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經典與解釋”叢書從構想至今剛好是十五個年頭。主編之一劉小楓這樣描述：“去年秋天，上海新聞出版部門的領導視察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猛然見到展出的這個作品，大吃一驚，怎么一下子出了這么多，就特別的指示應該好好宣傳。”

        1月10日，“經典與解釋”叢書十五年350種出版紀念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舉行，成為一次引入矚目的回顧和反思。

        “經典與解釋”叢書由劉小楓教授、甘陽教授策劃并主編，于2002年開始在華夏出版社出版，2004年以后華東師大出版社加盟，之后兩家共同出版該套叢書，平均每年出書約30種。350多種的量蔚為大觀，“經典與解釋”叢書也已蜚聲學界，在社科學術出版領域有很大影響，成為學術書店的必備景觀。

        出現在此次研討會上的是一串耳熟能詳的名字：劉小楓、甘陽、汪暉、張志揚、陳來、劉北成、童世駿、吳飛、丁耘、干春松、趙汀陽等等……讓我們聽聽他們說了什么，小編截取了其中幾個有趣的片段。

古典風范做書不容易

        劉小楓：因為審稿力量嚴重不足，難免出現在交稿后發現問題、稿子改的一塌糊涂要重新排版的情況，還有一些時候，到了出版的版權期限，譯者不僅不能夠定期交稿，還有干脆放棄了的，這給出版社帶來了很多的麻煩，甚至造成了經濟損失和負擔，這是我們是心存感激的。

        10多年的翻譯和審編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我們得不到國家經費的支持，無法聘請專業人士做審校，甚至有一段時間，連基本的稿費都沒有著落。在最艱難的時候，有人慷慨解囊，每年支持20萬，支持了三年，給我們的譯者翻譯補貼和提供審校費。我們到了人大以后，在楊慧林院長和孫郁院長的支持下東一下西一下，得到一些支持，能夠維持基本翻譯的費用。

        楊慧林：劉小楓教授在人大是一個很有古典風范的學者，他從來不申請項目和經費。

        甘陽：人文學科不需要項目，不需要搞什么課題。我呼吁人文學界應該共同努力，廢除人文學界的項目，申請一個項目那么費勁，一本書都寫完了。我基本相信人文學界一張紙一支筆就可以了，不需要搞什么花頭的項目。項目對人文學界是破壞、損害的，建設性的東西很少，而且項目變成了學術的標準。但是在沒有項目的情況下，學校的支持還有出版社的支持是比較重要的。感謝兩位了不起的出版家，他延續了80年代以來出版家的風范，我覺得這個不容易。

怎樣看待馬克思和古典傳統的關系？

        張志揚：現在西方已經有“馬克思回來了”這個呼聲，西方對馬克思的需要，我們中國對馬克思也有中國的需要。

        汪暉：馬克思主義確實對今天來說是另外的一個時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晚清的新諸子時代后的一個新經學時代，它具有經的地位，變成我們思考歷史的脈絡。我們之后要沖擊它，也正是因為它變成教條化。我們要重新解放思想打開，可是它構造了一個真正的經學時代。

        丁耘：大家都覺得現在馬克思主義不大行了，不行是馬克思主義自己不行，還是搞馬克思主義的人不行？我說點怪論，說點得罪人的話。馬克思主義是有威力的，但是在學的人如果是沒有很大的力氣，是發揮不出威力的。為什么？因為今天的聰明才智之士都被吸收到其他的方面去了。

        馬克思主義存在在哪里，就存在在新中國，它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身體，沒有新中國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是西方的一個學派，其實跟盧梭、尼采差不多的地位，但是有了這幾個國家，特別是有了中國，特別是有了現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這個地位遠遠高于尼采，因為我們的政教秩序是按照他建立起來的。

        馬克思和古典傳統的關系，要從中國語境去評價。比如說延安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講把這個經典推到人民當中去的？馬克思主義在這起的作用并不是說人文黨校搞馬哲的教授發揮的作用，而是共產黨組織的群眾動員，實際上建立了現代的中國人民，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現代史的政治主體。政治建構活動，不管是學西學還是古典的學院派，都非常難做到，我們也不要求你學過的人做到這一點，但是學和政教的關系要理順。可能到這個時候我們才能夠比較透徹的看馬克思主義跟古典傳統的關系。

非西方世界只有中國的人文學科在增長

        汪暉：去年的春天我到印度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組織的一個非西方世界人文學科的總評估，這個結果是什么呢，非西方世界的地區，人文學科的整個狀況都處在衰落中，后來發現只有中國（包括臺灣地區）是增長的。

        甘陽：中國學者，特別是在做西學翻譯時，是在努力的把西學作為中國學術文化共同體一部分工作來看待，而香港的很多學者從個人來說是很好的學者，但是不會做翻譯，他把自己工作看作就是西方學術界的一個分支。

        香港有很好的學者但是沒有很好的學術共同體，只有單獨地和國外某一個專業相結合。我們一直以來提倡先從翻譯開始，如果你是做西學的話，就是思考如何用中國的語言表述，成為中國人思考方式的一個資源。

        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剛才強調的，中國無論是做中學還是做西學就是中國學術共同體的一部分，這里有做中學的、西學的還有做馬學的，但是能非常強烈地感受到大家互相在說什么在做什么，比如說做中國哲學的人會明白我和劉小楓為什么要做這套書。

        中國文明的復興和發展，需要一個中國自己的學術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這也是為什么十年來我兩次反對北京大學的改革方向，這個改革方向就是要香港化，并不是哈佛化，只是香港化，我覺得這是危險的，會產生出不好的學術傳統。