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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樂器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李競恒
2015-02-06 16:1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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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論語》作為一部主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恐怕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一部古代儒家經典,其中的很多名句我們都耳熟能詳。然而你可知道顏回吃飯所用的“簞”是什么東西?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到底是用什么樂器演奏出來的?孔子眼中有益心智的游戲又是怎樣玩的?

       

簞:竹子編的圓形飯盒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顏回住在貧民窟,即“陋巷”。從戰國陶文資料來看,“巷”是一個普遍的地緣行政單位,“巷”的下面是“里”。顏回住的“陋巷”,應該是貧民居住區的某個“里”,不是家族合聚,而是孤單的獨門獨戶。

        顏回這樣的貧寒之家,生活條件非常差。只有一個竹器“簞”裝的飯,一個葫蘆瓢裝的飲水。“簞”,鄭玄注是“簞,笥也”。邢昺說,鄭玄注釋《曲禮》時提出“簞”是圓的,“笥”是方的。說“簞”就是“笥”,只是為了方便表述,因為二者都是同一類的竹器。竹笥,是用竹子編制的器物,可以裝衣服,也可以裝食物。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中發現了一些竹笥,有的裝有絲綢衣物,有的裝有漆器、銅器,有的裝有各類食品。在其中,有一個被稱為“圓竹笥”的器物,徑長23.3厘米,高5.4厘米,其中裝著銅鏡和鏡衣(見下圖)。根據鄭玄、邢昺的解釋,可以確定,這件圓形的竹笥就是“簞”。這種圓形竹笥“簞”,也見于包山楚墓的二號墓 、江陵九店東周墓 。可知,屬于非常流行的常見器物。

        
左為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簞”,右為江陵九店東周墓出土之“簞”

        顏回所用的圓竹笥“簞”,也就是這一形象,其大小、容量,差不多也就是個飯盒。類似于現代人一個便當,拿來吃一天。張光直先生說,當時最低限度的飲食標準,就是一些谷類食物和一些飲水。顏回的生活標準,在春秋時代來看,也是最差的一類。在如此貧寒的條件下,顏回卻能安貧樂道,這便是歷來儒者所說的“顏子樂處”。

        在孔子看來,富貴并非壞事,貧窮也并非美德。如果富貴可以獲取,“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但如果不能獲取富貴,則可以“從吾所好”。顏回的美德,并非在他的貧窮。孔子主張,“貧而安樂,富而好禮”。如果遭遇了貧困,能夠固守德性的追求,乃是一種美德。換言之,貧困是一種不幸。古儒并非歌頌不幸,而是歌頌在不幸中仍能捍衛原則的君子人格。

        米塞斯曾談到,大自然一點也不慷慨,對人類維持生存不可缺的東西,它的供應非常有限。在前現代,財富很少,絕大多數的人都生活在貧困中。只有隨著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興起,商品才變得便宜,生產的效率上升,很多會死于前現代的人,在近現代社會才得以獲得較有質量的生活 。在孔門中,不僅僅是顏回生活在貧困中,子路也曾感嘆“傷哉,貧也”(《禮記?檀弓下》)。甚至孔子也談到自己有時的貧困狀態(“丘也貧”,《檀弓下》)。原憲住在陋巷,漆雕開是貧寒的“工人子弟”,閔子騫、伯牛等人都生活貧寒。甚至子貢的早年,也是“鄙人”(《荀子?大略》),有過貧寒的經歷,后來通過經商改善了經濟狀況。和前現代其他的人群一樣,孔門師弟普遍貧困。

        可是,孔子從來未將普遍存在的貧困視為美德之源。他說“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顯然已經注意到好的經濟狀況,更容易讓人養成知禮儀的美德,而貧困對人的進德,往往構成潛在的傷害。他也希望顏回能富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并稱贊商人子貢是簠簋之器。在孔子經濟條件較好時,他會努力幫助別人,甚至接濟原憲的鄰里鄉黨(《雍也》)。富裕的美德,不但是好禮,更是去扶危濟困,幫助弱者。當然,“君子固窮,小人窮思濫矣”。在前現代社會,非常容易遭遇貧窮。如果遭遇了窮困,還能堅守住進德的樂觀心態,這樣的人格,是真正的君子。

