盒。類似于現代人一個便當，拿來吃一天。張光直先生說，當時最低限度的飲食標準，就是一些谷類食物和一些飲水。顏回的生活標準，在春秋時代來看，也是最差的一類。在如此貧寒的條件下，顏回卻能安貧樂道，這便是歷來儒者所說的“顏子樂處”。

        在孔子看來，富貴并非壞事，貧窮也并非美德。如果富貴可以獲取，“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但如果不能獲取富貴，則可以“從吾所好”。顏回的美德，并非在他的貧窮。孔子主張，“貧而安樂，富而好禮”。如果遭遇了貧困，能夠固守德性的追求，乃是一種美德。換言之，貧困是一種不幸。古儒并非歌頌不幸，而是歌頌在不幸中仍能捍衛原則的君子人格。

        米塞斯曾談到，大自然一點也不慷慨，對人類維持生存不可缺的東西，它的供應非常有限。在前現代，財富很少，絕大多數的人都生活在貧困中。只有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興起，商品才變得便宜，生產的效率上升，很多會死于前現代的人，在近現代社會才得以獲得較有質量的生活 。在孔門中，不僅僅是顏回生活在貧困中，子路也曾感嘆“傷哉，貧也”（《禮記?檀弓下》）。甚至孔子也談到自己有時的貧困狀態（“丘也貧”，《檀弓下》）。原憲住在陋巷，漆雕開是貧寒的“工人子弟”，閔子騫、伯牛等人都生活貧寒。甚至子貢的早年，也是“鄙人”（《荀子?大略》），有過貧寒的經歷，后來通過經商改善了經濟狀況。和前現代其他的人群一樣，孔門師弟普遍貧困。

        可是，孔子從來未將普遍存在的貧困視為美德之源。他說“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顯然已經注意到好的經濟狀況，更容易讓人養成知禮儀的美德，而貧困對人的進德，往往構成潛在的傷害。他也希望顏回能富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并稱贊商人子貢是簠簋之器。在孔子經濟條件較好時，他會努力幫助別人，甚至接濟原憲的鄰里鄉黨（《雍也》）。富裕的美德，不但是好禮，更是去扶危濟困，幫助弱者。當然，“君子固窮，小人窮思濫矣”。在前現代社會，非常容易遭遇貧窮。如果遭遇了窮困，還能堅守住進德的樂觀心態，這樣的人格，是真正的君子。

韶塤：讓孔子忘記肉味的樂器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述而》）

        孔子在齊國聽聞的《韶》樂，據說是大舜的音樂，孔子對這一音樂的評價是盡美盡善（《八佾》3.25）。此種音樂的特點，正如學者所說：“韶是古樂，音節簡單，出自自然，不矯揉造作，有原始質樸的風格。……韶樂的聲調，柔和自然。聽起來是一片平和氣象，可以稱得上是盡美盡善 ”。孔子青年時期，在齊國學習這種音樂，三個月不知道肉的味道。于省吾則根據兩件東周青銅器銘文字形中“月”和“日”互用的情況，推測“三月”為“三日”。若是照此說，孔子是幾天不知道肉味，而不是幾月。

        從山東青州出土的東周韶塤判斷，齊地之“韶樂”，很可能為韶塤所演奏之樂。學者認為，孔子在齊國所聞的韶樂，應當就與這種韶塤有關。下圖為齊地出土東周韶塤的形象及銘文：

齊地出土的韶塤銘文

        舜的時代，非常遙遠而古樸，因此舜時的音樂，也必然是質樸而平和的。從考古發現來看，史前的樂器，主要有笛、塤、石磬等。塤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樂器，目前發現最早的一件塤，是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時代的遺物。在距今六千年的仰韶半坡遺址中，發現過一件，能發二音。在距今四千余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也發現了陶塤，有兩個指孔，能發三音。另一件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塤，也是兩個指孔，能發三音。從考古材料可知，史前大舜時代的塤，應當是那種只能發出簡單二音到三音之類的古樸樂器。舜的《韶》樂，必然是音調簡單、平和，但有塤的低沉厚重與質樸之美。齊國貴族陳氏，源自陳國，而陳國公族是舜的后裔。因此，通過陳氏，齊國保存了舜的《韶》樂，還保存了演奏《韶》樂的韶塤。孔子在齊國，欣賞的就是這種蒼涼古樸，卻又厚重平和的韶塤之樂。

韶塤之形象

        先秦的中國人，以古樸、簡潔為高尚。周人的祭祀中，禮器崇尚古物，喜用古樸粗陋的古器，卻不用當時看來比較時尚的先進器具；周人的祭禮，還推崇玄酒（清水）明水，認為這古老質樸的清水，比用時尚的美酒更高貴；用的音樂，則是《清廟》一類的古老之音，聲音遲緩，節奏緩慢，遠遠沒有當時的“流行音樂”諸如鄭衛之音那樣美妙輕快。所以，魏文侯曾給子夏說，自己聽當時的“流行音樂”很快樂，聽先王的古樂就昏昏欲睡 。

        在孔子時代，社會上一般的流行文化，和現代人差不多，都是“我愛你”、“你愛我”之類的流行音樂，當時叫“鄭衛之音”，通俗易懂，符合社會上普通人的口味，但孔子對這類流行音樂不感興趣。魏文侯聽古樂聽得昏昏欲睡，孔子卻欣賞那高遠、古樸的韶塤，乃至忘記了肉的味道。孔子不會說，要強迫全社會的人都去欣賞韶塤，因為這既是對社會邊界的僭越，也是對精英文化的褻瀆；但孔子也不會主張，精英就降格到大眾的層次，大家都去聽《愛情買賣》一類的東西。說你不聽《愛情買賣》，就是用“權力”在“壓迫”或“規訓”人民。在孔子看來，高貴就是高貴，低俗就是低俗，這是一種自然之事實，精英與大眾本來就不平等，沒有必要拉平。我們精英就是喜歡韶塤，欣賞那古樂的高遠、古樸。我們精英不會強迫聽《愛情買賣》的人去欣賞韶塤，但韶塤就是就是比《愛情買賣》高貴，這是一個基于自然的事實，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去否認。

博戲：先秦時代的麻將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陽貨》）

        人都有惰性，吃飽了飯，無所事事，大有人在。這種麻木的精神狀態，恰恰也是不用心的結果，怕動腦筋、想問題。顯然，人要進德，用心是最起碼的先決條件。無論是三省吾身，還是退而習禮，甚至于去體會顏子之樂，都需要用心思投入，而不是心智麻木，無所事事，浪費光陰，像宰我那樣白天睡覺。孔子認為，你就算是玩一點兒低級趣味的游戲，活躍一下心智，也總比當酒囊飯袋，吃飽了無所事事的好吧。

        低級趣味的游戲，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博戲，一個是圍棋。

        博戲，又叫六博，從東周到秦漢都在流行，是市民小民們的最愛，類似于現代人打麻將。六博是由博局、六箸、十二顆棋組成的。雙方每人六顆棋子，一般為黑白二色。玩法是“投箸行棋”。還有一種“骰子”，叫“煢”，功能與箸一樣，用來投棋。其中一種的棋子是一大五小，最大的棋子叫“梟棋”，代表棋子的首領，在對博過程中，以吃掉對方“梟棋”為勝。也有的玩法中沒有“梟棋” 。在曲阜魯國故城M3、M52、M51三座墓葬，就曾出土過博具 。這表明博戲在東周的魯國社會中，確實是一種流行的大眾游戲。

左為四川新津出土漢代畫像磚博戲圖，右為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博具

        “弈”是圍棋，時代極其古老，很可能產生于史前時代。目前出土發現最早的圍棋實物，是西漢早期陽陵遺址中的一件圍棋棋盤，是利用一件鋪地方磚刻畫而成，線條扭曲不直，屬于臨時隨意加工而成。顯然，在工地上隨意地用一塊地磚劃幾道扭曲不直的線，就用來當作圍棋盤下棋，如此隨意，自然是當時工地上工人休憩時的娛樂工具。但這也表明，在當時的社會，圍棋還沒有登上大雅之堂，還在最底層的民眾中間流行。只是到了魏晉時代，圍棋才上升到士人精神的自覺層次，有了韋昭寫《博弈論》，曹攄的《圍棋賦》，甚至將圍棋稱為“手談”，視同清談，被納入到士人內心自覺的系統中，只有這以后，圍棋才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西漢早期，圍棋只不過是大工地上勞工們稍作休憩的粗糙娛樂，在更古老的先秦時代，也大致如此，流行于底層社會，不登大雅之堂。

        在傳世文獻中，博弈兩種游戲，有時候還會與聚飲酒等低俗活動聯系在一起。如上博簡《容成氏》簡45中，就說商紂“厚樂于酉（酒），尃（博）亦（弈）以為槿（嬉）”。在先秦時的人們看來，酗酒、玩博戲、圍棋，都是類似的墮落游戲，因此都加到商紂身上。從這里也可感受到，“博弈”在當時的語境中，是何等的低俗和受到輕蔑。

        孔子舉了他生活時代最兩種最鄙俗的娛樂活動為例，來說明即使是沉溺于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戲，也勝過了麻木無所用心，當酒囊飯袋混日子的狀態。這也表明，在古儒看來，當酒囊飯袋混日子浪費生命，是比低俗的智力活動更大的罪過。余英時先生曾以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倫理為例，他們認為浪費時間是最大的罪惡，睡眠過長是極不道德之事，人在世間盡職必須勤勞等，這些精神均與唐宋之際新禪宗、新道教、新儒學的精神轉型頗有類似處。尤其是宋代新儒家，不浪費光陰，不說閑話、不問閑事，不可懶惰等觀念，均與近代韋伯強調清教倫理頗有相似之處。余老所論，頗具深厚的歷史穿透和洞察力。而筆者所強調的則是，宋代新儒家諸如朱熹強調“在世間吃了飯后，全不做些子事，無道理”等精神，其實也同樣與先秦古儒思想有密切聯系。孔子早就指出，浪費時間是錯誤，在世間“吃了飯后”，也很有必要“做些子事”。

        （本文摘自李競恒《論語新劄：自由孔學的歷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