韶塤:讓孔子忘記肉味的樂器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述而》)

        孔子在齊國聽聞的《韶》樂,據說是大舜的音樂,孔子對這一音樂的評價是盡美盡善(《八佾》3.25)。此種音樂的特點,正如學者所說:“韶是古樂,音節簡單,出自自然,不矯揉造作,有原始質樸的風格。……韶樂的聲調,柔和自然。聽起來是一片平和氣象,可以稱得上是盡美盡善 ”。孔子青年時期,在齊國學習這種音樂,三個月不知道肉的味道。于省吾則根據兩件東周青銅器銘文字形中“月”和“日”互用的情況,推測“三月”為“三日”。若是照此說,孔子是幾天不知道肉味,而不是幾月。

        從山東青州出土的東周韶塤判斷,齊地之“韶樂”,很可能為韶塤所演奏之樂。學者認為,孔子在齊國所聞的韶樂,應當就與這種韶塤有關。下圖為齊地出土東周韶塤的形象及銘文:

        
齊地出土的韶塤銘文

        舜的時代,非常遙遠而古樸,因此舜時的音樂,也必然是質樸而平和的。從考古發現來看,史前的樂器,主要有笛、塤、石磬等。塤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樂器,目前發現最早的一件塤,是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時代的遺物。在距今六千年的仰韶半坡遺址中,發現過一件,能發二音。在距今四千余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也發現了陶塤,有兩個指孔,能發三音。另一件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塤,也是兩個指孔,能發三音。從考古材料可知,史前大舜時代的塤,應當是那種只能發出簡單二音到三音之類的古樸樂器。舜的《韶》樂,必然是音調簡單、平和,但有塤的低沉厚重與質樸之美。齊國貴族陳氏,源自陳國,而陳國公族是舜的后裔。因此,通過陳氏,齊國保存了舜的《韶》樂,還保存了演奏《韶》樂的韶塤。孔子在齊國,欣賞的就是這種蒼涼古樸,卻又厚重平和的韶塤之樂。

韶塤之形象

        先秦的中國人,以古樸、簡潔為高尚。周人的祭祀中,禮器崇尚古物,喜用古樸粗陋的古器,卻不用當時看來比較時尚的先進器具;周人的祭禮,還推崇玄酒(清水)明水,認為這古老質樸的清水,比用時尚的美酒更高貴;用的音樂,則是《清廟》一類的古老之音,聲音遲緩,節奏緩慢,遠遠沒有當時的“流行音樂”諸如鄭衛之音那樣美妙輕快。所以,魏文侯曾給子夏說,自己聽當時的“流行音樂”很快樂,聽先王的古樂就昏昏欲睡 。

        在孔子時代,社會上一般的流行文化,和現代人差不多,都是“我愛你”、“你愛我”之類的流行音樂,當時叫“鄭衛之音”,通俗易懂,符合社會上普通人的口味,但孔子對這類流行音樂不感興趣。魏文侯聽古樂聽得昏昏欲睡,孔子卻欣賞那高遠、古樸的韶塤,乃至忘記了肉的味道。孔子不會說,要強迫全社會的人都去欣賞韶塤,因為這既是對社會邊界的僭越,也是對精英文化的褻瀆;但孔子也不會主張,精英就降格到大眾的層次,大家都去聽《愛情買賣》一類的東西。說你不聽《愛情買賣》,就是用“權力”在“壓迫”或“規訓”人民。在孔子看來,高貴就是高貴,低俗就是低俗,這是一種自然之事實,精英與大眾本來就不平等,沒有必要拉平。我們精英就是喜歡韶塤,欣賞那古樂的高遠、古樸。我們精英不會強迫聽《愛情買賣》的人去欣賞韶塤,但韶塤就是就是比《愛情買賣》高貴,這是一個基于自然的事實,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去否認。

博戲:先秦時代的麻將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陽貨》)

        人都有惰性,吃飽了飯,無所事事,大有人在。這種麻木的精神狀態,恰恰也是不用心的結果,怕動腦筋、想問題。顯然,人要進德,用心是最起碼的先決條件。無論是三省吾身,還是退而習禮,甚至于去體會顏子之樂,都需要用心思投入,而不是心智麻木,無所事事,浪費光陰,像宰我那樣白天睡覺。孔子認為,你就算是玩一點兒低級趣味的游戲,活躍一下心智,也總比當酒囊飯袋,吃飽了無所事事的好吧。

        低級趣味的游戲,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博戲,一個是圍棋。

        博戲,又叫六博,從東周到秦漢都在流行,是市民小民們的最愛,類似于現代人打麻將。六博是由博局、六箸、十二顆棋組成的。雙方每人六顆棋子,一般為黑白二色。玩法是“投箸行棋”。還有一種“骰子”,叫“煢”,功能與箸一樣,用來投棋。其中一種的棋子是一大五小,最大的棋子叫“梟棋”,代表棋子的首領,在對博過程中,以吃掉對方“梟棋”為勝。也有的玩法中沒有“梟棋” 。在曲阜魯國故城M3、M52、M51三座墓葬,就曾出土過博具 。這表明博戲在東周的魯國社會中,確實是一種流行的大眾游戲。

        
左為四川新津出土漢代畫像磚博戲圖,右為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博具

        “弈”是圍棋,時代極其古老,很可能產生于史前時代。目前出土發現最早的圍棋實物,是西漢早期陽陵遺址中的一件圍棋棋盤,是利用一件鋪地方磚刻畫而成,線條扭曲不直,屬于臨時隨意加工而成。顯然,在工地上隨意地用一塊地磚劃幾道扭曲不直的線,就用來當作圍棋盤下棋,如此隨意,自然是當時工地上工人休憩時的娛樂工具。但這也表明,在當時的社會,圍棋還沒有登上大雅之堂,還在最底層的民眾中間流行。只是到了魏晉時代,圍棋才上升到士人精神的自覺層次,有了韋昭寫《博弈論》,曹攄的《圍棋賦》,甚至將圍棋稱為“手談”,視同清談,被納入到士人內心自覺的系統中,只有這以后,圍棋才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西漢早期,圍棋只不過是大工地上勞工們稍作休憩的粗糙娛樂,在更古老的先秦時代,也大致如此,流行于底層社會,不登大雅之堂。

        在傳世文獻中,博弈兩種游戲,有時候還會與聚飲酒等低俗活動聯系在一起。如上博簡《容成氏》簡45中,就說商紂“厚樂于酉(酒),尃(博)亦(弈)以為槿(嬉)”。在先秦時的人們看來,酗酒、玩博戲、圍棋,都是類似的墮落游戲,因此都加到商紂身上。從這里也可感受到,“博弈”在當時的語境中,是何等的低俗和受到輕蔑。

        孔子舉了他生活時代最兩種最鄙俗的娛樂活動為例,來說明即使是沉溺于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戲,也勝過了麻木無所用心,當酒囊飯袋混日子的狀態。這也表明,在古儒看來,當酒囊飯袋混日子浪費生命,是比低俗的智力活動更大的罪過。余英時先生曾以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倫理為例,他們認為浪費時間是最大的罪惡,睡眠過長是極不道德之事,人在世間盡職必須勤勞等,這些精神均與唐宋之際新禪宗、新道教、新儒學的精神轉型頗有類似處。尤其是宋代新儒家,不浪費光陰,不說閑話、不問閑事,不可懶惰等觀念,均與近代韋伯強調清教倫理頗有相似之處。余老所論,頗具深厚的歷史穿透和洞察力。而筆者所強調的則是,宋代新儒家諸如朱熹強調“在世間吃了飯后,全不做些子事,無道理”等精神,其實也同樣與先秦古儒思想有密切聯系。孔子早就指出,浪費時間是錯誤,在世間“吃了飯后”,也很有必要“做些子事”。

        
        (本文摘自李競恒《論語新劄:自由孔學的歷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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